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 第109部分

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种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打。“

《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十天，蒋经国又在全市设立了几个“人民服务站”，主要职责是负责收集各界人士和市民百姓的举报线索、查究违犯处分令囤积物资，扰乱市场，哄抬物价行为和犯法分子。

很快，蒋经国就接到了大量的举报，于是蒋经国就一本正经地处决了因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股票牟取暴利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处决了利用职权勒索他人财物的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忌、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

玉；处决了因套汇违纪的商人王春哲。

经过这三件大案，蒋经国在上海名声大振，成了铁面无私的传奇人物，外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满怀信心地说：“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手段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自8　月19日过后的一个月内，上海物价稳定，中央银行在上海收兑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已约值37300　万美元。蒋经国不无得意地说：“政治力量是解决经济混乱的主要条件。”

可是好景不长。上海一地物价虽然稳定，但全国物价仍狂升。因此流入上海的物资大大减少了，上海出现了物资缺乏的紧张局面，市场供应萧条，上海的生产萎缩了。尽管蒋经国仍一如既往地三令五申，不准商人囤积居奇，凡发现者一律没收，但上海已处又一次物价狂涨的前夜了。

蒋经国“打老虎”行动失败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一条还是因为他打不动真正的“老虎”。

9　月底，根据举报，蒋经国带领“老虎大队”、警察突击、检查了扬子建业公司，发现该公司囤积有大量商品，其中包括利用经济情报抢先于“封关”前进口的百余辆汽车，500　多箱英美尼绒，200　多箱西药。扬子公司是蒋经国的姨表兄、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主办的大“官倒”公司，宋美龄拥有其中一部分股份。蒋经国大义灭亲，查封了扬子公司并下令逮捕公司老板孔令侃。

蒋经国的壮举惊动了身居南京的后妈宋美龄。宋女士立即向正在北平指挥东北战事的蒋介石告状，要求蒋介石出面取消蒋经国的命令，释放孔令侃。

10月1　日，宋美龄又亲自飞沪，在痛斥蒋经国六亲不认后，公开从监狱中接走了孔令侃。

一时间，蒋经国在上海的声誉陡跌，丢尽了太子的脸面，“老虎”打不下去了。上海市民讥笑他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打虎赞》：“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埔”，“雷声过后天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

“打虎”失败意味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又起，物价又如火箭般狂升。在物价上涨的风暴中，四川《工商导报》上曾刊载了一首《虞美人。寄调金圆券》的词：“法币金圆贬值了，物价涨多少！小民日夜优涨风，币制改革不堪回首改革中。全国标准应犹在，只是价格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簇乱箭钻心头”。

币制改革失败了，一度神气十足的蒋经国，最后只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11月26日，蒋经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蒋经国称：“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到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而且在若干地方反而加重了上海市民的痛苦……今天，我除向政府请求处分，理应向上海市民表示我最大的歉意。这并不表明要得到上海市民的原谅……”很想赢得政治声誉的蒋经国，一场“老虎”打下来，“本”“利”赌光，这不能不让蒋经国感到委屈、窝囊！但这场币制改革并不是一无是处，很快，经改革收缴的黄金白银在蒋介石的安排下秘密运往台湾基隆。蒋经国的“打虎”为老蒋的日后搬运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可是他当初始料不及的。

4　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天，在复兴岛，他分别接见了由南京撤

退到上海的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党以及谷正纲、陈良等。

蒋介石一脸严峻：“我军江防一线崩溃如此之迅速，身为领袖，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之所以在徐蚌战事结束之前就筹备京沪防务，实则准备在此和共军决一死战，与首都、国民共存亡，以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

有人担心，首都失守，上海危在旦夕，作为领袖，我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

蒋介石于危急时刻来到上海，不为别的，只为了督促部下：“从现在开始，党政军一切行动都将围绕保卫大上海。”

