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 第38部分

四个人的待遇之所以有等差，是因为吴、赵二人只是主张首辅暂时回乡葬父，再伺机召回，而艾、沈二人则是主张首辅永久辞职，罪状有轻重之分。

吴中行早有万死不辞的心理准备，闻圣旨下，面向南方拜了拜家乡的老母，朗声道：“儿死矣，还有孙子可以伺候您！”又托付妻子说：“我知道你能事母抚孤，我就是死了亦无憾！”然后从容出门，跨马而上，前去受刑。

此时恰好锦衣卫缇骑凶神恶煞地赶到，吴中行遂弃马，回首家门大呼：“儿子，拿酒来！”

一碗烈酒一仰而尽！

刚烈的翰林书生随着缇骑，昂首向午门走去。

当天，天气阴惨，隐隐雷鸣不止。长安街上数以万计的市民争睹犯官模样，众人表情木然。

受刑者陆续从人墙中走过，至午门。此处已有左右“羽林卫”千人层层环绕，铠甲鲜明，各执戈戟，如林而立。中间只留一个行刑的空场。锦衣卫打手亦是肃立，手执木杖已等候多时。

犯官到齐后，司礼监太监十数人手捧“驾帖”（逮捕证），从午门内鱼贯而出，站定。

只听为首的太监大喝一声：“带犯人！”千余羽林卫壮士齐声呼应：“带犯人——”喊声直冲斗牛，连京城之外都能听见。

这场面若是胆小的，早就吓得晕死过去。

而后，太监宣读由刑科签署的驾帖，将各人事由、罪状、处罚逐一申明。

锦衣卫校尉当即扒下犯官的衣裤扔于地上，将诸人按倒在地，做好了行刑的准备。






张居正对吴中行等“门生造反”的行为尤为愤恨，暗中已经有话给锦衣卫，将几人往死里打。

既然有话，那还客气什么，只十几下后，犯官的屁股就皮开肉绽，继而血肉模糊！

酷刑过后，校尉们将四人裹以厚布，拽出长安门，任由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驱逐出京）。

一出禁宫，立刻有不怕死的官员围上来慰问。东厂人员便逐个叫住询问，并记下姓名，以便日后算帐。

吴中行受伤相当严重，抬到半路已没了气息。中书舍人（内阁中书科文书）秦住恰在此时带了医生赶来，连忙给他灌药，稍后才苏醒过来。

随即，厂卫又有催促出京的命令下来，家属只得仓促为吴中行裹了一下伤，又抬着他出城，踏上南归故乡的里程。路上，家人挖去吴两股上的腐肉数十坨，大若手掌，深至一寸，其中一股已经几乎没有肉了。吴中行痛得彻夜呻吟不止。

赵用贤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他身体肥胖，受刑后，腐肉溃落如掌。其妻一路拾拣，后“腊而藏之”，以做刻骨铭心之忆。

艾穆和沈思孝受刑后，戴上械具押入诏狱，都因伤重而昏死过去。三天后，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远赴戍地。在出城门时，艾穆身上鲜血淋漓，然意气如常，当着押解官和厂卫数十人的面，“犹厉声大骂江陵、冯保不绝口”。

士可杀，气不可夺也！

——华夏的浩然正气，全赖如此志士仁人一脉相传。即使在最黑暗的政治年代，亦有猛士奋不顾身。是男儿，岂能如犬豚苟活？斧钺加颈，又焉能令万人吞声？两千年的衣冠传承，文明灿若星汉，何以能让遍地的生灵都成无骨的蒿草！

艾穆是张居正的湖广同乡，张居正对他的发难尤为耿耿于怀，曾黯然对人道：“昔日分宜（严嵩）尚未有同乡攻击者，我不得比分宜矣！”（《明史》）

自张居正于十三日提出“在官守制”起，至二十二日四人受杖刑止，十天内，朝野人情汹汹，众人对张居正侧目而视，民间也流言四起。恰在张居正再次上疏乞归那一天，夜有彗星长数丈，街谈巷议更是加以附会。有人在西长安门贴出谤书，指张居正要造反！

