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服务。①
其次，日本人决心拖垮国民党人，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②
因而，他们在加紧对国民党区经济封锁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破坏性的空中战
争。１９３９ 年春，他们夺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江－湖南的铁路。
１１ 月，他们以一支两栖部队在广东西部的北海登陆，并挺进 １００ 英里攻取广
西省会南宁。这是对国民党人的一次摧毁性的打击，因为它切断了通向河内
的新铁路线，而中国人当时正通过这条铁路线取得足占他们极为需要的进口
物资的 １／３。其后，１９４０ 年 ９ 月，日本人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
河内与昆明间的重要铁路线。此后，国民党人依靠新开辟的勉强可以通行的
滇缅路、香港（日本人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占领）的空运和通往俄国的漫长的队
商卡车路，从外部世界取得供给（见图）。
日本人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的和居民的目标。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
比，他们的目的更重在使民众在精神上垮掉。实际上在国民党区的所有城市，
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袭。然而，重庆遭受空袭最为严重。１９３９
—１９４１ 年轰炸了 ２６８ 次，城市大部毁坏，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仅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大轰炸的头两天，就有 ４４００ 人死于非命。①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确实，重庆民
众不屈不挠的意志，在轰炸持续期间一直是坚定的，只是到 １９４１ 年晚些时候
轰炸停止后才有所衰退。封锁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为国民党人在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已经使从日本占领区运来多数货物的交易合法化，后来又对这种交易积极
促进。日本人无法停止这种贸易。他们不可能在中国占领区与未占领区间二
③ 因国际时差，中国记载珍珠港事件，日期为 12 月 8 日——译者。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202—203 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 296—297 页；卡尔逊：《中
国军队：其编制和军事能力》，第 73 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573—574 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 152 页。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587—588 页。
千多英里边界的每一英尺，哪怕是每一英里都加以监视。许多日本人也在这
种贸易中主动勾结。因此，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国输入品中，相当大而又无法
确定的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所谓走私交易进来的。②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日本内阁的一场重大争论也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日
本领导人发觉，除非他们获得东南亚的丰富自然资源，在中国取胜将依然无
望，而且他们确信西方列强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战争，他们商定把帝国扩张的
范围扩大到中国战场以外去。他们希望——虽然不是确信——通过外交途
径，他们能够在南方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一决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对华战争
的特征，也导致了在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内进攻珍珠港。③
在中国方面，战略和政治上的考虑已经使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要打一场消
耗战。蒋介石宣称，日本人在中国辽阔的地域推进，把他们的人力资源和装
备摊得太开了。“我们的敌人打的时间越长，它陷入的困难也就越多；我们
打得越久，我们就更坚强，更有决心。”①像日本人一样，蒋也希望避免决战，
因为他预料西方盟国最终会被拖入反对日本的斗争。开始，他只期待盟国的
物质援助和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但是，在珍珠港事件（这个消息在重庆受到
兴高采烈的欢迎）后，他期待英国，特别期待拥有巨大技术资源的美国，会
承担打败日本的主要责任。到 １９４３ 年，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Ｅ．高思评论
说：“中国人使自己相信，他们太疲惫，过于精疲力竭；装备也太差，不能
出更大的力了，尤其是在无需再如此努力的时候；而且他们可以保持他们所
有的抗日的东西，坐下来歇口气，并把注意力集中于规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和
经济问题。”②
把国民党的注意力从日本人那里引开的主要政治问题，是与中国共产党
人不断增长的磨擦。１９４１ 年 １ 月新四军事变③（见第 １２ 章）后，统一战线实
际上已不复存在。有影响的国民党领袖们——最著名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和
党务工作者陈立夫——多次刺耳地鼓吹发动一场根绝赤祸的运动。蒋介石顶
住了这些压力，主要是因为他害怕盟国将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如果它
