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地，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原理：在一定的社会中，各个阶级的行动，可由对
外国压迫者的团结一致反应所改变。至于毛泽东，他不只是把它作为理论上
的可能性加以接受；从 ３０ 年代开始他就深信，为了追求民族的目标，联盟是
能够有效地实现的，它的建立，撇开工人和他们的最接近的同盟者农民不说，
很大部分有赖于共产党人成功地改变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立场。
这种对于当作挽救民族危亡条件的国家团结的关心，虽然始终或多或少
地表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的特征，但决不意味着他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主
义者。甚至在 ３０ 年代末期，当他缔结并执行与蒋介石的新联盟的时候，他就
说得一清二楚，中国共产党无意放弃它的最高纲领。而在 ２０ 年代末和 ３０ 年
代初，社会革命则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要集中点，他也不是仅仅根据道德
价值和心理改造来对待它的。虽然他相信客观社会现实能由意识的变化加以
改变，但他也认为参与革命的行动，是改变人思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诚然，
深刻地认识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深思熟虑地运用这一辩证法，是毛泽东
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政治上成功的秘诀之一。
把革命斗争作为推动文化革命工具的思想，毛泽东早在 １９２７ 年，就在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出了，他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
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要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98—99、284—285 页。
农民自己丢……”①
以后整整 ２０ 年，农村一直既是毛泽东的社会革命，也是他的文化革命的
主要实验场。在这个领域里，他活动的中心当然是土地改革。这里不拟讨论
这个话题。因为土地政策已在第 ５ 章充分地讨论过，有一个事件最能生动地
说明毛泽东相信通过革命斗争改变立场的方法，这就是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的“查
田运动”。查田运动可能不是毛泽东发起的，但是他在 １９３３ 年使这个运动具
有他的特征。这个运动的表面经济目标，是确定土地改革是否已恰当地实行，
而事实上却不过是为在根本上追求政治目的提供一个框架。考虑到地主和富
农的传统声望，以及他们有文化，善于讲话这一事实，毛泽东深信，不管正
式的财产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过去的特权分子仍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慢
慢地在农会里取得权力地位，阻止这样隐蔽地回复到旧秩序的唯一办法，就
是在基层不断地鼓动农民，鼓励贫农进行反对过去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建立
他们的自信心，并让今后他们是社会的主人的信念扎下根来。
在伴随内战及 ４０ 年代末取得政权之后的土地改革期间，也追求完全同样
的目的。在群众大会上，农民被鼓励针对地主过去的压迫“诉苦”，有时候
随之还要对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目的不仅在于压倒士绅的威风，而且首先
在于让农民除去自卑感，并最终像人一样地站起来。这样，毛泽东就在改变
对权威态度的意义上着手进行文化革命，并以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
手段。但是这一工作方法从 ２０ 年代到 ４０ 年代和以后，在他的路线中很突出
的时候，他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环境在这些年大大地改变了。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战术情况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军事需要和政
治需要的矛盾。为了获得人民群众的最大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在早年曾实
行“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的原则，那里进行过土地改革，因而对红军的
同情也是最热烈的，可是这样的战术意味着共产党队伍忠实的支持者常常遭
受战争的危险和损失，同时这也破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名副其实的国
中之国的可靠性，因为它不能保卫自己的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攻战
略”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回答——这个回答在于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声望和
完整的政治需要，置于军事可能性的现实估价之前。它的结局是个灾难，但
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毛泽东的早期战术在 １９３４ 年原本会起作用。总之，只是
由于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国推进，和随之而来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
存受到威胁，才有效地使共产党人能摆脱他们所处的困境。此外，毛泽东有
好几年几乎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兴趣讲话，只是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７ 年形成的新的环
境里，才再次以具有信心的口气开始发言。无疑，他在党内再次拥有强有力
的地位，而在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间他被贬低，成了只不过是挂名的首脑，这与他
的新的雄辩有关。但是，毫无疑问，这一现象也是由于关于民族解放战争他
确有许多话要说。甚至在 ３０ 年代初，毛泽东的关于革命内外敌人之间的关系
的言论，就使人联想到将发生什么事情。
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宿敌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结成联盟的有计划的
行动，与两党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是怎么从理论上为第二次统一战
线辩解的呢？
