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情 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 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关 于反教会运动
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 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
年）。
的高质量的院校，而不是发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认为北京协和医
学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其次，教会学校能否放弃传道，用全力办好教育？
胡适认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②
胡适和与他气味相投的其他学者直言不讳地反对传统的教会教育，他们
认为宗教宣传危险地缺乏理性，并为之困扰。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理性主
义以科学的名义对天启教的攻击相一致，并且也与儒家不可知论的学术传统
相一致。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新“社会科学”
的中国人，也参加了爱国反基督教运动，把它作为一般反对帝国主义活动的
一部分。到 １９２０ 年，在某些教会的圈子里，仍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绪的增长
归咎于孙逸仙和他在广东的“激进分子的温床”。①
科学与研究的开端
１９００ 年前后的几十年，中国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种现代科学机构
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大步前进。参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参
加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１９１６
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见后）。开始强调科学知
识则是另一个里程碑。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
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
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
的地方。”②
一般都同意，新知识要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到 ２０ 年代这已成为一种信
仰，即视科学观点为粉碎传统秩序，并为中国达到现代国家开辟道路的利器。
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成就，开始相信科学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广泛，以致几十年后他们仍然真诚地说：“科
学是西方文明的源泉”。③如果我们真地希望发展新文化，我们就应该特别注
意发展科学”。①
民国初年科学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认为是由于许多教师在日本接受
的训练不充分。除了少数例外，总体条件直至 ２０ 年代早期才有所改进。②２０
年代中期，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比较大的进步：一些大学，如南开、清华和交
通，开设了较有分量的科学课程，由欧美留学生任教；其他组织形式也促进
了科学，并随之建立起高级的研究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其中最积极或
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科学社。它是由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于 １９１４ 年在康奈尔建
②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① 1927 年北伐期间，青年军官们告诉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师，一打完仗，中国将 “注意收回教育权”。戴：
《之江大学：简史》，第 56、59—60 页。参阅卢茨：《基督 教院校》，第 225 页。
②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1049 页，《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 年 12 月）上蔡元培
的发刊词。
③ 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 年）。
① 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第 297 页。
② 罗杰？S。格林：《科学教育诸方面》，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 101 页。
立的。③它的英文全称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以便与类似的美国组织相应，但其中文名称为“中国科学社”。
“社”是一种志愿的组合，一种由活动家、精英分子领导的团体。过去士绅
们常常组织这样的团体以建立地方学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军
或广州的美国侵略军，后来着手“自治政府”的各项计划。科学社的目标不
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而且它希望用
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的整个社会和文化。④科学社在美国草创
时期有成员 ５５ 人，１９１８ 年随主要创建人回国而迁至上海，到 １９３０ 年成员曾
增加到千人以上。社员包括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归国学生和在中国培养的青年
科学家。科学社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除 １９１５ 年创办刊物《科学》外，科学
社还召开会议宣读研究论文，出版科学译著，并建立科学图书馆；１９３１ 年这
家图书馆从初址南京迁至上海，它一直是那里的一份主要财富。同时在 １９２２