公开卷入内战的话。然而，自 １９３９ 年年中起，他就调动他的许多最精锐的部
队——不同的时候在 １５ 万至 ５０ 万人之间——去封锁共产党人在西北的根据
地。④
虽然国民党人与日本人双方从 １９３８ 年后期起都甘愿打一场消耗战，但这
并不意味着战斗已全面减少。日本人偶尔也发动一场攻势以达到有限目标。
例如，１９４０ 年 ６ 月，他们攫取了重要的长江口岸宜昌，以阻断华中粮仓各省
与重庆之间的货物流通，以及取得一个更靠近国民党地区的空军基地。１９４２
年夏，在詹姆士？杜立德将军轰炸东京后，日本人以 １０ 万军队攻入浙江和江
②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8 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 148—149 页。
③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153 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第 300 页；藤
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载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 年
的日美关系》，第 191 页。
① 蒋介石：《抗战建国》，第 108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3 年，中国》，第 142 页。
③ 即皖南事变——译者。
④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 303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
第 205 页；L。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 年 7 月》，第 71—72 页。
西，捣毁可能在将来用以对其本土岛屿进行轰炸的空军基地。他们也定期向
国民党战线发起进攻，相比之下，他们较少占领新的土地，而较多蹂躏农村，
掠夺或毁坏新近的收获，阻止国民党人积聚具有潜在危险的精选的部队，或
者在实战中训练新兵。①在所谓相持的这几年内遭受的伤亡——特别是早期—
—是重大的。中国人承认死亡人数 １９４０ 年为 ３４ 万，１９４１ 年为 １４．５ 万，１９４２
年为 ８．８ 万，１９４３ 年为 ４．３ 万。②但是从 １９３９ 年到 １９４４ 年初，战线并无重
大变动。敌对双方之间的战略平衡，在将近六年中变化甚微。
在战争后半期，国民党军队人数在 ３５０ 万以上。③但是，它不是一支统一
的国家军队，而是对中央政府忠诚程度不同，训练、装备和作战能力各异的
军队联合体。这个参差不齐的集合体的中心是“中央军”。１９４１ 年，在全部
国民党军队三百多个师的总数之中，中央军约有 ３０ 个师近 ５０ 万人。在战争
进行过程中，蒋扩充了这支武装，以至到战争结束时，中央军约有 ６５ 万人。
在 １９３７ 年，中央军的军官是中央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这是有代表性的。他们
学习过现代军事技术——３０ 年代时常由德国教官传授。政治灌输在他们的训
练中显得很重要；军官们高度效忠于蒋介石。①
然而，大多数国民党武装是军阀部队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节
制的名声显赫的人物指挥。因此，他们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淡薄的。他们妒
忌和害怕蒋介石的日益增长的权力。例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抵制中央政
府对他的省内权力的侵犯，并为批评重庆政府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避难所。
华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像
一位拥有自主权的总督那样统治着他的故乡山西。他阻止中央军进入他的战
区，并保有自己的政党（民主革命同志会②）以对抗国民党。确实，从 １９４１
年起，阎甚至与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关系。其他具有省籍渊源的将军们，
如李宗仁（广西）、薛岳（广东）、于学忠（满洲）和傅作义（绥远），均
已失去他们特殊的地方性根据地，但仍对那些宁愿效忠他们，而不愿效忠蒋
介石的军队保持着指挥权。③
那些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战争爆发而起了变
化。在南京十多年中，地方军阀的权力已经衰微。蒋的权力日益增长，最关
紧要的是他已控制一支政治上忠实并且比较熟练的军队。但蒋的最好的军
队，包括他那由德国教官训练的精锐师大部在上海溃灭，造成了国民党军队
① 史迈士致国务院：《1940 年在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进展状况》，美国国务院
档案 893。00/14662，1941 年 1 月 29 日，第 7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203—204 页；白修德与
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62 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
年》，第 40—82 页。
② 中国官方关于战时伤亡的数字为 3211419 人，包括死亡 1329958 人，《中华志，1950 年》，第 182 页。
③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 9，不过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国民党军队的精确数字。张嘉璈《恶性
通货膨胀》第 127 页记载，军队从 1940 年的 250 万人增加到 1941 年近 450 万人。《中华志，1937—1943
年》提出了一个 600 万的数字。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35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12—113 页。
② 应为“民族革命同志会”——译者。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云南与重庆》，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第 329—355