上海，在蒋介石心目中太重要了。

上海，是蒋介石的早年发迹地。1916年，军队中混得不顺利的蒋介石负气离开部队，来到上海，一方面主持东南党务军事，一方面经营证券交易。

混迹于证券交易所的蒋介石比他在军队中得心应手很多，“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伊然富商矣。”不仅发了财，而且蒋介石还结交了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杜月笙等人。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蒋介石不久就爬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也是在这些人的支援下，1927年4　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屠杀了无数革命人士，不久在南京建立起自己的反革命政权并进而窃取了全国的政权。上海于是成了他反革命政权的支柱，江浙财团尤其是上海财团成了他倚重的对象。也正是在上海，1927年12月蒋介石终于得娶追求7　年之久的美貌又曾留过洋的宋美龄女士为妻。

尽管此时的宋女士已达30高龄，但对于新郎来说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新娘的二姐是孙中山的夫人，新娘的家庭在上海颇有影响。婚礼的举行，使蒋介石得意非凡。为婚礼，他曾写下《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第一次遇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曾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的确是“非寻常可比”！“婚礼”与其说是蒋宋二人的结合，还不如说是蒋介石的政治宣言。蒋宋成婚等于是宣布蒋介石已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合法继承人。在比较重视家庭背景的中国文化传统下，蒋作为国民党的实际控制者，有国民党缔造者、国民革命之故领袖孙中山作为连襟，这无异增加了正统性和可行性，增加了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同时“婚礼”也宣布了四大家族形成。宋、孔组合完成于宋蔼龄和孔祥熙结婚之时；蒋、陈组合完成于辛亥革命前后，蒋介石为感谢陈其美的扶持，重用其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当时主要控制中央党务部门和调查科，成了蒋介石在党务方面的代理人；现通过蒋、宋联姻方式，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巨大影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正式形成。四大家族成了蒋氏政权又一重大支柱。

上海，还有大量的战略物资没有抢运走。多年来上海是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的财富多集中于此地，特别是1948年币制改革后，民间所藏金银美钞几乎被搜刮殆尽，全部库存于上海的国库。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蒋介石决不甘心留给自己的死敌共产党，但运送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却需要时间，蒋介石这时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上海多守一日，他就能多搬运一些物资。

其实，抢运物资的工作始于蒋介石下野之前。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搬运，他一直耿耿于怀，提起来就生气。

1948年12月，国民党内呼请蒋介石下野的声浪越来越高。他召见了自己的小同乡——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此公曾一度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后改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告诉翁文灏，他打算将南京的5　个大厂的人员连同设备，一起运往台湾。

翁将蒋的话转告了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没想到竞遭他反对。孙找了个借口：“经费奇缺，没法拆迁转运，若要迁走这5　个厂，至少需要100　亿元的搬运费。”孙越崎以为提出这个数字会使蒋介石知难而退，谁知蒋介石答复说：“没有经费好说，拨给他130　亿元。”整整多出30亿元，孙的口被堵死了。

蒋介石为何如此重视搬走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大厂呢？

原来，资源委员会一直经办全国的煤、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化工、电力、水泥、制糖、造纸等“国营企业”，拥有职员3　万余人，技术人员及工人共70余万人。其中技术人员里留学生及国内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占40％，可以说是全国工程行业的精华所在。所以资源委员会成了蒋介石的“命根子”，他不惜花大价钱搬厂，一为设备，二为人才，他决不能把这些留给共产党。

他选中第一批搬的5　个大厂一分别是：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马鞍山钢铁厂。

孙越崎拗不过蒋介石，只好调了一艘8000吨的大船——新华轮，停泊在下关码头，先拆了一部分设备装船。正当孙越崎拖延搪塞之时，蒋介石下野了，于是停止装船。

当时李宗仁一再派张治中、陈仪等人去溪口催蒋出国，报纸广播也竞相转发消息，大造蒋介石出国的舆论。孙越崎认为，蒋介石已不管事，要去避难，于是就自作主张把已装船的设备卸下来又运回了厂子。

蒋介石接到密报后，火冒三丈。立即电示淞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催孙拆运。

很快，孙越崎就接到了汤恩伯的电报：“奉层峰命令，你部应速将五厂迁台湾，盼电复。”

孙越崎态度鲜明：“工厂不迁，电报不复。”并且直接请示代总统李宗仁：“报告代总统，这5　个厂千万不能搬啊。如今外界都知道你正策划和共产党和谈，如果我们现在就大规模迁厂，共产党和舆论会怎么看？这只表明我们政府方面对和谈没有信心，没有诚意。搬厂是蒋先生的意思，可外人不明真相，搞不好，你、我要承担不利于和谈的责任。”

