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168 页；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现代中国》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288—293 页。关于太平天国基督教的太平盛世方面，见孔斐力：《太平天国幻想的渊源：中
国人造反的跨文化方面》，《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 19 卷第 3 期（1977 年 7 月），第 350—366 页；和
鲁道夫？瓦格纳：《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 3 章。
① 寇尔：《民众对太平军：包立生的东安义军》，第 7—21 页。
② 这种说法依据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文史哲》1981 年第 1 期， 第 22—31 页。
并吸收了某些教派的信仰，与山东西部的天主教社区抗衡。义和团的地方团
体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在山东省相对繁荣的西南部，地主势力强，
租佃率高，义和团开始是名流领导的防御土匪抢劫的地方自卫团体。在比较
贫困的西北部，土地产量不高，不足以吸引地主投资，租佃率也相对较低。
在这里，由普通村民领导的义和神拳实行平等主义的仪式，通过这样的仪式，
任何神灵附体的人都可被奉为神。山东巡抚支持拳民组织起来保卫村寨，却
没有认识到西北部的义和拳根本不同。就是这些不受势弱的名流约束的神拳
成员，无所顾忌地扩张到直隶东部，有转而反对官吏的危险，但是他们最为
敌视的是基督教徒和外国人。
一旦运动开始扩大到失去控制，它就灾难性地变得与朝政有了牵连。朝
廷的保守派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加强他们的地位，同时摆脱外国人对国家的干
扰，如此高层的支持，使运动得以更加迅速地发展，这种运动政府通常都会
设法加以镇压。它立即激起了外国干预。运动的不同阶段因而涉及各种社会
力量不同的配合。最后出现的政治后果，包括南方名流疏远政府和对庚子赔
款附加税的愤恨，和这一事件开始时可预见的任何结果相去甚远。
这两次叛乱均显示出极端分子的潜在势力，不过都未能改变当时的社会
结构就终止了。它们失败了，不仅因为反对的力量更强大，而且因为叛乱的
领袖们（徒众就更谈不上）没有新秩序的明确规划。农村强烈不满所孕育的
政治可能性，尚待在不同类型的领导下变为现实。
工人运动及其农村纽带
在 ２０ 世纪，工业化开始产生明显的城市无产阶级。不过城市工人既不是
新现象，离开其农民出身也不甚远。工匠和劳工久已是城市景象的一部分。
他们常常是特定农村地区的移居者，暂时住在城市。他们的帮伙组织、秘密
帮会、同乡会、行会，同农村社会组织不是截然分开的。实际上，在高度商
业化的珠江三角洲，１９ 世纪的行会可以横跨城镇作坊和乡村家庭生产者的统
一体，并与地方宗族和教派组织互相影响。①
使用蒸汽动力工厂的引进，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它把数量更多的
工人集结在主要由客观市场力量支配其活动的、性质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然
而，并没有同过去截然中断关系。一方面，介乎老式手工作坊和大工厂之间，
有许多由动力驱动机器的小工场。另一方面，工厂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
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民国时期，城市不断从乡村吸收农民，他们随
身带来了旧的行为方式。①
这些工人常常来自某些特定的地区，和家庭并没有断绝联系。例如，上
海的纺织女工主要来自江苏南部。特别是无锡和常州，或来自江苏北部。雇
佣反映出私人关系，车间常由同村的姑娘组成。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是
从河北某些有锻铁传统的县招来的，并很可能因原来在乡间的亲戚关系、同
① 谢文孙：《中国农村的行会资本主义：珠江三角洲乡村企业家创业的传统， 1875—1925 年》（1982 年
11 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讨论会上提出的论 文），第 1 — 4 页。
① 艾琳？托伊伯：《日本、台湾和中国东北的移民和城市》，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
国城市》，第 374 页；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 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 78 页。
乡关系或其他个人关系而同工厂主有联系。②
这类别国早期工业化共有的典型模式，从一种观点看，意味着无产阶级
是高度流动的农村平民在城市的投影。工人不一定长期留在城市，姑娘们回
家乡结婚。老工人常常把家留在乡下，而且有史料证明，３０ 年代经济萧条时
期，长江下游城市的失业工人回到了乡下。工资也补充了农民家庭的收入。
童工的部分所得可能直接送交父母。境遇较好的家庭可用城市工人所得的工
资购置土地；较贫困的家庭则用来维持生活。③城市工人的社会观点，很可能
取决于在农村的家是否要他（她）以工资弥补家庭农业收入之不足，或他（她）
是否来自（通常）没有亲戚网扶持的边际农村阶层。
在城市里，新来劳工的农村出身大概会妨碍劳工的团结。处境较好的、
有技术的江南挡车工，和苏北来的更穷、更粗鲁的女工——她们做最脏的活，
提升的机会最少——之间的敌对状态，掩盖了他们对工厂主的怨恨。甚至如
１９２９ 年北平电车工人罢工的重大事件与传统风潮的相似之处，和欧洲资本主