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 83—131 页。
内部的军事天平向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们倾斜。蒋的政治权威相应减弱。
在整个战争期间，蒋通过在各省部队中安插国民党干部，用新近训练的
军官和现代装备重建中央武装力量等手段，竭力矫正他本人与地区指挥官之
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平衡。这些努力激起了地方将军们的猜疑和敌意。他们
抱怨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把他们的师送去与日本人进行毁灭性的战斗，而蒋
却安然保存自己的部队。他们因补给品分配不公而愤怒，因为蒋把从美国得
到的武器弹药，包括根据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他自己的
部队，而不给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队。①
简言之，国内政治支撑着蒋对战争的指挥，而蒋则借此增强他的中央权
力。当然，如蒋的支持者们所申辩的那样，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够轻易容忍
它的军事指挥官们起着破坏作用的独立态度。不过，蒋所采用的增强其中央
政府权力的手段，本来就不可能是最有效的。不管怎么说，各省军阀们的不
满随着战争的进展而越来越激烈。在 １９４４ 年，主要的地方军阀结成了一个联
盟，实际上阴谋推翻蒋的政府。②当时许多非中央军的指挥官干脆叛逃到日本
人那边。这些叛逃的将军 １９４１ 年有 １２ 个，１９４２ 年有 １５ 个，１９４３ 年是高峰
的一年，有 ４２ 人叛逃。５０ 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
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③
国民党军队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军官团的素质差，这个缺点在战争期间
加剧了。美国在华高级军官艾伯特？Ｃ．魏德迈将军，在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后把国
民党的军官们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偏狭……全然不称职”。①
这也是非中央军高级指挥官们的特色。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获得荣誉和地位，
并不是由于他们军事技能娴熟，而是由于他们在派系斗争中的机敏和及时转
输忠诚。不过，即使是毕业于中央军官学校的高级军官们，也非常缺乏军事
领导所需要的素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 ２０ 年代黄埔军校前四期的毕业生，
那时训练是初步的，而且只持续几个月。在他们因对蒋介石效忠而被提升到
师和军的指挥官时，他们对军事科学技术的理解往往是狭隘而过时的。在 ３０
年代，这些高级军官本来可以趁机在参谋学院②里受先进的德式训练。然而，
那时他们已经有这样高的军阶，以致他们认为再去当学生会有失尊严。③
当然，也有些高级指挥官超越这种体制。例如，陈诚、白崇禧和孙立人，
由于他们智慧，廉洁，具有军事才能而出类拔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白
崇禧也好，孙立人也好，都不是蒋介石核心集团成员。蒋使用他们的才干，
但把他们紧紧地拴住，因为他们不是中央军的人，并表现出了一种倔强的独
立精神。蒋的一个亲信陈诚，由于在与自负而平庸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派系纷
争中的失败，战争期间大都在政治风云之中度过。④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34 页。
② 参看本章《政治上的虚弱》一节。
③ 战争结束时伪军人数达到近 100 万，因为有许多部队是在占领区征募的。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
第 284—292 页。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233 页，引用材料时有删节；并
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325 页。
② 即陆军大学——译者。
③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55—58、81—89、145—152 页。
④ 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 29 卷第 4 期
战争开始时，总的说来下级军官比他们的上级更能胜任。１９２９—１９３７ 年
间，中央军官学校平均每年有 ３０００ 名学员毕业，并且有大约 ２０００ 名参谋接
受过高等训练。但是，战争深深地斫伤了下级军官团。他们中有一万人在最
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围的战斗中就牺牲了。这些损失绝不会完全得到补偿，因
为战争期间由于降低入学要求以及缩短学习课程。军官训练大大地退化了。
确实，在一个正规的步兵营里，军校毕业的军官所占的百分比，从 １９３７ 年的
８０％降到 １９４５ 年的 ２０％。①由于好的军队莫过于有一批好的下级军官，这些数
字为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退化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标。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
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 １８—４５ 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
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
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
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
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