看看乱得实在不像样子，万历皇帝赶忙于二十三日对群臣下了一道敕谕，以正视听。他说：朕身为君主，有权决定大臣的进退予夺；张居正身任天下之事，岂容一日去朕左右？群奸小人借纲常之说，行排挤之计，就是要孤立朕。今后若有邪恶之徒再欺君罔上，定罪不饶！

通告下来后，舆论才稍微平息了一些。

然而，张居正这次采用的强硬手段，效果并不佳，反对意见仍未压制得住。

十月二十四日，又有一个自愿送死的跳了出来。观政进士邹元标在四人受刑后毅然上疏，把炮火又升了一级，对张居正的人品、执政作风全盘否定，要求立即罢免张居正。他说，对于自己的亲人，生时不照顾，死时不奔丧，犹自称是“非常人”也。这不是丧心病狂，就是禽兽，怎么就能说是“非常人”呢？

他讽刺道，幸亏居正只是丁忧，尚可挽留；要是不幸因公捐躯，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其实，居正一人不足惜，关键是后世若有揽权恋位者，必将引居正故事，甚至窥窃神器（阴谋篡位），那遗祸可就深远了，一言不可以尽！

这个邹元标，春天时才中的进士，被分配在吏部实习，与朝中政争本没有任何关涉。但因他是王学的信徒，所以对张居正素有不满。初生之犊不怕虎，在众人惴惴之时，偏要以卵击石！

他前一天即将奏疏写好，入朝时正逢吴中行等受刑。他远远看去，不禁怒发冲冠。杖刑一结束，他就向随值太监递上奏本。此刻正是敏感时期，太监怕事，不肯收。邹元标撒谎说：“我这是告假本。”又掏出银子来塞上，这才将奏本递入。

后事如何，不用说也知道。当天就有诏下，命杖责邹元标八十，发配极边卫所充军。

五人受刑后，“直声满天下”，而张居正在士人中的威望却急剧下降。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在这之后，仍有布衣韩万言、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先后上疏为吴中行等人鸣冤，皆被严厉处置。翰林院张位、赵志皋等人也因论救吴中行相继被贬谪。

最为悲壮的是，宛陵（今安徽宣城）生员吴仕期十分仰慕受刑诸人，听说邹元标被谪路过京口（今江苏镇江），竟然步行数百里到江上相会，与邹握手谈天下事，慷慨激昂。归家后又写了一篇万言书，力陈张居正之非。张居正对他十分恼恨。

又有芜湖生员王律托名海瑞，写了一篇声讨张居正的疏文，人人皆以为真，四海为之轰动。后南京操江都御史胡槚为巴结张居正，命太平府（今当涂）同知龙宗武予以严查。龙宗武心领神会，将王律逮捕，严刑拷打。逼迫王律把无辜的吴仕期牵连进来，两案合并为一。

案件审结后上报给张居正，张暗示杀之了事。龙宗武便将吴仕期下狱，故意不给饭吃。吴仕期饿极，将衣服里的棉絮吃尽，仍未死，龙宗武则命人以沙囊堵其口毙之。后王律也被虐待至死。







消息传出，天下大哗，官民皆有怨愤不平者。

处在事件旋涡中心的张居正，并未尝到胜利的喜悦。

这是一次信心与声望上的重创。

他守父丧而不离开相位，从大局考虑，情有可原。但这样做是逆伦理习俗而动的非常之举，本应以温和、低调的手法处理，但在开始时，他过分相信皇帝的威力可以压倒舆情，“做戏”做得太过简单。当反对的浪潮爆发后，又过于惊慌失措，处理失之操切，以至步步被动，完全丧失了舆论的主动权。到最后，只能靠高压手段扑灭舆论，从而付出了最大的道义代价。

