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第104部分

到净化和皈依。毛将这个过程比喻为治病：“说理〔原文如此——原作者注〕
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大喝一声，说：‘你
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全部的目
的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付
敌人是必要的，但不应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
毛的神化当然不是在整风运动中突然出现的。他本人的爱好权力的天
性、他在建立一个有影响的并起作用的联合体中的成就，以及他的政策的成
效，是他在长征后的几年中逐渐上升到不受挑战的突出地位的主要原因。如
上所述（见前《与国民党的“磨擦”》），蒋介石地位的平行上升也起了作
用。随着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蒋顷刻间成为具有世界声望的领
袖和中国抗日的象征。到　１９４３　年晚些时候，蒋在开罗会议上被公认为四巨头
之一，而前几个月他那本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的发
表则是他试图成为国内唯一领袖的大胆努力的一部分。毛和中共有力地抵制
了这种要求。①露骨地说，如果有对蒋的崇拜，必然也有对毛的崇拜；一个无
名的“党中央”可不行。
政治和组织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政权是通过各级
党、政、军以及群众组织的互相连锁的机构行使的。这些机构在陕甘宁比在
敌后根据地发展得更好，而且它们上面就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这些
组织比旧王朝或民国的要全面和有效得多。就它们征集——或要求——老百
姓的众多成分广泛参与的特定意义而言，而不是就被统治者选举他们的最高
领导人或决定政策而言，它们也是民主的。然而政治控制和群众支持的现实，
与党本身设置的标准以及它试图表现的公众形象有相当的差距。丁玲和王实
味等知识分子敢于以党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公开暴露的正是这样的一些缺点。
然而，在党的机密材料中，党的各级领导人也坦白承认类似的障碍。
问题之一是不断滋长的官僚主义和蔓延的墨守成规。这种迅速扩张的几
乎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仅表现在管理陕甘宁边区本身，而且还表现于指导远离
延安的各个根据地的越来越广泛的战争活动。许多干部是“脱产的”，这对
面临经济困难的落后地区老百姓说来，是一种沉重的负担。①
问题之二是政治结构未能完全深入村一级，通常停留在上一级的乡，乡
管辖不定数量的村。党中央对县与乡之间的行政“距离”也很关注。②此外每
一级活动的协调也因强调等级制而受阻碍。尽管主要组织机构有相互连锁的
性质，但每个机构都有它自己的垂直指挥系统，它主要对该系统负责。③同一


① 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特别是陈伯达）很认真对待这一挑战，或许想利用它 在党内提出不要作出危害毛
泽东或损伤他的形象的行为。晚至　1945　年（中共 七大上），毛泽东承认“国民党仍然有颇大的影响和实
力……我们一定要降低 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达到提高我们的影响和地位”。见怀利 《毛
泽东主义的出现》，第　218—225　页。
① 只可能粗略估计。党籍并不直接有价值，因为许多级别低的党员参加生产。 1941　年末，有大约　8000　名
官员支领谷物俸给（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 路》，第　152　页）。这个数字显然不包括党的高级干部，
也不包括大约　4　万名 守备部队，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大部分也是非生产者。因此，总数可能达到　5　万 人。
在　140　万人口中，大概　1/3　弱为　15　岁至　45　岁的男子。这样，陕甘宁壮丁 可能有　10％脱离生产。
② 村级的规避行为在民间作家赵树理的受到官方赞扬的短篇小说《李有才板 话》中有生动的描写。
③ 这位虚构的主人公是一个贫苦不识字的农工，擅长板话，他用尖锐的打油诗揭露村中要人多年来欺骗从
区里来巡视的共产党干部。