年，科学社曾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
促进科学在中国面临着两线作战：既要复制和扩大从国外获得的知识，
又要让它适合中国的现状。中国青年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国际学术界，
他们也试图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同时，他们又面临将科学思想与实践引
入中国人民生活的任务，以减轻中国的落后程度。依赖和落后二者后来都有
可能被污蔑为殖民地的症状。①
提供基金与美国的影响：清华
考虑到中国古代强调高等教育要为国家服务，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军阀混战时
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美国，当时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
用还微不足道（农学例外，它受到拨土地给各州立农学院的补助），这是具
有讽刺意味的。美国高等教育当时仍由私立大学而不是由州立大学领导，实
际上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教派学院曾经是在华传教士主办的教会学校的样
本。但美国的影响是通过一些不寻常事件的结合而形成的，远远超过了基督
教会的努力。
１９０１ 年自清政府强索的庚子赔款中，美国要求从中分到 ２５００ 万美元，
当时美国负责官员私下认为数量过大，可能比正当数目高出一倍。然而它只
占整个赔款 ３３０００ 万美元的一小部分。②这是一个使中国政府一蹶不振的过高
的数目，而且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这个数目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掠夺顶峰
的可耻标志。１９０８ 年美国国会对中国减免了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
分，计 １１９６１１２１．７６ 美元。这笔款子将被用于在美国教育中国人，而且它创
造了一个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有效机制。１９０９ 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派送了第一
③ 中国科学社 9 名创办人中有 4 人（包括胡适）起初曾在农学院学习。9 人内有任鸿隽（1908 年曾在东京
加入同盟会，在美国攻读化学前曾于 1912 年在南京协助孙逸仙）和杨铨（1909 年在上海一所新学堂时曾
经是胡适的学生，以后在 美国攻读工科前也曾于 1912 年任孙逸仙的秘书）。
④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94—95、169 页。
①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216—226 页。
② 迈克尔？亨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再评价》，《亚洲研究杂志》第 31 卷第 3 期（1972 年 5 月），
第 539—559 页。
批庚子赔款学生 ４７ 名，１９１０ 年 ７０ 名。到 １９２９ 年总数达 １２６８ 名。①领取庚
子赔款奖学金的学生名单中不乏才华洋溢的青年。
同时，政府也拟订了训练计划，为学生赴美学习作准备。１９０９ 年一个配
备外国人员的大学预科被建立起来，１９１０ 年举行了入学考试，后来成为清华
大学的清华学堂于 １９１１ 年正式开学。②它成功的秘诀在于每年的预算有保
证，当时其他院校则依赖军阀政权，毫无保障，此外，直至 １９２９ 年它一直强
调要为在美国大学学习做好专门的准备。一个通过入学考试的 １１ 至 １３ 岁的
小学生必须学习五年初级部课程和三年高级部课程，以后才会被送往美国院
校学习。第一批学生是 １９１２ 年入校的，经学习八年标准现代中学课程（如英
语、法语、德语、历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学以及一些音乐、美术和体
育课）后于 １９２０ 年毕业。③１９２６ 年清华的预科地位结束，改组为达到学士学
位的四年制的清华大学。
至此美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已达到顶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通过哥伦比
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渠道实现的。许多有能力的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经在
那里与约翰？杜威教授以及其他人一起工作。杜威在华讲学的两年（１９１９ 年
５ 月—１９２１ 年 ７ 月）恰与英国数学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罗素的访问（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１９２１ 年 ７ 月）重合。杜威在 １１ 个省讲演大约 ７０ 场，由胡适翻译，但
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对狂热的中国爱国者来说并不是政治上的灵丹妙药。后
来他的同事孟禄教授也访问了中国，而主要大学的校长们——北大的蒋梦
麟，国立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的郭秉文——都自称是杜威的信徒。然
而杜威的通过教育自我完善的典型美国式的教谕，很少提供在寻找中国教育
道路的过程中能立竿见影的东西。留美归国学者从 １９１９ 年到 １９２４ 年领导了
一场教育改革运动，他们既利用最初由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等主要刊物，
也利用中国国家教育促进会；但这些计划和希望不久即在政治动荡中烟消云
散。郭秉文被夹在反杜威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浪潮与国民党在江苏与军阀的对
抗之间，他被迫于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辞职。独立于执政者的自主的高等教育尚难预
见。在军阀时代，高等教育只能在当地军阀的支配下发挥作用。①
然而，就清华而言，这株美国移植的植物生了根。１９２８ 年北伐胜利结束
后，国民政府将清华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②罗家伦——北大校友，曾留
① 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第 210—212 页上的数据。
