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忠良等人，一个个被说得羞愧满面，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真是无地自容。他们低垂着头，谁也不吭一声，老老实实地坐在谈判桌旁，开始商谈和平解决宁夏的问题。
当天下午2时，即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协议全文如下：
为了宁夏人民的利益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双方同意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协议如下：
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 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 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准杀害，应全数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得放走。
三、凡人民解放军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3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条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9人组成，解放军方面5人，并指定1人为主任；宁夏方面4人，并指定1人任副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
司令员杨得志（签名，盖章）
政治委员李志民（签名，盖章）
宁夏方面军政代表
卢忠良（签名）
马天光（签名）
马延秀（签名）
9月23日，马鸿宾致电彭德怀，陈述军队已溃散等情况，请求解放军速派兵进银川，维持治安，并决定当晚派40余辆汽车去横城渡口迎接。
解放军迅速以第191师一部当晚奉命乘车进入银川。
泥泞大道上，一辆敞篷吉普车在飞奔着。大路两旁的田野、庄稼、村舍，皆毁于洪水。到处是无家可归的农人，扶老携幼，在田边望着冲毁的庄稼长吁短叹，哀号连天。
贺龙拍一下小战士的肩头，催促着：
“再开快一点儿，要不然，就赶不上银川的入城式啦！”
小战士加大油门，车快如飞，只是颠簸得越来越厉害了。
贺龙点燃一斗烟，望着远方飘拂的红旗，说：
“这一回，我们真是坐着汽车去银川，追着解放和胜利在奔跑了！只是，还有点儿舍不得丢了我那匹马，那可是一匹通人性的好马呀！”
习仲勋心急意切地说：
“看来，坐车还嫌慢了一点儿。下一回新疆解放了，咱们得坐着飞机赶去接管了！”
贺龙将烟斗握在手里，充满自信地说：
“有这种可能性。”
“只怕咱们还没飞机……”
贺龙哈哈一笑，说：
“这个嘛，你不用发愁！想当初，我贺龙是两把菜刀起的家，如令是坦克装甲车，好威风呀！放心好啦，到时候，国民党会把飞机给我们准备好，说不定还要来接我们，请我们这些人去哩哟！”
两人都爽朗地笑了。
杨得志和李志民站在司令部的门外，呼吸着迎面扑来的新鲜空气，顿觉浑身轻松了许多，真有一种心旷神恰之感觉。
杨得志忽然像想起了一件大事似的，兴奋地大声喊道：
“快！立即向兰州发电，告诉彭总，宁夏已经解放了！”
李志民也高兴地笑着说：
“是啊！彭总正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呢！”
银川解放了。宁夏解放了。这块坐落在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之滨，有17万多平方公里，200多万回、汉、蒙、满等族同胞的土地，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郭南浦老先生为和平解放宁夏做出了贡献。杨得志和李志民以第19兵团领导人的名义，将一面绣有“和平老人”4个大字的锦旗，送给了郭南浦老先生。这4个大字是李志民亲笔题写的。
9月26日，杨得志和李志民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部进入银川城，马鸿宾先生率领原国民党宁夏军政负责人，以及银川市各民族和各界群众的代表约1000人，聚集南门外热烈地欢迎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
当日，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成立了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杨得志为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友参为副主任。同时，军管会发布（解）字第1号布告，责令“蒋马散兵游勇限布告日起，自动向本会投诚报到”。布告贴出之后，溃散的贺兰军和第11军的官兵纷纷蜂拥而来，自带枪械弹药投诚。
银川、宁夏，从此获得新生！
第47章
河西走廊，枪声炮声稀稀落落
甘肃武威。到处是国民党的溃兵在奔逃。
