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应当得到这份尊荣；认为孙逝世后缺少一位独一无二的领袖，已经造成
党的严重分裂和不稳定。在南京十年中，如在广东和广西聚集于胡汉民周围
的党内的强大派别，曾经对蒋的不断增长的权力心怀妒忌。但在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于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他终于被授予总裁的头衔（在中文
① 《中华志， 1937—1943 年》，第 321 页，重点号是著者加的。
②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16—118 页；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3 册， 第 1152 页；钱端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 185—187 页。
③ 军事委员会无委员长办公室，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译者。
① 关于政府组织，见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16—117 页；钱端升：《中 国的政府与政治》，第
185—187 页；《中华志，1937—1943 年》，第 86、322— 323 页。
里，措词是总裁，不是总理．．，一种并无不同的差异）。他对党的控制实际上
已经完成。他也洋洋自得，欢欣地说：“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
党之认识。吾党动摇已十有五载，至今日方得稳定。”②随着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林
森主席的去世，蒋也担任了主席的职务。因此，在战争期间，党、政府和军
队的所有最高职务都集于他一身。
甚至当蒋巩固他的独裁时，他也力图扩大他的政治基础。１９３８ 年初在武
汉，民族团结精神以空前未有的热情激荡着，并且绝未再现。国民党临时代
表大会，倡议设立国民参政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参政会是准备为民众
参预国民政府事务提供讲台的一个类似议会的机构。起初，它由从各方面遴
选出来的 ２００ 人组成，企图保证非国民党员的贤达参与政事。结果小党派和
共产党得到大约 ５０ 个席位；无党派人士得到 ７０ 席；国民党员拥有的席位不
超过 ８０ 席。新的参议会是这样一个明显具有代表性并有能力的机构，在战争
的头一年间它反映了民族团结的情绪。①
然而，参政会不是一个羽毛丰满的议会，因为它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
的。它可以提出政策，也可以批评，但是不能实施它的决议。它的权力仅仅
是咨询性的。但直到大约 １９３９ 年，参政会充满了合作气氛，它是一个有影响
的政府机构。
三民主义青年团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组织，它企图谋求全国青年的支
持。当时所有非国民党的青年团体概行取缔（通过简便的拒绝它们所需要的
政府登记的手段），而男女青年被鼓励群集于蒋介石领导之下。不过，组建
青年团还有第二个目的，即恢复国民党的生机。蒋介石 １９３８ 年依旧对国民党
深感失望，他觉得国民党腐败无能。他宣称：
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泊，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
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斗私见……于是党员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民
众不但对党冷淡，甚至要生反感。②
蒋介石希望青年团能使国民党运动充满新的理想主义。他说：“中国国
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轮。”③
国民党中国几次战时动员行动中，最富戏剧性的是居民、政府、学校和
工厂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迁移。在战前，中国国家生活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
是华北以及华中和华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城市——而恰恰是这些地区最容易
受日本人蹂躏。在那些地方以外，是辽阔的内地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广
西、湖南、陕西、西康和甘肃。①这些省份的生活自清代以来变化甚微，然而
国民党人却在这里建造他们的战时根据地。
预料到与日本的这场争斗将是一场消耗战，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立
②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3 册，第 1214 页。
① 关于国民参政会，参见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1937—1943 年》。
②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3 册，第 1226—1227 页；关于青年团的政治作用， 见易劳逸：《失败的根
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37—1949 年》，第 89—107 页。
③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4 册，1731 页。
① 因为一般地说，日本仅仅占据了城市、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区，其他省份，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西、
湖北和河南，相当大的地区或多或少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
即把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迁往内地。军事工业，如飞机装配厂，特别是南京、
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构成了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开始的重要的工业内迁的主
