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最早的 １９３８ 年的版本没有像《毛泽东选集》中重写的摘录那样，说到共
产党的人领导；但是它确实说到“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
团结自己，才算在民族战争中尽了自己最大责任”。他简洁地把这些责任解
释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①很明显，如果国民
党在领导中摇摆不定，它的领导地位将由那些已成为“先锋和模范”的人所
取代。
最后，毛泽东在他的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的报告中建议应该恢复“党内合作集
① 《论新阶段》，《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198 页。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43—244 页。
团”，共产党人应该再次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建议有双重意义，但
也模糊不清。因为他虽然预先表示向蒋介石提交全部具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
员的名单，从而满足蒋介石在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改组”之后定下的限制措施之一，
他还试图说服蒋介石把国民党改变为“民族联盟”。这第二建议的目的是过
于明显地要削弱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曾使共产党无法从内部操纵国民党的列宁式
束缚。因此，蒋介石把它视为“特洛伊木马”式的花招而加以拒绝，就不足
为奇了。②
一年稍多以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毛泽东的立场有了发展，从承认
国民党必须在统一战线内占有“首位”，变成声称共产党的领导已是既成事
实。在《新民主主义论》（１９４０ 年 １ 月）中，这一赤裸裸的要求是由产生修
辞效果的辞汇遮盖着的；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中，它却是十分明显的。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要是为党员读
者写的，但它公开发售。在《＜共产党人＞发刊词》（１９３９ 年 １０）中，他甚至
没有提出谁应该领导的问题；他仅仅假定领导权属于共产党人，进而讨论他
们应该怎样实行领导。
除去领导权的问题以外，还有两个直接相关的观点也值得在这里讨论，
毛泽东关于各个阶级在革命中作用的观点，和关于体现革命力量的政治运动
或体制的性质观点。
从实质上看，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持革命的阶级力量的观点是
简明的、一贯的。他认为这些阶级力量是由斯大林在 ２０ 年代提出的四个阶级
的集团组成，外加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后者依赖于某些利益与日本的
利益相冲突的①列强。可以理解，这一圈入可能的同盟者的界限，在《＜共产
党人＞发刊词》中，是划得最紧的；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划得最松。
在前者中，农民被描绘成无产阶级的最“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
是“可靠的”同盟者。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它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
的程度上”，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因为它受到外国的
压迫；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它也会
有时“动摇变节”。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它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
时候，“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并最终计划投降
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论》的原始文本提出一种颇为异常的提法：全篇文章提到
三个阶级的联盟而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两者的不同是形式的不同，不是本
质的不同，但并不是没有影响。这样的提法是由于把农民（马克思主义者一
直认为农民在性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归在一类，合称小资
产阶级，而不是把农民算作单独的阶级。例如，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在 １９２７
—１９３６ 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营垒中原有的
三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两个，剩下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革
② 关于这段情节，见本书第 12 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宣道华：《毛泽东》， 第 170—171 页。关于毛
泽东的建议，见《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28—229 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29 页。
① 《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7—598 页；《毛泽东 集》第 7 卷，第 74—75
页。第三段对买办资产阶级持稍微更乐观的见解，是 在《毛泽东选集》加上的，不见于 1939 年文本。
命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①
毛泽东继续写道，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国革命“走了一段曲折的路
程”，再次达到了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这一次他补充道：
范围更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一切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一切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
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②
十分明显，把农民纳入小资产阶级这个能容纳一切的范畴，能减轻强调中国
革命的独特性，尤其是它早先特征之一的农村里的游击战。在《＜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毛泽东把中国经验的这些方面作为分析的主要论题之一：
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
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革命的动力基本的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城市
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样许多的东西；而且
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不太清楚的是，怎么能由毛泽东在这个句子里列举的事实得出最后的结论，
不过，显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毛泽东继续写道：“我们党十八年的历史，
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
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
引自斯大林的话，是脱离上下文引证的一个显著冷嘲热讽的例子；当斯大林
在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讲这话时，他所讲的“武装的人民”是由蒋介石代表的，斯
大林仍然充分相信蒋介石对事业的忠诚，而毛泽东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
可是，这一点被他很好地再一次抓住了：“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
他补充说，“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
的关系”。①
在本文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描绘成中国共产党
的三个“法宝”。我们在这一章里已谈过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战略中所处的
地位。至于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发刊词》里的主要信息就是它应该是既
联合又斗争。这样联合的确切形式并未讨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同一
时期，毛泽东在另外两处写道：合作的方式应该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也把它说成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
对于帝国主义者及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②“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术
语显然是仿效列宁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 一口号，它是在 １９０５ 年的革命
① 《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96 页。在毛泽东 1925 年 11 月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 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中，
有这种三个阶级分析的令人感兴趣的原型（《毛泽 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27 页）。在调查表上的“对于
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 国究抱何种主义”一栏中，毛泽东填写：“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 的
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
