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已被扫清。第二个目的是摧毁中国东南部的美国空军基地。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的郑州战役和洛阳战役，然后沿平汉铁路
穿过河南向南推进。因为日本人试图扫清武汉至广东间的铁路线，夏季在长
江以南的湖南爆发了最为激烈的战斗。长沙于 ６ 月陷落，衡阳于 ８ 月陷落。
到初冬，已实现南北连接，但日本先头部队转而西进，攻占桂林、柳州和南
宁的机场。西北方向是贵阳，有公路通往重庆。形势如此严峻，美国和英国
的文官于 １２ 月从战时首都疏散，失败或投降的灾难性预言猖獗一时。然而事
实上，日军先头部队已消耗殆尽，无力继续前进了。
与国民党所遭受的破坏相比，日本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重庆当局承认
伤亡 ３０００００ 人。日军奉命首先消灭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知道地
方部队将随之瓦解。后勤的损失也同样严重：估计 ４０ 个师的装备以及新沦陷
区特别是“鱼米之乡”湖南的资源。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
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
了，当时正遇上了 １９４４ 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
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
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
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１９４４ 年春，河南有数万人饿死。①虽然 １９４４ 年下半
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
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
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一号作战的严峻局面及美国对中国政治的详细考察为共产党在大后方—
—在某种程度上由重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
机会。到 １９３８ 年末汉口陷落时止，中共已享有很大范围的公开或半公开活动
的自由。此后，国民党的审查和镇压迫使中共除官方批准的联络小组和新闻
记者外，再次转入地下。当然，中共一直试图渗入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军队
单位，双方打的秘密战都很成功。但境况一直极为危险，以至来自延安的指
示是潜伏，保持或改进掩蔽，以及等待工作环境改变。
当一号作战推进到南方和西南时，持异议的地方人士开始暗中议论除掉
蒋介石的可能性。独立的军阀龙云控制下的云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联合大
学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不满的政治人物的避难所。昆明也是滇缅公路和从
印度“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线中国一方的终点。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当一号
① 一号作战的概要主要采自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 年》，第 73—82
页。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
作战的急流、史迪威事件的危机和反国民党的不同政见汇集成一股旋流时，
有几个小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小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同盟①。②随着
１９４１ 年初新四军事变发生，这些人士试图起缓和和调停的作用。大部分人信
仰自由的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根本的、但非暴力的改
革。虽然民主同盟缺乏群众基础，也不是统一的运动，但同盟的知识分子—
—其中许多人受过西方教育——对受过教育者的舆论和外国观察家有影响，
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主同盟的成员，他们似乎
是为所有正义事业——和平、公正、自由以及扩大参政范围——发言，他们
中的许多人确实相信这些事业。
就大部分而言，中共乐于让民盟以自己的声音讲话（虽然它在民盟中确
有工作人员）。如果国民党实行改革或做出让步，真正的受益者将是中共，
而不是民盟。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党人拒绝与民盟合作或对它进行反击，他
们就进一步为自己招致反动的恶名，并把更多的温和派驱向中共一边。无论
是民主同盟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想法，还是某种反蒋政变的密谈，都没有
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二者都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受到损害，为中共改善形象提
供了新的机会。
表 ３０ 在华日军和伪军，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日军
伪军
华北
２２００００
（不以地理区域划分）
（１）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投敌的
华中
２６００００
华南
８００００
约 ４８００００
总计
５６００００
（２）敌伪强拉壮丁，收编土匪、流氓编成的 约 ３０００００
（３）伪民团和警察
