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的嫌疑，不然不会做得那么绝。
然而一切已晚，高拱回阁后，成为了实际上的首辅，海瑞虽已有“反戈”之举，但旧账不可能一笔勾销。三个月后，言官们刚刚对海瑞提出异议，海大人的官帽子就保不住了。整治徐少爷的事，由高拱自己接过来做了。
后来张居正秉政，终身未启用海瑞，除了嫌他操切太过之外，对他在“反戈”中的薄情寡义无法原谅，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张居正在隆庆前期，是不是光顾着固宠保位了呢？否。资料证明，在几场大混战中，他都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有时参预得相当之深。
他的某些行为，显然与“君子坦荡荡”不符，或密谋于室，或吹风于耳，都或许有之。各类史书、笔记上记载得很多，这里也不必避讳。但从他入阁以后力图有作为这一主线来看，在登上首辅之前的这些机巧，实算不得大罪大愆。
并且，我个人认为，正史或笔记上所说的，张居正“构陷”、“投隙”、“钩隐”、“乘间”，十之八九可能都是子虚乌有。
下面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他在“隆庆混斗”中倍受人指责的几个小动作。
先是高拱与徐阶酣斗被言官围剿时，沈德潜《万历野获编》说，张居正作为徐阶的门生，“为之调停其间。怂恿高避位。”意思是高拱中了张居正的招，不战自退。［霸气 书库 ·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可是，高拱一走，内阁无为的状态将无限制地拖延下去，这于张居正究竟有何好处？
我认为此事即使有，也无可非议。高拱那时被朝中当要津者和言官们集体抵制，已无转身的可能，硬挺下去，恐怕连隆庆也将不知如何措置。如果张居正确实劝过高避开，那也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联系他此前不愿为徐提供攻击高拱的炮弹，完全可以推论，劝说高拱暂避锋芒决没有什么祸心，前后两个行为的动机是一样的——不愿意见到高拱遭受更大打击。
如果说这样做是为了向徐阶讨好，那么我以为，以张居正与徐阶的亲密关系，张已无须以这类行动再去拍徐的什么马*。
劝高拱“走为上”，不过是张居正凭本心做了一件对朋友有利的事。
其次在徐阶的离开上，王世贞《国朝献征录》上说，徐阶被隆庆冷落、不得已上疏求归时，“张居正不欲阶久居上，且与拱有宿约”，于是就秘密告诉大太监李芳，说徐阶这次是真的不想干了，由李芳向隆庆递话，导致徐的求去被批准。然而正史及其他笔记的上，并无此事的证据——王世贞是如何得知这些机密的？
徐阶在内阁固然是压了张居正一头，但他走后，仍然有李春芳、陈以勤排序比张居正高，那么驱徐的意义又何在？如果说“驱徐”是实现“迎高”的宿约，那么这两件事相隔一年零四个月，似乎又不太可能有这种因果关系。王世贞在这里，恐怕又在想当然耳。
再者就是赵贞吉被高拱驱逐，在明末和现代，都有人说是张居正挑拨所致。这倒是唯一能找到一点点事实的说法。也就是这其中透露了，在赵、高之争中，张居正的倾向非常明确。他为高拱出过主意，打过气，都有可能。当时两人已经处于联手状态，行动默契也不足为怪。
之所以张居正要拥护高拱，前面已经讲过，是因为两人治国的理念相近。而就阁内的权力来讲，驱走了众人，高拱也未见得能给张居正以更大的空间。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张居正完全知道这个道理。
而赵、高决战的原因，是由隆庆要整治言官而引发。没有这个触动双方重大利益的事情发生，两人也不可能激化到这个程度。赵贞吉其实是被隆庆本人逼走的。说是因张居正进谗言、挑拨离间所致，无乃欲加之罪乎？
还有更极端者，沈德潜言之凿凿地说：“盖隆庆一朝，首尾六年，与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计次第见逐。”把责任全都归到张居正一人身上。
我倒有些不明白了：张居正一个一个、没有原则地驱逐人，难道他会感觉很好玩？
我看，张居正之所以遭非议，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未被驱逐过。这又是一个“楚人无罪，怀璧其罪”的事例。
张居正没被驱逐的真实原因，我以为，是由于他在内阁中当时的权力资源最小。大树徐阶已经倒台。他的裕王旧人身份，在内阁也没有什么可依侍的，因为就连淡泊内敛的陈以勤，在裕邸的资格都比他老得多。大太监李方本来可以做他的一个后盾，但可惜后来已经失势。甚至在他之后入阁的殷士儋，在“中官”的背景上也足可以让他气短。
——这就是张居正在内阁的“末相地位”。其“末位”，不仅仅指的是入阁的顺序。
这样的一个脆弱者，对高拱或对其他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无害者。他因此而在这个淘汰机制中侥幸被保留。
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不材之木，才能终其天年。道理完全一样。
高拱之所以惟独留下了张居正，撇开别的原因不说，这应该是最深层的一个原因。当然，高拱也恰恰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是后话了。