体。私营实业家们也受到催促，把他们的工厂迁离日本人的进军路线。８ 月
１０ 日，上海战事爆发前三天，政府拨款给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帮助私人工厂
从该市转移出来。战火迅速赶上这些准备工作。１４６ 家工厂重 １５０００ 吨的设
备，随同 ２５００ 多名工人，甚至是在弹火纷飞下从上海迁移出来的。在战争的
这个早期阶段，大多数内迁工厂的目地是武汉。但是，在许多机器还来不及
拆箱和工厂恢复生产前，武汉自身也危在旦夕了。于是，向内地的迁徙再度
开始。一些工厂横越洞庭湖，船运到广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厂则经铁路运
往陕西的西安和宝鸡。许多设备放在木船上，拉纤溯长江而上。宜昌以西，
江水穿过狭窄而陡峭的峡谷曲折回旋，这里船只时常由几百个拼命用力而汗
流浃背的纤夫拖曳逆流前进。总共有 ６２３ 家私营工厂搬迁到未被占领的地区
（其中大约 ３／４ 最终恢复生产）。武汉两家大型然而陈旧的钢铁厂，包括汉
阳钢厂，是这次转运的主要部分（３７０００ 吨）。另外，还有 １１９ 家纺织厂重
３２０００ 吨的机器，以及 ３２０ 家机器制造厂重约 １９０００ 吨的机器。随同这些工
厂迁移的有 ４２０００ 名技术工人，其中 １２０００ 人是靠政府的财政资助来的。①
国民党人曾把这次工业内迁，描述为中国人民英勇献身的证据。虽然成
就是显著的，但它的效果被大大夸大了。迁移机器的总数共约 １２００００ 吨，相
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无足轻重
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
到要发生这场战争，它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
更加广泛地完成。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
反而适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例如，当兵工厂搬迁时，不仅
机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都装船运送，而且工人们私有的每一件
物品，包括房门和窗户都搬迁了。兵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有限的运输工具互相
进行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互相射击。②私人实业家们受到来自政府保证赚钱
的诱惑。他们得到保证，在 ５—７ 年的时间内获得 ５—１０％的利润，并获准低
息贷款和自择厂址。③未得到这种有吸引力的许诺的大部分私人实业家，宁愿
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适，而不愿接受内地的艰苦和不安定。中国金融
家们同样不理会政府要求把他们的投资转移到内地的呼吁。亿万元的法币闲
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国。于是，有些中国人表现了一种爱国献身
和民族团结的模范精神；但大多数实业家和金融家觉得，中国的抗战事业与
他们个人很少或者没有关系，并且对政府的战争公债很少信任。他们不愿让
爱国主义使他们的商业本能变得迟钝。①
① 《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纪月刊》，1944 年 3 月 15 日，第 10—13 页；李紫翔：《抗战
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43 年 12 月 13 日），第 27—33 页；许涤新：《抗
战以来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理论与现实》第 1 卷第 4 期（1940 年 2 月 15 日），第 33—44 页；《中
华志，1937—1943 年》，第 436—439 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 年》，第
211—218 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 41—42 页。
② 《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第 12 页。
③ 《中华志，1937—1943 年》，第 438 页。
① 石西民：《抗战以来的中国工业》，《理论与现实》第 1 卷第 4 期（1940 年 2 月 15 日），第 53—54 页；
林继镛：《抗战期中民营厂矿迁川简述》，《四川文献》第 62 期（1967 年 10 月 1 日），第 4 — 7 页；休
大学也加入了向内地的迁移。由于它们曾经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策源
地，日本军队对它们进行了特别的报复。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２９ 日，日本飞机轰炸
了天津南开大学。翌日，日本的大炮轰毁了残存的校园。最后，他们用煤油
纵火焚烧废墟，以彻底毁灭这一抗日中心。北平的清华大学先被日本抢劫者
有计划地掠夺一空，然后它的建筑物被改成皇军的一座座兵营、医院、酒吧、
妓院和马厩。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的大学都屡遭轰炸。②
学生们和教授们成为涌往内地的难民潮的一部分。１９３９ 年后期，原来的
大学、学院和职业学校只剩 ６ 所留在日本占领区，其余足足有 ５２ 所教育机构
已迁入内地，还有 ２５ 所避入外国租界或香港。参加西行队伍的那些人，有时
不得不走上两三千英里才找到一个战时避难所。例如，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
学清华、北大和南开起先避难到湖南长沙，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联合大学。
③但是，到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学生们和全体教员不得不再次迁移，这次是去云南
的省会昆明。一批乘火车和轮船取道广州和河内。第二批由 ２５７ 名学生和 １１
位教授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里到达新校址。
战争使教育机构蒙受重大损失。１７ 所学校被迫关闭；成千上万青年辍
学。当然，有的学生待在家里，但其余学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或