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早已有名无实，如同行尸走肉，只有以光杆司令刘任为代表的一个空架子。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一路逃跑，沿途遣散，最后只留得几个人，落荒而逃，窜入新疆。
国民党陇南兵团，除王治岐第119军逃窜到武都外，黄祖埙第91军，周嘉彬第120军，已经是穷途末路，惶恐不堪。
起义时机渐渐成熟。
彭铭鼎首先找到周嘉彬，商谈起义之事。
周嘉彬望着满目皆是的溃逃官兵，说：
“时至今日，大势已去，不投降，不起义，别无他路可择。我很赞同起义。只是第91军黄祖埙部步步紧逼，对我监视甚严。要起义，就得首先设法把黄祖埙这个拦路虎除掉！”
彭铭鼎又来找黄祖埙，以试探的口吻问：
“大局如此严重，怎么办？”
黄祖埙断然表示：
“要投降你们去投降，我姓黄的死也不投降！”
彭铭鼎一见话无法继续谈下去，忙改口说：
“当然，我的意见是如何很好地掌握部队，与胡（宗南）取得联系，与新疆密切配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今后的日子一定很艰苦，应如何做好长期准备，你怎么说到投降呢？”
黄祖埙一听，嘿嘿干笑两声，再没说话。
彭铭鼎清楚地意识到，起义时机虽已成熟，但干起来，困难尚多，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收拾黄祖埙这个人。
他又想，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是桂系派在西北的一只鹰大，从日常的接触中，断定他是不可能投降的。但是，刘任平时对黄祖埙的骄横跋扈十分反感，视若化人，二人之间矛盾极大。到了兵退古浪后，黄祖埙更是自由行动，根本不把刘任放在眼里，刘任对此极为恼怒，暗中咬牙切齿。可否利用这两个顽固分子之间的矛盾，寻隙做点儿文章呢？
于是，彭铭鼎便乘机向刘任进言道：
“今后河西就靠这点部队，你是现在河西的最高负责人，黄祖埙这样不听你的话，如何得了！应该趁早去掉黄祖埙，代之以刘漫天。”
刘漫天是第120军第245师师长，对彭铭鼎较顺从，周嘉彬也主张让刘漫天代替黄祖埙。
但是，刘任是一只老狐狸。他虽与黄祖项势不两立，但黄祖埙与共产党对抗到底的决心，却与他是一致的，而彭铭鼎和周嘉彬，他早就看得一清二楚，是另有打算的。只要留着黄祖埙，彭铭鼎和周嘉彬要搞什么大的举动，就总有一只拦路虎挡在他们的前面。
刘任瞅着彭铭鼎，不露声色地笑了笑，心里骂道：
“哼！你也想给我玩弄一个借刀杀人的鬼把戏出来吗？！告诉你吧，办不到！”
然而，他口头上却允诺着，只是找借口拖着不办，彭铭鼎和周嘉彬挺着急却毫无办法。
时已至此，大势所趋，但彭铭鼎还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解放军攻克兰州后，可能转锋南下，先解决西南问题，河西与新疆或许要用和平方式解决。从而在思想上觉得起义之事不必过于操切，可以从容处理，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置前哨于乌鞘岭，待解放大军压境时，再与解放军谈判，走一条与绥远起义相似的道路。
但是，事与愿违。解放大军步步紧逼，形势十分严重，彭铭鼎才有点儿着慌带忙起来。特别是周嘉彬，急得坐卧不宁，一日数次，催他从速去掉黄祖埙，果断行事。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也从新疆几次打来长途电话，让他与解放军直接取得联系，开始商谈和平之事。彭铭鼎感到非常棘手。
9月10日，彭铭鼎和周嘉彬在武威商定后，打电话把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从张掖叫来，几个人又商量了一番，就派曾震五星夜兼程，赶赴新疆，向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报告河西情况。
彭铭鼎神情紧张地对曾震五说：
“你赶到新疆后，告诉陶峙岳，时间不等人，我们最大限度到酒泉即通电起义。你务必把话讲死，我们再不向西后退一步。请他早做准备，不要使我们陷入前后夹击中。”
他说这话，是对新疆马呈祥骑兵第5军的动向，还存在着很大的顾虑。而新疆方面，也把骑兵第5军视为起义的重大障碍。
曾震五出发后，彭铭鼎又来到贺义夫家中，给新疆陶晋初打了长途电话，告诉他曾震五已经动身赴新疆，共商起义之事。
彭铭鼎在电话上对陶晋初反复说：
“玉门关内外形势严重，新疆内部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我和周嘉彬商定，派曾震五来新疆，一是报告河西方面的情况；二是公开露面支持陶峙岳总司令起义。我们将积极准备两个师，必要时车运新疆，支持起义。”
他说车运两个师支援新疆起义，只是虚张声势，大造舆论，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打完电话，彭铭鼎就在贺义夫的家中，计议起义之事。
贺义夫对彭铭鼎十分了解，二人相识甚早，过从甚密，无话不说。他知道，彭铭鼎很早就与共产党人有过来往。
早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时，共产党人王亚之，曾几次来到国民党第8师，找彭铭鼎打探情报。有一次，第8师从广昌出发，正向中央苏区进攻时，王亚之突然又来了。彭铭鼎当时胆颤心惊，生怕事情败露，当即给了他20无路费，并告诉了他一些情况，匆忙将他打发走了。
还有一次，第8师驻守南丰，王亚之又来找彭铭鼎要情报。彭铭鼎不仅给他提供了情报，为了让他安全出境，还护送他过了距南丰20里的百花亭。