义工业化晚期阶段出现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经济斗争相比，也要多一些。①
此外，许多城市工人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早期的现代工业
实际上是由剩余的农业劳动资助的。离家出外做工的工人只能得到很低的工
资；年轻的男女童工在有些工业部门中是劳动力的主要部分，甚至比成年工
人更不能控制他们的境遇。长期形成的招工和训练的方法，在这些过渡性的
境况中可能变得被歪曲了。例如包身工招工制度反映了以地方为基础的与劳
动有关的迁移模式；但是上海帮会的控制，使纱厂女工面临被诱拐和被强奸
的厄运，并且降低她们的生活条件，因为工头为她们的工棚付钱，控制着工
棚。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制度为厂主提供不熟练但非常便宜、无需付工
资的徒工，以供厂主轮换工人；徒工三年学徒期满常被解雇，需另找工作。②
尽管客观情况如此不利，在 ２０ 年代，工人们还是开始在拥有大量工厂工
人的城市里组织起来。在像广州这样的地方，老式行会已有高度发展，它们
为动员工人提供了组织基础，但是新建的组织却仿效西方工会的模式。起开
辟作用的是较有技能、有魄力的壮年男工，如机械工人和海员，而组织的推
动力则主要来自新知识分子。
在广州地区，工会在五四运动以后迅速代替了行会和同业公会。在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２ 年，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繁荣期，形成了第一个组织工会的浪
潮，它反映了在需要劳工的经济扩张时期，工人对自身力量增长的正确认识。
这些年的罢工提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自发要求。１９２３ 年初，京汉
铁路工人受到血腥镇压，其后工潮中断两年，这与经济衰退期和全国性的劳
② 关于上海纺织女工的情况，来自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纱厂女工，1912—1949 年》（斯坦福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1982 年）；关于天津铁匠的情况，来 自盖尔？赫沙特：《飞锤走凿：三条石工人》，《现
代中国》第 9 卷第 4 期（1983 年 10），第 387—420 页。关于合同工制度，见霍尼格：《包身工制度与女
工： 解放前上海的纱厂》，《现代中国》第 9 卷第 4 期（1983 年 10 月），第 421—454 页。
③ 城乡劳力交换诸方面的论述，见兰德尔？斯特罗斯：《困难的工作：中国江苏 西部农业的政治经济，
1911—1937 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82 年），第 44—50 页有论述。
① 戴维？斯特兰德和理查德？韦纳：《20 年代北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言论：1929 年 10 月 22 日电车风潮
的分析》，《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137—180 页。
② 陈明 ：《劳工与帝国》，第 140—141、150 页提出的一些论点，与霍尼格关 于上海所提的和赫沙特关
于天津所提的论点相似。
工运动政治上的退却同时发生。先前罢工所得再度为通货膨胀所消蚀，这是
造成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第二次罢工浪潮的部分原因。但是，在这些年里工人运动
与政治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关系更为密切——如省港大罢工和抵制洋货便
是例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助长了激进主义，广州新的国民党政府又鼓
动建立群众组织。到 １９２７ 年，香港有 ２００ 个工会，广州有 ３００ 个工会，在整
个珠江三角洲估计有 ７０ 至 ７５ 万工会会员。
然而，劳工运动并没有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知识分子鼓动者，特
别是共产党员，同工会的一般会员关系有限，后者仍主要关心改善自身的经
济状况。工人们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斗争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
段，而左翼知识分子则以推动工人的经济斗争作为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随
着工会参与政治，它们变得更加依赖于政府的容忍程度。工会在广州的政治
作用，以参与共产党 １９２７ 年末不成功的暴动而告终。保守一些的政府仍允许
残存的工会提出有限的经济要求，但工会已不再参加较大规模的运动。①
劳工运动的细节和时间的选择因地而异，但是，在另外两个活动中心上
海和湖南，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展。①城市工人仍然太少，太弱，多为自身的
困难所困扰，以致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 ２０ 年代，即使包括现代工厂
工人以外的作坊和做服务工作的人，无产阶级可能也不过几百万人。他们集
中在拥有相当数量现代工业或矿业的几个地方：上海、广州、湖南、湖北、
山东东部、天津周围的河北东北部以及南满等处。当经济状况有利于工业发
展时，城市工人的这些集中点就发展，如从本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末开始到 ２０
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情况就是这样。直到 １９２７ 年止，华中和华南的政治状况