隆庆一朝纷纷扰扰，张居正如履薄冰。但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隆庆二年，徐阶走了以后，内阁与朝中官员空谈的习气略有减弱，张居正私心里还是颇欣慰的。在分别给几位朋友的信中，说了几次“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之类的话。
如果徐阶还在的话，《明史》上说他“阴重不泄”，也就是闷着。大家想干点实事，很难。后来的首辅李春芳虽然无能，但他也宽厚，内阁多少就有了一点清爽之风。张居正那时已过不惑，年华已非常不禁老，他愁的就是，总有人“欲守故辙，骛虚词，则是天下之事，终无可为之时矣”。
这是清醒者的痛苦。而盲者，就不会有看见深渊的痛苦。
人们总以为，告别了嘉靖旧时代，一切就皆圆满，人人会自动成为君子国民。其实，新时代自有新时代的弊端。时代决不因为“新”就自动完美。旧的荒唐过去了，新的荒唐又生，人们只好又忍。张居正也痛感隆庆初政一年多过去，“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
到七月徐阶一离开，八月，张居正跟着就上了一道《陈六事疏》。他要跟皇上陈述六件事。张居正在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是考虑了老师的面子，他不愿在徐阶在位时就表露出两人政见不合。
这个奏折很有名，实际是张居正的全部执政纲领。一共有六条，无不切中大明吏治的要害，是他为重振帝国开出的六条良方。也就是：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
他在万历年间当国十年所为，无不是按照这个既定方针办的。奏疏把明朝的问题看得入木三分，读起来相当之痛快。就像庖丁解牛，砉然有声。
大明朝这个步履蹒跚的老牛，还真是就得张居正这样的人来捅它几刀。
因为这个条陈是张居正后来十年新政的灵魂，所以我在这里就拣出几条来罗嗦一下。
先说第一议“省议论”。
他说，几年来我看见，“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政多纷更”，老是自相矛盾。草民我觉得，譬如当今之日，一面斥不劳而获为大耻辱，一面百万彩票又为大光荣；一面娼家卖笑须游街示众，一面白衣天使又为野雉发套防病。若此，百姓又何所适从？
张居正指出，“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这是说新官上任时的情形。“漫言数事”，就是今日之“我来简单说两句”，这两句，简直就是滔滔不绝。此外一有新官上任，就不问青红皂白撤换中层干部，凡是前任所用，通通撤掉，或调来亲朋好友，或有拍马小人见机跟进，立刻就有官可做。庸官的套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张居正又指出，你看这种条陈，文辞华丽，看的人无不惊叹，不是说他有才，就是说他能干事，其实他小子刚到任，“地方利病，岂能尽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是听了人家的风言风语罢了。时间一久，“简单说两句”说了些什么，恐怕他自己也忘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要办事，就不要七嘴八舌。像现在有些人施政，一开始就没考虑周全，听到有人说什么就马上实行，没等见效，又因人言而止。弄得大家疑虑不定，旷日持久，难见成效。他主张，今后“欲为一事，须慎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就是考虑好了再干，干就要干到底。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皇上您应该叮嘱各部院衙门，今后要领会朝廷讲究务实的方针，一切汇报与报告，必须简单扼要；是非可否，你给我明明白白说清楚。全体干部要秉公持正，建立“诚行直道”的人际关系，以提高业务素质为要务。这样，干部管理才能有生气，队伍风气也才能起变化。
第二议，曰“振纲纪”。
张居正说，我看近年以来，纲纪不严格，法律不起作用，上下都讲姑息，百事全都付之因循，“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律所管的，居然仅仅是微贱小民；强有力者虽然违法乱纪，可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所有的纪律，反而是只有制定纪律的中央在执行，下面的官员，则有践踏法规之行而毫无畏惧之心。整个官场，因循守旧之风渐成，举手之劳就能解决的事情就是办不成。
张居正指出，在处理违纪上，人情当然可以考虑但不能徇私，法律宜严格但不宜猛（严打之类的就不必要了）。我希望皇上奋起掌握国家命运的决断，把你的光辉照耀四方，申明法纪以严肃干部作风，掌握好权力以日理万机。
张居正还强调指出，奖惩赏罚要统一于公道，而决不能徇私；政教号令一定要有中央来决断，而不要受那些空谈影响。凡是法律应该惩罚的，虽是权贵也不能宽恕；凡是受了冤枉的，虽是卑贱平民也必须纠正。这样，国家的体统才能正，中央才能有威严，下面的那些家伙，才能有守法意识。
——张大人在这一点上，与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比较相信法律严明的效力。所谓“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是他们治理不正之风的法宝。