在镇压过程中，其斩尽杀绝的做法，也引起公众的心理反弹，为政敌指责其“擅权”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在整个“夺情事件”中，张居正保留相位的好处，远抵不上失去人心的损失，并且此事对他以后的执政作风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张居正的门客宋尧愈在事前的建议与分析，可说是非常有远见的，可惜未被采纳。

“侧想素心人，浩歌渺空谷。”（张居正诗《潇湘道中》）

今日位高权重的张阁老，不知还能否记起年轻时的抱负？想廓清天下，自己先清否？想为不世之才，为何偏留下了百年之憾？

因为青史无情！

任何一个英明的人物，都不能以功绩作为资本来做恶事，人们在判断一个人好坏时，用的并不是加减法，而是有一分恶，就是一分恶。这一分恶只要做了，就将永久留在历史耻辱柱上，不是你其他方面的光辉可以抵消得了的。

张居正，从此有了不能瞑目之耻！









十四、有多少雄心大业浪淘尽


【他终究不能为圣贤】


风波过后，又是百鸟压音。讨厌的人通通给逐出了视野，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张居正的位置，稳如磐石，来自后宫的信任与小皇帝的眷顾，一点儿没有衰减。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却有一个东西崩塌了。

在夺情风波之前，他很自负，认为自己在官场的平步青云，乃是才华超群所致。当了首辅之后，令出如山，无有阻碍，就更是为权力幻觉障住了眼。以为自己掌握的是唯一真理，以为自己是上天唯一钟情的人物，以为位居己下的其他人都是碌碌无为之辈。

所谓“不世之才”，就是指几百年出一个、甚至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人物。

环顾大明浩瀚疆土，傲视天下万千苍生，谁行？谁配？

但是他忘记了，凡上天赋予一生灵以头脑，就有他的好恶，就有他的尊严。

屈居在你之下，或者因时运不佳，或是机遇尚未到。没有谁能把一个人真正看做是一尊神。

在夺情风波中，张居正的“楷模”形象被滔滔议论瓦解了。他第一次惊讶地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他的权威，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吝自己的笑容。

他们随时可以把最恶毒的评价加在你的身上。

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到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完美。

文渊阁往日的宁静飘然远去，张居正骤然感到自己是走在荆棘丛中。人心，不可测。不仅是门生能够反目，亲手提拔起来的下属居然也会背叛。

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

权力。惟有手中的权力，才可以让一切人俯首。他不再指望征服他们的心了，只须能征服他们的尊严。

从刘台发难，到夺情风波，张居正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国朝献征录》说他“志意渐恍惚”，面对异己力量，不再企图以德服人，而是“思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明史》也说，他从此“闻谤而不知惧，愤戾怨毒，务快己意”。

权力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就很可怕。当年十一月初一，当风波尚余尾声时，张居正就对官员队伍开始了“快意”的清洗。他以应对“星变”为理由，建议万历下诏“京察”。半个月后，吏部宣布查处51名官员，都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南京操江都御史张岳，才名本来极高，只因反对夺情而以“才力不及”而降调。

反之，对拥护一派的则尽力提拔。南京吏部尚书潘晟官声素不佳，因为“立场坚定”，反而被擢升。

张居正当年逐高拱时，尚能重用几个高拱一系的人才，并不是一律排挤，如推荐张嘉胤为浙江巡抚、张学颜为户部尚书、吴兑为宣大总督，现在则已完全失去了那种肚量。

此次清洗并非出以公心，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令见风使舵者高兴、表里如一者沮丧。张居正的今日，变成了他曾在昨日猛烈抨击过的大昏大庸者。

看别家病易，剜自身疮难。谁能逃得了这铁律？

后来到了万历十三年，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巍上疏说：“执政为了清除异己才举行闰察，众心不服，请求永停闰察。”万历皇帝照准执行，取消闰察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在这次闰察中做得太不公平。