１９３１ 年秋，当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最初把抵抗外国侵略问题提到显著地
位时，中国共产党关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立场基本上和共产国际相似，概括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237—238 页。
在“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之中。然而，虽然它在原则上被理解为在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但毛泽东的关于具体斗争的社会学看法，仍然
与 １９２６ 年他所持有的一样。由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签署的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给“白军士兵兄弟”的信，在号召他们杀掉反动上级军官，与工人、农民
和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推翻“该死的国民党政府”以后，接着说：
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给穷
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
们就创造出了工农兵政府，即苏维埃政府。①
很清楚，对毛泽东来说，农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地区。在这一封信中，“国
民党军阀”被看作“帝国主义走狗”和地主阶级奴才，正如毛泽东在 ２０ 年代
文章中所写的，但是，国民党对内“剥削与屠杀民众”的反动作用仍然被给
以最突出的地位。就毛泽东的攻击集中在抗日问题上来说，毛泽东的立场是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论的影象。既然“只有红军”才能“打倒帝国主
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因此必须首先对付国内敌人，才可能对外国入侵
者采取有效的行动。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继日本在同年 １ 月进攻上海之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日本
宣战，从而使外事问题更加接近它的政治战略的中心。毛泽东与其他政治力
量合作观点的改变，是以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的宣言为标志，它提出在某些条
件下（停止对苏区进攻，给予民主权利，武装抗日群众）与“任何武装部队”，
也就是说，与任何准备与共产党打交道的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官缔结协议。①
虽然这一立场仍然停留在共产国际路线里制定的“从下缔结的统一战线”的
框架之内，就是说，与其他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联合，而不是与他们的领袖人
物联合，不过愿意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虽然不是与蒋介石本人），
却标志了走向“从上缔结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这样的统一战线在 １９３７
年建立起来。
在与朱德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共同签署的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中，毛泽东
再次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并与那些愿意开展这样战争的人联合，同
时打倒“卖国贼汉奸集团的国民党”。②然而，尽管毛泽东把民族主义作为一
种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位置，可是对径直走向第二次的统一战线却很
明显地比苏联领导者更加保留一些。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１ 日要求建立这样的统一战
线的宣言，事实上是由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环
境下，在莫斯科提出的。
至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他们对再次与蒋介石拥抱远比斯大林更觉得
不快，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屠杀他们朋友的刽子手，并且认定他是革命的叛徒。
到 １９３５ 年底，当毛泽东的队伍于 １２ 月在瓦窑堡再次集结时，他已准备不仅
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而且与资产阶级中同欧、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
而倾向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那些成分合作。有了他们的支持，
“工农共和国”将会变成一个“国防政府”。但是蒋介石，作为“汉奸卖国
① 《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14 页。
① 《苏维埃中国》第 91—94 页；《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183—185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4 卷，第 363—367 页。
贼营垒”的“首领”和土豪劣绅、军阀和买办的代表，则特别被排除在所提
出的统一战线之外。①
然而，到了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张学良会见周恩来，力劝共产党人停止与蒋介
石打仗，集中力量抗日，答应运用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劝蒋介石接受这样的
休战。因此，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５ 日，中国共产党直接打电报给南京军事委员会，
这封通电随后被毛泽东描述为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②此后，毛泽东
经常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接触，讨论合作抗日的可能性，③
并且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５ 日特地致函张学良，表示愿“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
达成抗日救国的协议”。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毛泽东与其他 １８ 名共产党高级
军政领导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张，这样子孙后代
将不是把他当作对中国的毁灭应负责任的人，而是当作“救国救民之豪杰”