李宗仁一直蒙在鼓里。蒋介石要大“搬家”，这不明摆着拆自己的台？！

他不禁骂道：“这死老头，真阴险！”随即果断对孙越崎说：“这5　个厂不拆了，就说是我的命令。”

溪口的蒋介石听此消息，不禁暴跳如雷，但此事既己为李宗仁知道，他也不好硬性拆迁了。

这一次拆迁的不顺利并没有阻止蒋介石要大搬运的决心，只是以后更加谨慎，更加保密。

1949年1　月10日，淮海战役中共胜利的这一天，蒋介石命蒋经国持手谕找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要其把库存的全部黄金、白银、美钞运往台湾。

1　月16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全部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防共产党接收。

这以后，每当夜幕降临时，经常有神秘的兵舰停泊在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黄浦江上，船上烟囱冒着烟，马达一刻不停地运转，以备随时开走，附近的江面和岸上实行严格管制，任何船只和个人都不得靠近。身强力壮的军统特务伪装成“苦力”，吃力地把沉重的木箱抬上军舰。

这就是蒋介石偷运国库金银的情景。

据国民党监察院财政委秘密会议报告和《李宗仁回忆录》中的统计数字，去台湾前，蒋介石从国库偷运走黄金390　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银元，总计价值约在5　亿美元以上。

上海解放前4　个月，蒋介石的偷运工作达到了高潮。这时蒋介石偷运的不再仅限于黄金、白银、美钞，而是把范围扩大到机器设备、车辆、纸张、棉纱、布匹、甚至化学原料、药品等。总之，一切有用的东西他都想搬。这期间，他从上海抢运了1500船的物资，还不算飞机运走的。

直到5　月22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已打到市郊临近市区了，蒋介石仍电令留在马公岛的儿子蒋经国飞回上海再抢运一批物资。可是当蒋经国飞临上海上空时，江湾机场己弥漫着解放军炮弹爆炸后的烟尘，飞机无法降落。

蒋经国只好悻悻而归，并致电其父：“上海已经陷入共军之手，再抢运物资已不可能了”。

蒋介石只好缩手。

为了这项工程巨大的搬运，蒋介石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不惜血本，甚至包括不惜牺牲南京。

南京刚刚失守时，顾祝同、汤恩伯等在上海召开国防部作战会议。

刚从南京撤到上海的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第三厅长在会上大骂道：“我简直不知这仗怎么打的！上几次会议我一再说，共军一定由获港渡江，我军主力应放在南京以西、可是当指挥的毫不采纳，反而把主力向上海调，现在南京丢了，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来于什么？

是准备跳海吗？我这个作战厅长真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说到这儿，蔡文治怒发冲冠，猛地用力扯开军服下襟，五粒铜扣立即四下飞进，接着蔡大哭：”我不干了，我再不当军人了！“这时全场愕然。

顾祝同等则把眼光直直扫向汤恩伯。

早已憋着一肚子气的汤恩伯这时再也憋不住了，只见他涨红着脸拍案而起：“你蔡文治小孩子懂什么东西？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有总裁手令，不信你们看！”他一气之下，宣读了一份他本无权泄露的蒋介石亲笔手令。

这份手令的大意是，责成上海市府秘书长陈良在上海市长吴国桢因“病”请假期间代理市长一职，和汤恩伯一起负责将中央银行所有黄金、白银和积压在上海的大批物资抢运台湾。在这批黄金、物资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兵力死守上海，不得有任何差错，否则将拿两人是问。

面对这份手令，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汤恩伯为何如此拙劣地布置江防。

汤恩伯继续诉苦道：“金银数目太大，上海的船舶又不多，因怕来不及运走，每船装得重了一点，结果满载金银‘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海面触礁沉没了，我和初如还不知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和惩办。”

蒋介石逃往台湾前的这次大“搬运”意义非凡。关于这一点，蒋经国在

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政府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国家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将这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保存。……当我到上海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我无法取出。我向父亲建议，据我知道的情形，这箱珠宝已经用去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元，我们何以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将这批珠宝搬出来。“

死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