级的不同部门相互之间在工作上经常产生困难。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党与军
队之间，八路军干部经常瞧不起地方上的干部。如果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发表的一份
调查有典型意义的话，士气低落也是个问题：在中央财政厅，被调查的党员
中有　６１％说他们自己对被指派的工作“不安心”①
为克服这些困难，实施了两项紧密相关的新政策，它们都明白无误地带
有毛泽东的印记。这两项新政策均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整风运动前几个月开始。
第一项称为“精兵简政”，旨在减少政府和军队中的官僚主义。第二项是“下
乡”，即要干部更加深入农村，部分地是把许多从上层精简下来的干部下放。
这两项政策结合在一起，把许多政治和经济任务分散下去，从而为垂直的指
挥机构与每一级的横向协调之间提供较好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政府
和军队的干部被命令回到生产中去；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意味着从事农业、
垦荒或原始工业。特别要下放到基层去的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可在农
民中经受艰苦条件的磨炼变得坚韧起来（一项矫正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
式主义的措施），也可贡献他们当地所急需的聪明才智以指导农村事务。
这些工作在　１９４１　年、１９４２　年和　１９４３　年冬被积极地推动，时间安排与农
闲季节一致。军队被命令以中世纪“屯田”制的现代形式尽可能多地生产出
自己的口粮和其他给养。位于延安东南约　３０　英里处的南泥湾是实施这一计划
的模范。八路军的第　３５９　旅被指派在这里专门从事农业和基本工业的生产达
数年之久。到　１９４３　年，该旅声称所需之物的　８０％左右已能自给。甚至烟瘾极
大的毛泽东也在延安他住的窑洞外面象征性地开辟了一小块土地种植烟叶。
虽然没有过硬的证据，但这些政策无疑收到了某些实效，特别在组织和
动员方面。“然而并未报导总的成绩，而是强调像南泥湾计划那样的示范性
成就，并且〔反复〕宣传‘精兵简政’政策……也暗示了进展或许并非那么
显著”。　　１９４３　年初，在第三轮“简政”期间，一位高级领导人承认，专职
干部的数量已由　１９４１　年的　７９００　人增加到　８２００　人。①
考虑到陕甘宁这些改革的总的基调以及强调“群众路线”和“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令人惊讶的是群众组织本身似乎并未起重要作用。我们
手头只有　１９３８　年陕甘宁这些组织的资料，据说当时人口的　３０％（１４０００００　人
中的　４２１０００　人）参加了农民协会；与此同时，大约　２５％的妇女和　３２％的男子
分别是妇女组织成员和兼职民兵。“人们怀疑这些组织大部分徒有虚名，他
们的功能基本上被政府和党所接替……在活动频繁时期（像　１９４２　年减租运
动）之间，它们的成员和组织大量存在于纸面上。”②
统一战线。与国民党日趋恶化的关系及受日本强化治安的打击，使党更
注意统一战线的工作，而不是更少。自　１９４０　年中期起，中共首脑机关一再发
布秘密指示，强调对待“友军”、对待除最亲日或最反共的组织以外的一切
组织以及对待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统一战线工作
部是在　１９３７　年在中央委员会之下成立的，在下级组织中也同时成立。这项工
作的重要地位可由下列事实看出：从　１９３９　年末（当时王明被调离）直到　１９４５


① 《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3　日）。这次调查也显示　87％党员在抗日战争爆发 后入党；39％是文盲。这
是我所知的唯一的这类“民意调查”。
① 引自施兰：《游击经济》，第　193　页。关于人员数据，见谢尔登：《革命中国的 延安道路》，第　215—216
页。这个领导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 2。25　万人（不含军人）享受供给制。
② 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　142—143　页。



年或　１９４６　年，周恩来的主要职务是中央统战部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敌占区工
作部部长。他确认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并暗示在他的前任的领导下这被严重
地忽略了，因此他反复号召要积极发展和恢复各级统战部。①
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并非只是一项战术措施，而是处于弱小和危机时期
的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总战略的一部分。从地方事务到国家政策的每一个具
体问题都可以分析为有三个组成部分：党及其坚定的支持者，占大多数的中
间阶层，以及“死硬”的敌人。目标是通过赢得尽可能多的中间分子的支持
或保持中立来孤立“死硬”派。然后孤立之敌就可能被各个击破。早在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毛就断言：“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
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
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②然而这项战略的运用则是战术性
的和极为灵活的，目标是经过仔细限定的团体或组织。正是因为统一战线是
为革命的长远目标服务的，它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公式化，在各种情况下试
图发现和利用那些可能推动党的事业的人物、问题、诱因或压力：


过去，通常的做法是进行政治性的交往；极少人去做交朋友的工作，甚至达到冷淡不愿意与
人合作的程度。今后，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家庭、同乡、同学、同事等等）和社
会习俗（送礼、过节、分担困难、互助等），不仅与人建立政治上的友好关系，而且要与他们成
为私人朋友，这样，他们才能对我们完全坦诚相待，说心里话。③