共产党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军队的文娱或护理队。对于那些继续学习的人来
说，流亡大学的条件往往是极差的，课本、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设备均严重
短缺。教授们往往丢失了他们的讲稿和其他参考资料。学生们和教授们都觉
得生活条件严酷。庙宇、祠堂或篱笆墙的棚屋变成了教室和宿舍。板条箱当
课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扬至少部分地一度弥补了物资的匮乏。学生们感到，只要他们继
续学习，就是对他们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视。政府当局也认为他们是国家未
来的栋梁，他们为战后国家重建作准备比在军中服务能更好为国效力。因此，
除偶然的空袭和其他不便外，教育体制继续照常运转。再则，因为实际上所
有学生都受政府贷金资助，并免予应征入伍，大学注册人数从 １９３６ 年 ４２０００
名学生增长到 １９４４ 年的 ７９０００ 名。
几百万难民的涌入，深深地影响中国西部的省份。①直到当时，内地省份
是与世隔绝的，它们仅仅从沿海地区接触到近代化的影响。相比之下，许多
难民来自富有阅历的中等和上流阶级，习惯于财富、权力和现代舒适生活。
他们常常屈尊俯就那些习惯古怪、语言难懂的比较土气的本地人。他们也怨
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 42—43 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 149 页；巴巴拉？W。
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 年》，第 184 页。
② 关于战时的教育，见休伯特？弗雷恩：《战时中国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
的影响》；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合大学：作为首要价值的遗风》，欧俊臣（音）：《战时中国的教
育》，二文均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
③ 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译者。
①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 61 页。迁徙到中国西部的移民，其精确的人数不可能确定。陈估计，华
北和华东主要城市有 350 万居民从日本人手下逃离出来。这些人大概构成了国民党区域永久性难民的主要
部分。陈达估计另有 1075 万人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逃出。这些人中间许多无疑是农民，他们在战事发
生时离乡背井，但是随后返回了。对逃往中国西部的难民数字，一些估计高达 5000 万。见张嘉璈：《恶性
通货膨胀》，第 14、25 页。不过，这确实是不准确的。白修德著《寻找历史》第 79 页谈到难民数字的估
计是如何变得严重夸张的。
恨当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视性的价格和租金。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怨恨下
江人①的架子和傲慢。新来者确实试图垄断政府的主要职能，攫取对金融贸易
和经济的全面控制权。政府机关和工厂中令人歆羡的工作拒绝雇用本地人，
下江人认为他们懒惰和笨拙。几年过去后，语言上的差异不再阻碍本地人与
难民之间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来愈寻常，而且价格上的双重标准也大量消
失。然而本地人对工作和社会地位上的歧视的不满，直到战争结束还没有完
全消除。②
① “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译者。
②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 62—68 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事工业劳工研究》，
第 9—12 页及各处。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 年的恶化：军事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
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③
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
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
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
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
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
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 １９４５ 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
态。
国民党人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这时，日本的领导人
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皇军假如进入内地继续追击那
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新
战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确保对中国的控制。首先，他们巩固自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以
来所占领的地区的控制。当时他们在华北和华中仅有效地控制大约 １０％的土
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他们需要消灭许多
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服务。①
其次，日本人决心拖垮国民党人，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