小计
总计
约 ２０００００
约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００
来源：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５ 卷，第 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３ 页。这是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向首批访问
延安的中外记者团介绍的情况。
① 应为民主政团同盟——译者。
② 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 113—117 页；关于民主同盟及其与中国共
产党的关系，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68—184 页。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日军对一号作战河南阶段投入了近 １５００００ 人，对湖南－广西阶段投入了
近 ３５００００ 人以上。尽管华北和华中日军总数没有显著下降，但是应一号作战
第二阶段的需要，从这些战区抽调了许多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而用守备队
或来自本岛的新兵顶替他们。日军也增加了对伪军的信赖，抓紧了某些军事
上松弛的环节。据延安的参谋长叶剑英提供的资料，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的情况如
表 ３０ 所示。
在共产党方面，党和军队重新开始发展，但在战争最后阶段，党的发展
形式不同于军队。大约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５ 年中期战争结束，党再次扩大，
只是比战争头几年慢得多。如上所述（表 １６），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４ 年中
期，中共发展了约 １０００００ 人（约 １５％）。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１９４５ 年 ４
月），毛宣布有党员 １２０ 万，比一年前增加 ４０％，比 １９４２ 年的低数字高出 ６０％
以上。因此，到战争结束时，有近半数党员党龄不足两年。
表 ３１ （参见表 １８）
中国共产党的兵力，１９４４ 年—１９４５ 年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八路军
３２００００
３８５０００ ※
５１３０００ ※
６１４０００ ※
新四军
１５３６７６
１８５０００ ※
２４７０００ ※
２９６０００ ※
总计
４７４４７６
５７００００
７６０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０
※假定和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的比例一样。
资料来源：这是一个合成的表。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的数字取自叶剑英：《中共
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和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的数字
是《解放日报》（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刊载的数字。１９４５ 年 ４
月的数字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的数字。
与党的持续发展相比，军队的规模有好几年几乎保持不变，征兵数只稍
多于足够补充伤亡。１９４４ 年下半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在不到一年里，共产
党当局宣布，他们的正规军（野战军加地方部队）实际增长了一倍。
这一迅速发展，部分地是对 １９４４ 年和 １９４５ 年地区有机会扩大所作出的
反映，也是由于预感到日本的失败以及届时军队的重要，它既是执行政策的
工具（接管日本占领区或与国民党人争夺），也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任
何谈判解决的条件都将反映现有的实力）。这种发展主要来自迅速将地方部
队编入野战部队；因此所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量增加较多来自改编，较
少来自招募新兵。在这些正规部队之下是兼职民兵——华北大约有 １５０ 万，
华中有 ５０ 万。民兵在保卫村庄、辅助执行政策以及提供地方情报、短距离传
递急件、运输给养和担担架等任务中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他们的训练是初步
的。事实上没有武器能发给他们。民兵不指望像正规战斗部队那样执行任务，
他们也很少这样做。
叶剑英报告，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４ 年中期作战次数比前几年急剧增加；
与此同时，作战规模较小，其中大部分对伪军，而且伤亡比率愈来愈对中共
有利。１９４３ 年年中到 １９４４ 年年中期间，共产党伤亡数为 ２９０００ 人，不及 １９４１
年年中到 １９４２ 年年中期间的 ６４０００ 人的一半。①
战争头几个月出现过的争论有些又重新出现了，有些军事领导人主张加
速扩张，并从传统的游击战向较正规的作战转变。有些高层领导人显然想立
即攻打中、小城市。１９４４ 年春一号作战进行之际，八路军在河北对战略要点
石家庄铁路枢纽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甚至短暂地占领了重要城市保定。也
是在这个时期，河北北部和南部平原根据地都恢复了活动。毛原则上同意前
进战略，并使党处于能利用日本最后战败的地位。１９４４ 年春，他极力主张他
的同志们要“注意在大城市和沿着主要交通线开展工作，并把城市工作提高
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仍劝告要审慎、灵活，并对党的