作的国民革命。”
② 《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97—198 页。
① 《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5—596 页；《毛泽东 集》第 7 卷，第 72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29 页。
时创造出来的，以后又反复讲过。当然，毛泽东的专政者要比列宁的多；如
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解释说，差别是由于外国支配下的国家的特殊条件。
毛泽东的第三个“法宝”党的建设，事实上要比第一眼看上去含意远为
广泛，意义远为重大。它包含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学说，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
团结和整顿党。在《毛泽东选集》中稍有变动的一段话提到，如果过去中国
共产党在党的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不成功，那是因为它的成员没
有恰当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中国历史和社
会没有正确的了解。①
十分明白，这意味着他们还不懂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好处，那
是毛泽东当时精心阐述的问题，确切地说，在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著作中精
心阐述的问题。换句话说，毛泽东在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所要求的“党的建设”，
注定了要采取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形式，从而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最后地确立了
他在党内思想上的主宰地位。
① 《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2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79—80 页。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１９４１—１９４９ 年
当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情况的时候，正如我已谈
过的，他主要关心的是使中国共产党的措施适应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毛
泽东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方面，在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 年与他同党
内对手的斗争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他所宣传的观点明显地是要服务于他
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
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如果说他的思想的哲学核心，早在
１９３７ 年就以矛盾论形成了，那么在范围广大的一系列其他领域，从经济工作
到文学，从行政原则到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释，毛泽东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各种
意见的明确阐述，均出现在 ４０ 年代初期。而在所有这些领域，思想方式与政
治的暗中斗争之间的联系，都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
当然，本章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思想方面，而不在于历史事实。不过，下
面的简明的年表可让我们看清楚某些理论表述的具体意义。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５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批评“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学者”，他们“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
则对不住，忘记了”。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
纪律和各级干部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的重要性。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孙冶方（用笔名宋亮）写信给刘少奇，谈到轻视理
论研究和强调经院式研究的两种对立倾向，并希望举出几个把理论与实践正
确结合起来的“中国例子”。同一天刘少奇给了答复，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困难，并部分地把这方面进展如此不大的原因归咎于很少党员能读马
列原著。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２３ 日。毛泽东指示军队干部学习他的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写的《古
田决议》，要求熟读。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 日和 ８ 日。毛泽东发表两次关于整风的基调演说。在第二
次演说中，他抱怨他 １９３８ 年号召“中国化”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两次讲话，但是将近一年
半以后才发表。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毛泽东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三人书记
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审干运动在延安极力进行——实际上，审干运动是在康生
的控制下对党内持异议的或反毛泽东的分子进行严厉清洗。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毛泽东评论共产国际的解散，宣称虽然莫斯科自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已不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但中
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
路线”作出最好的说明。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 ６ 日。刘少奇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赞
扬毛泽东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并谴责“国际派别”为隐蔽的孟什维克。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在《解
放日报》上发表。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顶峰——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同时刘少奇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事业中做出的重
大贡献，向毛泽东欢呼。①
当然，选择这些事实，并把它们排列起来，是为了好让人们看出，毛泽
东在党内绝对支配地位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整风运动的主要
目标。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这一陈述显得尖刻和过于简单化，但是我
认为并没有歪曲它的大致轮廓。
诚然，在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当整风运动基本上达到了目标时，毛泽东不知是
出于真诚的谦虚还是虚假的谦虚，写道，他的思想——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一种形式——自觉还没有完全成熟和想透，还没有形成体系。他说，他的
思想，或许除了包括在运动时期学习文件中的一些片断，还不是鼓吹的时候。
①可是，事实仍然是，从 １９４３ 年以后，特别是从 １９４５ 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
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中国情况的最权威的范例，既是马克
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总结和顶峰。②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在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 年受辱于“二十八
个布尔什维克”，和从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４３ 年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建立自己政
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之后，终于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
他当时在延安根据地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呢？这个体系又是建
立在什么原则上的呢？曾有人一再争辩说，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
间的亲密关系，这并非瞎话，但是事情不能看得过于片面。
在本章的第 ２ 节里，我提到过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有关“群众路线”的著名
指示，并争辩说这个模糊的概念指向两个方向，即列宁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
论和群众真正卷入自己的事务。
认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他们又能进而理解这些政
策，而不是盲目地去执行，这样的想法与传统中国思想的一个主题是背道而
驰的。根据《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这是毛泽东半个世纪
以来力图破除的一个孔子的偏见。可是，正如曾强调过的，他这样做时并不
① 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
刘少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