来记忆。④
所有这些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对蒋
介石的恶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蒋介石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被张学良、杨虎城
在西安扣留时，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
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审判是十分适宜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
明这样的政策也被毛泽东和其他高层成员认真地考虑过。相反，毛泽东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写信给阎锡山，让他放心，说“丝毫不求报复南京”。①
曾有一再的报道，毛泽东在收到莫斯科专横地命令他不要杀害蒋介石的电报
后很生气，他的生气可见并不是由于被剥夺了猎获物时的失望而激起的，而
是由于斯大林怀疑他的忠诚，或怀疑他的常识而引起的。②
无论如何，一旦开始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
毛泽东，就表现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很明显，原因是对于他们来说，拯
救中华民族并非仅仅像对于列宁来说那样，是策略计谋的基础；它本身就是
一种价值观。
当然，按照中国革命新近已达到的阶段，以及当时可以相应推行的工作，
毛泽东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追随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这样重大的改
变，而不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在刚刚提到的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的讲话中，
毛泽东开始粗略地叙述他有关这个主题的想法；他只是在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才对
它们充分地加以研究，并给以明确的表述。但是，在继续探讨毛泽东的政治
思想——它在延安时期，在成熟和复杂性上，显著地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以前，有必要谈一谈在他的整个思想中越来越占中心地位的哲学思想在 １９３７
年的出现。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7—162 页。在
《毛泽东选集》上用的词是“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我认为，和两天前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
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26—28 页）一样，毛泽东在 1935 年原来是讲国防政府。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45、257—258 页。
③ 见 1936 年下半年的许多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0—97 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78—79、87—90 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95—97 页。
② 关于这一连串事件的详细情况和进一步的论述，见本书第 12 章（莱曼？范斯莱克著）。这个说法根据我
1982 年 9 月 10 日和 23 日先后分别与胡华和李新的谈话。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１９３７—１９４０ 年
尽管毛泽东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的著作中就偶尔触及哲学问题，他第一
次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哲学却是在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的冬天。埃德加？斯诺曾记录
下毛泽东为了贪婪地读那一摞刚刚到达共产党首都保安的苏联哲学著作的中
译本，而中断与他的会见；这些会见的谈话将成为他的自传的基础。读了这
些书籍以后，毛泽东几乎立即做了一系列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演，现在以《实
践论》和《矛盾论》而闻名的著作，原来就是这些讲演的结束部分。①
当然，在中国，１９４９ 年以来，只有《实践论》和《矛盾论》正式出版，
分别出版于 １９５０ 年和 １９５２ 年。可是，毛泽东确实在 １９３７ 年讲过一门有关
辩证唯物论的课，当时的证据是确定的，无可辩驳的。②因此，有一定重要性
的是，当斯诺在 １９６５ 年向毛泽东问到这一事情时，毛泽东否认《论辩证唯物
论》是他所作。③诚然，他通常宁愿人们只读经他自己审定、认可的版本，不
过为了免去找麻烦，他经常不去直截了当地否定那些他不再认为是合适的东
西。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很敏感的原因并不难找。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从列宁活动的时期开始，在共产主义运动内就被看
作领袖人物的一个必需的条件。没有疑问，为了确立他在这一方面的凭证（正
如斯大林在他之前试图做过那样），他本来做过这些讲演。他在党内的对手
都在莫斯科受过教育——他在以后的五六年中要与他们进行连续的较量——
因此他感到他易于受到指责，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队的领袖，没有掌握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处理抽象范畴问题的能力。可是很快变得很明显，毛
泽东所作辩证唯物论的讲演没有有效地起到所期望的作用。讲演的很大一部
分（特别是前面几节）等于抄袭苏联资料，而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表达的地
①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抗战大学》第 6 期至第 8 期（1938 年 4 月至 6 月）。这部分教材包
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节。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是否也在《抗战大学》连载。第二章第七至十节
被编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毛主席文献》，前两章＇缺第二章第十一节（相当于“实践论”）＇被编入《毛
泽东集》第 6 卷，第 265—305 页。后来出现的这部著作的两种版本，收入了《实践论》原文，其中之一还
收入相当于《矛盾论》的第三章。全文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