第三议为“重诏令”，也就是中央精神一定要贯彻好。
张居正说，各衙门报上来要处理的事务，关系到各地方民情利害的，该衙门机关应考虑轻重缓急，按次序上报。中央交办的事务，必须抓紧办理，事情才不至于堆在一起。
张居正指出，天子的号令，就如疾风霹雳，如果风也不能动，霹雳也不能击，那么可能连自然的进化都要滞住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近来中央的命令多落实不了，抄发到各部之后，往往拖住不办。或是签一句“按中央精神办”就算完事，“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行”。中央指示下来，各地方官反应迟缓，甚至有查勘一件事十余年也查不完者。文卷堆积，多数被淹没掉了（多至沉埋）；可作证的人，一半都死掉了（半在鬼录），事情也查不出真相来了，最后使犯法的人漏网逃脱。
张居正愤怒地问道：“国有不伸之法……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得明？赏罚何由而当？”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部院各衙门凡大小事务，接到中央命令后，数日之内，应尽快回复。事情比较清楚的，要做一个结论，不要再推到下面省里去议了。要是需要省里调查的，要严格立下一个期限，责令上报。部里设立登记簿，办的时候登记，办完后注销。超过期限的，要按违反制度论罪。这也将作为吏部考核干部的依据之一。这么干了以后，人人都会拼命尽职，事情就不会堆在一起推不动了。
——史载，大明的官僚机构，到了嘉靖、隆庆这一代，凡有文件下来，官员都会签一个“照办”（钦此钦遵），然后就成空文。什么“照办”？哪个还来理会！一年里文件不知道有几麻袋，办没办，天知道！文件本身就是一张纸，它又没有知觉，这事是没人来管的。国家机构等于基本瘫痪。你看各层，都有官在位置上，也经常有一些“揖会”，传达这呀那的，但实际工作一样也推不动。
人之初，性本懒吧？官员们有吃饭局、泡脚、剪彩的时间，却没有办实事的工夫。
第四是“核名实”，专门讲了用人标准，十分详尽。
张居正说，臣每见朝廷用人的时候，吏部首长就要慨叹缺乏人才。窃以为，古今人才的人数和水平应该相差不远，皇帝使用赏罚之权驱使天下之士，什么样的人才得不到？而说“世无才焉”，臣不信也。问题就在于“名实之不合，拣择之不精，所用非所急，所取非所求，则上之爵赏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
也就是说，提拔上来的干部，名不副实。选拔时没有用心考核，选来的并不是需要的人。于是皇帝对下的赏罚不分明，下面的人都怀有投机取巧心理。由此，可悲的局面就此形成：老牛和千里马同拉一车，两者都拖累得疲惫不堪；南郭先生混在乐队里瞎吹，如此，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能办得成？
张居正指出，一般来说，器必试而后知利钝，马必驾而后知优劣，现在用人则不然，把一个人称做人才，却不通过实践检验；任命了某人之后，却不考核他的成绩；办砸了事情的，又未必给了适当的处罚。因此，荒谬也就产生了，质朴老实的，被讥讽为无用；大言无当者，以虚张声势窃得名誉；超群出众的，被说成是不合时宜；而拍马逢承的，则以假象欺世。
有人虽有才干，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忽视（一成为下属就越看他越无能）；而才干不怎么样的，因为有虚名而倍受尊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有那偶尔做成了一件事的，终身都能拿来吹牛；有人偶尔出了点差错，则议论纷纷一巴掌拍死。
更成问题的是，官员往往在一个岗位任职太短，不等他干成什么人就走了。“更调太繁，迁转太骤”，当官的怎能有责任心？还有就是，对待干部太过讲资格，因而毁誉都不符合实际。
张居正说，臣窃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没有好的选人办法哪里能行？如得其道，天下之士任皇家挑选，不可能挑不出适用的。臣愿皇上慎重赏赐，用人一定要考核其成绩，任命必须看准了人。有功于国家的，虽千金之赏、封侯之印，您也不要心疼；无功于国者，就是一个笑脸也不能给他。
张居正强调指出，请皇上命令吏部，要严格考课之法，务求名实相符。凡京官三年期满、外官六年期满，都不得随便连任、滥给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原文如此）的评语，作为储备干部。至于官员的升降进退，一切以“功实”为准，不要被虚名所惑，不要拘泥于资格，不要太顾虑舆论，更不能掺杂个人爱憎，不要以一事概括其一生，不能以一点小缺点掩盖其大节。
在京各衙门的副职，须要量才录用，长官一旦出缺，就以副职补上，不必另找（哪有那么多的外来和尚？）。部院本系统下属各省的官员，有熟悉规则、尽职尽责者，九年任满，吏部可以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司级、副部，其他级别可直接调用，部院就不必外找了。
——张居正的这一议，相当重要，是他日后厉行“考成法”的蓝本。专制皇权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