1938年，彭铭鼎任国民党第8师司令部军械主任时，贺义夫任干部训练班的队长，部队驻河南灵宝。王亚之来到这里，住了数日才离去。
1939年，彭铭鼎任国民党第1军参谋处长，贺义夫任军部警卫营长。王亚之由地下共产党组织派到陕西华县，找到彭铭鼎。彭铭鼎将他派到贺义夫的警卫营当副营长。王亚之经常跟彭铭鼎和贺义夫谈革命的道理，并介绍许多进步书刊给他们阅读。
1942年，彭铭鼎因与王亚之的关系问题，被胡宗南曾一度扣押，审查很久。贺义夫因此事而被撤免了警卫营长。
1948年，陶晋初到香港拜访李济琛时，会见了共产党在香港的负责人，言谈中，鼓动陶晋初去新疆策动其兄陶峙岳摆脱国民党，投向革命。同年秋，陶晋初被任命为新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在赴新疆路过兰州时，他找到彭铭鼎，商定新疆与甘肃互相策应，待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
不久，天津、北平、绥远相继解放。毛泽东庄严宣告：摆在国民党官兵面前的只有天津、北平、绥远3条路可走，别无选择。这一讲话，对包括彭铭鼎在内的许多国民党将士，震动极大。
彭铭鼎早在兰州尚未解放时，就对贺义夫私下里说：
“假如兰州不守，青马必窜回西宁老巢。河西走廊西去，地处贫瘠，民族复杂，共产党可能用政治手段解决，不会西去不毛之地。若然，我们可置第1线于乌鞘岭，在武威通电起义义，走绥远道路。”
他为了抓部队，兼任了第120军副军长。本来，他与周嘉彬商定在武威通电起义，但因刘任、黄祖埙等人反对起义，只好拖延下来。
贺义夫见彭铭鼎为起义的事情大伤脑筋，一筹莫展，便出主意道：
“事到如今，别无良策，任何犹豫都会造成无法补救的损失，不如先下手为强，把刘任和黄祖埙抓起来，采取强硬措施，宣布起义。”
彭铭鼎呻吟一声，沉默良久，最后摇了摇头，没说一句话，就离开了贺义夫的家。
过了两三日，第91军直属骑兵团和沈芝生第246师骑兵团，在大靖起义。黄祖埙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捶胸跺足，很久说不出话来，只见两颗豆大的泪珠顺着青灰的脸颊往下滚落着。
这样一来，武威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之下，国民党残部不得不继续西逃，。向张掖溃退。
张掖是塞上江南，虽时已初秋，却尚有春意。久别故乡的湖．湘子弟，走到这里，自然不愿离去。他们幻想解放大军，下关中，越陇坂，战兰州，不足两月经历数次大战，行军2000多里，眼下秋阳已淡，西出阳关，或为来春之事了。因而，他们打算趁此机会在张掖喘一口气儿，苟安一时。
就在这时，王震率第1兵团第2军，从青海翻越冰峰雪岭祁连山，克服了千难万险，前卫团因无冬服而冻死数一十人，终于出奇不意，如同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扁都口，并一举歼灭在扁都口担任堵击任务的国民党骑兵第15旅，旅长王士谊被俘，副旅长董毅被当场击毙。
深夜，刘江得到这一消息，立即打电话叫来黄祖埙，一见面就惊惶失措地说：
“王震率共军突然出现在扁都口，担任狙击的第15旅全军覆灭，旅长被俘，副旅长阵亡……这可如何是好？”
黄祖埙跺着脚骂道：
“狗娘养的！把老子给卖了！我黄祖埙瞎了眼，没看出这两个骑兵团会投降共军，才导致扁都口第15旅惨败！”
刘任见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也急得抓耳挠腮，坐立不安，眨巴着眼睛说：
“黄军长，这两个骑兵团背叛党国，人人得而诛之！你不必为此大动肝火，我们应该商量今后怎么办？”
黄祖埙一筹莫展地说：
“其军两路大军会师，我军处于前后夹击之危势，两个骑兵团又背叛党国，第91军失去了骑兵部队，军心动摇，我们还会有什么今后可言？”
刘任长唉一声，说：
“不如连夜西撤，到了高台，再作打算。”
黄祖埙哑着嗓子说：
“眼下也只好如此了。”
国民党陇南兵团残部，只好又放弃张掖，连夜向酒泉方向逃窜。
在张掖时，刘任和黄祖埙勾结起来，狼狈为奸，企图对彭铭鼎和周嘉彬下毒手。但是，由于王震率左路军突然西出扁都口，眼看就要切断西逃的退路，刘任和黄祖埙一时慌了手脚，连夜西逃。
逃到高台，刘任和黄祖埙又企图利用这里的既设阵地，最后垂死挣扎一番。于是，他将第91军和第120军的残部，布防在高台一带，梦想负隅顽抗。
刘任在夜里的西逃途中，乘坐的小车与一辆卡车相撞，差点丧生。他心里一直怀疑，这次车祸，一定是彭铭鼎事先策划的，企图陷害他。因而，他对彭铭鼎又怀恨在心。
一到高台，身上和头上都缠着绷带的刘任，慌慌忙忙宣布了一条命令：第91军军长黄祖塌升任河西警备总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月翔升任参谋长。
彭月翔原为第二副参谋长，主管后勤，排在第一副参谋长彭铭鼎之后。刘任的这一手，显然是针对彭铭鼎和周嘉彬来的。
周嘉彬听到这一命令后，非常恐惧，连夜乘车直接跑到酒泉机场。在刘任和黄祖埙的压力下，他决定逃跑。
他在机场犹豫了很久，最后决定跟彭铭鼎打个电话，告别一下。
周嘉彬要通电话，开门见山地说：
“我到了酒泉机场，我要走了。”
彭铭鼎吃惊地问：
“为什么？”
“我不搞了。”
彭铭鼎十分恼火，生气地说：
“两人干的事，你走了怎么办？”
“你一人干吧。我就要起飞了。”
彭铭鼎双手抓住话筒，真想叫喊一通，大骂他几句，但是，电话断了。
刘任和黄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