②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关于该校 1949 年前多达 500 页的校史，见清华大
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
③ 刘师舜：《一九二○级在校时代之清华》，第 3 — 4 页。
① 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在中国》第 5 章，指出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军事 当局之间派系纠纷的极
端复杂性。1921 年 6 月 3 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师 欠薪数月后，学生和教师示威游行到总统府请愿，
被开枪驱散，多人死伤。《教 育杂志》第 13 卷第 7 期（1921 年 7 月 20 日）第 2 — 4 页报道了这一事件。
在运用美国自由派理想于革命中国的道路上的困难，可从一系列著名的 传记研究中看出：W。J。迪克：《蔡
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劳伦斯？A。施奈 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贾祖麟：《胡适与中国的文
艺复兴》；费侠莉：《丁文 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
代性 的困境》；斯蒂芬？N。海：《亚洲东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尔与他在日本、中国 和印度的批评者》；
又见 R。W。克洛普顿和欧俊臣（音）编译：《杜威在华讲演 集，1919—1920 年》和孟禄：《中国：一个发
展中的国家》。
② 陈之迈：《求学与治学》，载《蒋廷黻的治事与生平》，第 19 页。
学英国和美国——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１９２８ 年 ９ 月他在就职演说中，赞扬
清华取得国立大学地位是国民政府“在华北建立新的文化力量”的结果。①
他提出在文、理、法三院上增加工学院，并加强研究生学习和高等研究。他
还建议从国外邀请有成绩的学者担任较长时期的客座教授，“不要一时轰动，
而要教学”；不要“像前几年那样，将国外著名学者（显然是指杜威和罗素）
请来只讲课几个月或一年”，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②在罗家伦和他的继
任者梅贻琦的管理下，清华在规模和实质上都稳步发展，成为以后十年中杰
出的高等学校之一。
美国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以 １９２５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基金
会）的出现为序幕的，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１９２４ 年美国国会根据
联合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在中国使用。于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
笔大约 １２５４５０００ 美元的款项交给一个基金会掌管，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
业。几个月内中国政府任命了由 １０ 名③中国人和 ５ 名美国人组成的第一任董
事会，中华基金会于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正式成立。④１０ 名中国董事中有 ３ 人是高级
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的科学家或现代教育界
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静生），黄炎培（江苏省教育界领袖），蒋梦麟（北
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周贻春（清华校长）和丁文江（农商部地
质调查所主任）。５ 个美国董事是与中国教育界有关的著名人士：杜威，孟
禄（两人都是哥伦比亚的），顾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代
理院长），贝克（中国华洋义赈会）和贝纳德（花旗银行）。①董事会任命范
源濂为基金会第一任干事长，他邀请中国科学的热情倡导者任鸿隽担任行政
秘书。②
中华基金会执掌的不仅有 １９２４ 年归还的庚子赔款，还有 １９０８ 年归还的
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它又被授权掌管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基金以
及其他学术捐款。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资助学术机构的高质量活动，如黄炎
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机构的新项目，如合作事业；第
三，基金会本身开发新项目，③所有申请项目必须按现代方式得到董事会或专
门委员会的批准。④范源濂和任鸿隽意识到中华基金会的革新任务，认为它不
①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 年 9 月接任校长时的讲话），载《逝者如斯 集》，第 7 页。
② 《逝者如斯集》，第 9—10、11、12 页。
③ 原文只列出 9 人，所缺一人为郭秉文——译者。
④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1 — 2 页。
① 同上。以后增补进董事会的有在近代中国教育及文化发展中同样知名的人 物，其中有赵元任、傅斯年、
胡适、司徒雷登、蒋廷黻和翁文灏。
② 任鸿隽后来回忆，自 1918 年从美国归来后，“我坚持使同胞知道科学的重要性 … … 如今有了这个有赠
款维持的机构，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鸿隽：
《五十自述》中“1925 年”项下）。1929 年他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董事。
③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4 页。马戈？S。 格武尔茨：《社会现实
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 年》，《现化中国》第 4 卷第 2 期（1978 年 4 月），第
168 页。
④ 1981 年 8 月 15 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