允许工会组织存在，在某些地方还支持工会组织。然而，一旦被引向政治，
在工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工人就被推向与更强大的敌人对抗。他们几乎没有
时间来发展和组织自己。某些国民党官员和资本家认识到工人的生活状况需
要改进，但是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的世界经济萧条和战争，对城市工人阶级无
论什么样的扩展都造成十分不利的条件，更不必说有助于劳工运动了。
① 陈明 ：《劳工与帝国》，第 163—166、208—228 页和各处；林达？谢弗： 《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
人运动，1920—1923 年》，第 109—112 页。
① 关于上海，见让？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 年》。关于湖南劳工动 态的稍微对立的看法，
见小安格斯？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142—206、241—250 页，和谢弗：《毛泽东与工
人》。谢诺著作（第 407—412 页）认为劳工运动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主要的革命力量。关于这方面更多的
书 目，见陈明 ：《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编纂学，1895—1949 年》。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社会与政府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许可以比作细胞与细胞核。中国从
政治上有创造性的时代——如秦和西汉以及隋和初唐——继承了一个以经过
时间检验的结构、常规和思想为基础的非常强大的政府。它实行联合政治和
分散管理的能力，对这个国家力量之所在，并非无足轻重，而外部世界对此
才开始研究。
晚清和民国的政治史，常常以下述三种方式之一加以概括：一、按照循
环说，注意王朝晚期的衰亡，这是社会动乱和军事角逐、重建中央集权国家
的时期；二、按照政府权力向社会缓慢而不平衡地扩张的说法，政府谋求把
行政机构扩展到村级；三、按照革命过程的说法，通过革命过程，旧的政治
神话和社会结构被摧毁，新的阶级被引入政治，新政权在一个根本不同的观
念形态和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①所有这些观点都提供了深入的见识。有政权
衰亡、政权空白期和重新统一。历届政府确曾试图扩大其权力，集中控制，
改组金融和行政。但是，总的说来，我们认为，这 １５０ 年的历史可以更适当
地详细解释为：脱出从旧政权控制的社会革命运动、新社会阶级的出现、政
治关系的重新确定，以及新的国家结构与观念形态的创立。这是一个不平衡
的、阵发性的和常常流血的过程。
同更年轻、更小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变革过程是缓慢而曲折的。随
着政府开始在社会中显得更加重要，渗透和参与的相互关联的现象，以及国
家建设和动员民众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形成了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两者
都发展缓慢。在中国，如同 １９ 世纪在别处一样，现代火器，蒸汽机车和轮船、
电报通信开始使用，但是清政府应用这些东西以渗透到社会，直至乡村和家
庭，却迟缓不前。推广识字、办报纸和邮政同样缓慢，抑制了民众对政治的
参与。关于无所作为和只能逐渐地、勉强地实现的潜在可能性的资料，无疑
反映了晚清政体所固有的力量。尽管在 １８００ 至 １９４９ 年间出现了变化，杰出
人物统治论和权力主义的基本特点依然顽强地存在。
清代权力机构的失去平衡
满族统治的清政府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在 １７ 世纪和 １８ 世纪
初叶规划的。一旦完成了征服，就为异族统治很好地树立了种种范例，以致
反满情绪主要表现在对明朝的儒家式的忠诚上，而不是表现在汉民族的民族
主义上。基本上沿袭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把上层阶级的利益与君主国家连
①19世纪王朝衰亡的循环理论，或以朝廷失控及由此而引起腐败和混乱立论， 或以伴随地方军队兴起而
来的权力分散立论，见于梅谷：《19 世纪中国的地方 主义》（斯坦利？斯佩克特，《李鸿章和淮军》一
书和序言），和萧公权：《农 业中国：19 世纪的帝国控制》，第 501—518 页。以传统的分裂和近代的再
统 一立论而对 20 世纪中国政治所作的解释，见于詹姆斯？谢里登：《分裂的中 国：中国史的民国时代，
1912—1949 年》第 1 章。在易劳逸提出了从政治文 化理论引出的类似的框架，见《夭折的革命：国民党
统治下的中国，1927— 1937 年》，第 vii—xiv、283—313 页（又见本书第 3 章）。19 世纪名流侵犯地 方
政府权力和 20 世纪政府竭力把行政控制伸到村级的关系密切的理论，见孔 斐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
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和本书第 7 章。
结在一起，构成了地方和京城之间的桥梁，有助于维系正统的意识形态。①
其他几种基本安排进一步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种种关系。
第一，在征服之时，上层名流在很大程度上把接受满族的统治作为恢复
秩序和稳定的合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