自这次闰察后，一个以乡谊、年谊、姻亲、师门为纽带的新的官僚体系建立起来了。张居正再不想陷入朝议的汪洋大海，他要的是一群没有自己嘴巴的人，






平心而论，这个新形成的依附集团，收纳的并不都是品行恶劣者，其中也有官声正直的人，像工部尚书曾吾平，平定西南土司叛乱有功，勤勉从政，从不打小报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

但明代官员中士大夫气还是比较重的，直臣虽多赞同张居正革除弊政，但却不齿张居正排斥异己的做法，宁愿回避。礼部尚书陆树声，是张居正的前辈，威望卓著。张居正一再表示想延揽入阁，但陆不屑为之，始终装聋作哑，后索性装病挂冠而去。

张居正对于内阁的同僚，亦是一样颐指气使。《明史》说，“当是时，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所推让，视同列蔑如也。”

他执政时的内阁组成，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多是柔顺听命的仆从。万历给张四维的任命，甚至只是跟随张居正在内阁办事，形同秘书。

即便这样一个内阁，也并非与张居正同心同德。在高拱被逐后首先调进的吕调阳，为人谨慎，凡事模棱两可。张居正始终不大看好他的能力，他内心也未见得服气张居正的一些做法。吕调阳入阁六年，无所作为，在阁办公时常怏怏不乐，仰望屋顶叹息而已。至万历六年中，坚决上疏请辞，负气走了。

另一个张四维，倜傥而有心计，曲意逢迎张居正。他精通官场经，又擅长边务，但有时仍不免做事不合张居正的意，累遭训斥，也常感极度郁闷。张居正对他，逐渐亦产生反感。张四维曾经一度与冯保关系密切，张居正得知，予以喝斥，不准他擅自交结冯保。张四维心里就越发怨恨。

尤其是张四维对老上级高拱的结局深感不平，常怀为其平反之心。

这些过节，导致张四维在张居正死后，成了推翻张居正既定政策最有力的人之一。

马自强入阁时间较晚，只在万历六年干了几个月，就病逝了。任职虽然短，却不像其他阁僚那样对张居正只是唯唯。对张的做法，总是力图有所纠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后居伴食之名。”

申时行是与马自强同时入阁的，但在位时间极长，前后共计十三年。他在张居正死后第二年继任首辅，一直主持大政八年。这是一个老猾的官僚，善于见风使舵，张居正得意时，他一意阿附。居正一死，身后名声有所动摇，他就立刻迎合万历之意，把张居正的所有改革措施基本停掉了。

张居正蔑视同僚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在其死后，这个班子不但没起到延续政策的作用，反而成了迅速埋葬他改革成果的掘墓人。

所有这一切不祥之兆，眼下都还在隐伏中。









张居正把反夺情的风潮压下去后，益发注意巩固自己的权势。

此时的情况很不错，万历皇帝似乎更加信任首辅先生了，所有写给张居正的手札，都称之为“先生”，此乃大明朝前所未有。张居正也欣然接受，以萧何、张良自居。

他一面对万历有倨傲之态（以此镇住小皇帝），一面对冯保却卑词逢迎，认为只要这两方面不出问题，自己便是江山永坐。

万历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大婚”礼毕。张居正认为万事妥当，便递上《乞归葬疏》，要请假回乡葬父。

此次回乡，除了安葬父亲，也有衣锦还乡之意。

岁月匆匆追逝水，明镜怎奈华发？距离他上次翰林院毕业时请假回乡，竟已是19年过去了！

万历开始并不同意，后经张居正再次上疏，才予以批准，他叫张居正于五月就要回来，并且把老母亲一起接到北京来。

万历还特意叮嘱道：“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又援前朝杨士奇、张熜例，赐给了张居正“帝赍忠良”银印一枚，嘱他如在途中发现朝政有问题，可随时密封奏报。

张居正在行前，对朝中有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做了周密的分析。特别是有可能入阁的人，都特别加以提防，以备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