能力作出现实的估价：
我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
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
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①
毛还担心他的野战军司令员们会鲁莽从事，不能相互配合，或不了解战
略全局。有好几次他申斥的正是这种“山头主义”。他一定回想起未经批准
的百团大战和未能控制项英。
然而，没有理由在中共首先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和国民党已被清除的地区
退缩不前。在这些地区，仅有的问题是战术方面的——用手中的资源能完成
多少任务，敌伪的对抗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敏感得多的问题是在国民党仍声
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或在一号作战中新丧失的地区开拓大块新根据地。朱德、
叶剑英和陈毅都表明他们对这样的发展想得很多；他们显然发现前景是很有
吸引力的。最终，中共虽然进入某些上述地区，但做得很谨慎，有选择，并
采取低姿态。
在战争中的最后一年，中共对以前形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进行改
造，他们这样做既是由于因胜利而产生的信心，也是由于对党的影响和力量
的局限性的现实的评价。在新的“解放区”，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像早期发
展浪潮中做过的那样，他们做了为得到初步立足点所必须做的任何事情，然
后再扩大影响。在已建立的根据地，重点既放在生产运动上，也放在阶级斗
争上。最为经常的是，阶级斗争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减租减息。
在许多根据地——包括一些核心地区——减租减息并没有彻底实现，或
者乡绅们试图取消已经执行的改革。名为“查租减租”之类的运动在各级和
各地区都可看到。许多详细而生动的文件报导了令人震惊的恶劣行为。干部
因为对群众工作缺乏理解和兴趣经常受到批评。推诿和腐败是常事。农民的
卷入常常是不规则的和勉强的。
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报告呢？一方面，它们似乎来自巩固的根据地，
在那里作系统的调查是可行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地区，人们才会期望改革进
行得最彻底和最有效。这或许暗示，在半巩固地区或游击区减租减息几乎从
来没有完成过。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是用来刺激运动，表明还有大量工作
要做，以及揭露错误——简言之，是用来作为有力的反面例子。但即使人们
①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第 238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50 页。
接受了这些文件的说教性的意图并怀疑其夸张，对这些文件的紧迫需要也表
明了全面完成这些有限的改革超出了党的能力。而且经验表明，强制执行较
为激进的经济政策不仅会降低生产，而且经常会吓走和疏远许多中农，尽管
这些政策不是针对他们的。
虽然对在中国农村进行革命变革的承诺没有减弱，但党的领袖们认识
到，不成熟的、计划不周的尝试是注定不能完成这一变革的，而抽象的说教
也没有多少说服力。“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它们能被那些对这样的
模糊概念缺乏经验的农民理解和接受前，必须在日常的基础上被赋予明确
的、具体的意义。毛的谨慎与其说是缺乏信心，不如说是对党及其军事力量
仍然有限的能力的现实评价。而到 １９４４ 年，在中国已经拥挤的舞台上，一个
新演员——美国——正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
当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时（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
大战融为一体了。经过 １９４２ 年的大部分时间，美国对日本处于退却或防守状
态，而对中国的抗战几乎不可能提供直接援助。欧洲优先于亚洲，而不久前
跨太平洋的越岛作战战略优先于在亚洲大陆上击败日军的努力。由约瑟夫？Ｗ．
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缅甸－印度（中缅印）战区成为战争的一潭死水，其
重要性主要在于牵制大量日军，并作为盟军空军基地的所在地。与所有其他
国家一样，美国承认以蒋介石为领袖和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
府。
为了使蒋继续作战（他有时暗示——或威胁说——中国已经精疲力竭，
可能无力坚持下去），并对对中国的微薄军事援助在政治上给予补偿，罗斯
福总统力主中国应被承认为四大强国之一，并应废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
平等条约”。克服了英国的重重疑虑，这两项工作于 １９４３ 年完成。美国的长
远目标是帮助一个“团结、民主和友好”的中国成为战后亚洲稳定的中心。
在令人迷惑的活动的逆流下面，是美国卷入的战略输入——即最终日本
将主要败于美国之手。蒋介石和毛泽东不久都看清了这一点。这两位领袖谁
都不想为纯军事的原因抗击日军，如果那样做会削弱以后对付国内对手所需
要的实力。尽管毛不可能以这样的措词来承认它，但他在 １９３８ 年的论文《论
新阶段》中已经预言，“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
在战争初期和中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间的直接接触极为有限。１９３７ 年
至 １９４２ 年初美国使馆官员偶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