按照这种精神，１９４０　年春中共公布了“三三制”。根据这个方案，政权
的民众机关——但不是党或军队——如有可能，都应由　１／３　共产党，　１／３　非
党的左翼进步人士和　１／３“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组成。如毛所解释的那样：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
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
开明绅士。……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①

因此，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根据地政权更能被农村人口中的上层人士所接
受，但它也表明共产党并未放弃领导。在实践中，这一代表制的变化是很大
的。毛的指示本身已指出“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
须依当地实际情况施行，不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
在陕甘宁，１９４１　年后党员在民众机关中的比例一直相当好地遵守为中共
党员规定的　１／３　的指标。在少数情况下，当选的党员从代表大会的席位上退
出——加以公开的鼓吹——以便更符合要求的比率。边区领导觉得这项政策
相当有助于减轻由于大量增税受到沉重打击的中上层农民的恐惧并赢得他们
的支持——尽管较为贫苦的农民担忧以前的地主和土豪劣绅会逐渐恢复他们
的权势。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这种部分真实、部分象征性的改善与其产品增长
的份额结合在一起，使这些社会阶层规规矩矩——特别是因为他们几乎别无


① 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16—121　页。
② 毛泽东：《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7　页。
③ 引自中央统战部　1940　年　11　月　2　日指示。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269　页。
①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36　页。



选择。
那时把　１９４０　年至　１９４４　年间陕甘宁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以及组织上／
政治上所采取的措施加在一起，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中共试图在群众中树立
的形象，也没有达到外界观察家有时所做的评价。然而他们的效率却是令人
难忘的，特别在与同一时期国民党政权的作为相比时，更是如此。

敌后根据地的新政策

在战争中期，华北和华中敌后根据地面临的危机不仅更加严重，而且与
陕甘宁有所不同。例如，陕甘宁不必应付军事进攻，也没有被迫从一地转移
到另一地。陕甘宁的行政机构比其他根据地更健全，并且战前社会经济的变
化已经大有进展。因为中共控制的敌后地区很不相同，而有关资料又很零散，
想在这有限的篇幅里，一个根据地一个根据地论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限
于相当一般地描述事件和政策，用取自一个或几个根据地的例子对它们加以
说明。如果让它们看起来比较一致而不是实际情况，那就会歪曲复杂的现实。
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所有根据地机关都采取广泛的主动和被动的防御
措施。村民、存粮、牲畜及其他财产撤到安全地区或隐蔽起来。有价值的东
西被埋藏起来。军队在埋下简易的地雷和设下陷阱后就分散了，并与农民融
为一体，尽管当日军试图杀害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或者当他们可能被汉
奸或急于清算的心怀不满的当地士绅认出时，这是缺乏保障的。
许多根据地，尤其是华北平原上的根据地，差不多都转入地下工作，进
入那令人惊奇的洞穴和地道的网络，这种网络通常有两层或多层，把许多村
庄连结在一起。它们有多个隐蔽的出入口、走不通的小巷和地下的伏击点，
使日军追踪者屡屡受挫。当日军想水淹地道或往里灌毒气来对付时，中国人
用岔道和简单的空气闸来应付。
幸存下来所依靠的是党和军队有组织的领导和农民的不屈不挠精神。但
是在根据地不得不撤退或其活动不得不降到游击状态的地方，能使他们受到
掩护的其他根据地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论是干部还
是普通农民，都受到鼓励要做到“白皮红心”，即在别无选择时要默认。尽
管中国农民有机智与勇敢去迎接这些挑战，但大部分由党领导的机关和主力
部队从特定地点撤离，有时使地方自卫力量的负担过于沉重。间或当他们溃
败时，村子又恢复到由地方士绅控制，这些人往往要反攻倒算。与此同时，
在比较安全的环境里，有组织的活动在继续，因为逃亡者准备恢复他们的家
乡成为永久性基地。跨越华北和华中的根据地网络，给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提
供了中国其他力量所不具备的韧性和复原能力。
幸存的核心地区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追求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
标，实在是了不起的。而且他们是很积极地去干的，尽管成功的程度有所不
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某些地区进行了十分广泛而且卓有成效的改革。华中
根据地进展不大，它的大部分地区约两年后进入持久战。山东甚至更落后些。
从经济上看，这些根据地从战争的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不像陕甘宁那
样突然，因为他们一直在困难的条件下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外来的财政援助。
但他们也有一段时期依靠捐献——“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公债和某些征
用。当政治控制和行政机器变得更有效时，转为“合理负担”，最后转为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