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击退。夜2 时左右，敌前线碉堡全被摧毁，敌团指挥所和第一线部队均失去联系。敌军为巩固内城防守，命凌霄塔的守军于拂晓前开始撤退。由于撤退的队伍十分混乱，相互拥挤，加之南城门堵塞，仅容一人进出，敌军拖延至31日午后，才撤退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敌军受到城西南被我军占领的碉堡内火力射击，伤亡惨重，损失兵力达一个营以上。榆林战事紧张，邓宝珊在北平坐不住了，他接到左世允告急电报的同时，也接到傅作义的电报，邀他赴张家口计议榆林战事。邓立即赶赴张家口见傅作义。他们认为胡宗南当时已自顾不暇，无力援榆。傅作义本身的察绥防线过长，亦抽不出较大的兵力援榆。想空运美式装备的交警队增援，但因榆林机场已失，无法实施。最后，他们根据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认为只有宁夏马鸿逵部还可以出兵解救榆林之急，于是决定：一面派暂编第十七师副师长梁泮池率一个加强团，乘汽车随邓宝珊由包头进抵扎萨旗，相机援榆；一面傅作义亲飞宁夏，要求马鸿逵派兵援榆。
榆林守军得到这些消息，接着又收到傅作义由宁夏飞返途中在榆林上空投的一封慰问信，多少受到了一丝“鼓舞”。但是，当我军攻占凌霄塔后，破城已近在眉睫，敌守军指挥官左世允不得不考虑眼前的情况，他电令驻府谷、神木的杨仲璜团强行军赶回榆增防，以救危急。
敌杨仲璜团接令后，迅速向榆林靠拢，突破了我军榆溪河警戒线，接近了城垣。敌城内守军除以火力支援外，立即由北城派出部队出击，接应该团。经过激战，我军在西沙梁俘虏了敌后卫补训营大部，但该团主力却冲进了北门。
11月2 日晚，我军又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时间较长，战斗最为激烈的攻城战，主要目标是东北、西北城角和解宅据点。
战斗一开始，我军步炮密切协同，轮番攻击，战至深夜1 时左右，轰塌了东北城角。敌解宅据点工事多被摧毁，碉堡也中弹多发，硝烟弥漫。敌军防线开始动摇。就在此时，敌增援部队赶到，大批敌机也前来助战。这种情况下，我军只好暂缓攻城。
彭总分析了此次攻城受阻的原因，认为敌人在我军8 月第一次进攻之后，对榆林城防御设施进行了加强和改造，增加了一大批暗火力点，而我炮兵火力太弱，不能给予有效压制。于是，他及时改变决心，下令停止进攻，改用坑道爆破攻城。
在我军围攻榆林的日子里，敌人每天由归绥（今呼和浩特）、太原、延安、西安派出的各型飞机，不下五十架次，对我围城部队进行轰炸和扫射。
我军指战员为了争取早日破城，冒着枪林弹雨，在城东南角的魁星楼附近，坚持坑道作业。
后来由于榆林城守敌加强防御，宁夏马鸿逵集团倾巢出动远道援榆，榆林城没能攻下来，西北野战军停止了进攻，这一战役遂告结束。
九、横扫千军彭德怀想在宜川钓“鱼”，而且想钓“大鱼”，果真让刘戡这条“大鱼”上钩了！西北野战军进迫宝鸡，逼得敌整编七十六师长徐保“保宝鸡宝鸡未保一命亡”。壶梯山下，钟松发誓要一雪前耻，没想到新“组装”的三十六师再遭歼灭性打击。西北野战军发动荔北战役重创胡宗南部三个整编师；冬季攻势，在永丰镇一口吃掉敌七十六军。
入冬，我军战略进攻的形势十分有利。处于战略外线作战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已在中原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内线的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的解放军，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
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点线收缩，实行分区防御。胡宗南先后从陕北调三个师至潼关及其以东地区，连同整编第六十五师统归裴昌会指挥，企图配合顾祝同集团打通陇海路和平汉路，与解放军争夺中原。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经过数月苦战，已经收复大部分陕甘宁解放区的失地，敌我兵力对比已由约10：1 变为5 ：1。虽然总形势仍是敌强我弱，但西北野战军已开始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此时，彭德怀开始思考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的战略进攻方案。他考虑了二个进攻方向，并对每个方向的利弊得失，作了仔细分析。一是收复延安，可扩大政治影响，但是，敌人在延安盘踞近一年，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又有1 万多兵力守备，攻打延安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得不偿失。二是向陇东出击，可狠狠教训“二马”，但是，陇东偏远，粮食难以接给，并且同“二马”骑兵打仗，不易打成歼灭战，而胡宗南的力量又没有损失，敌人两头一夹击，对我极为不利，三是南出陕中。胡宗南在宜川、韩城一带的工事虽强，但比延安差，且兵力不足。黄龙山道路崎岖难走，如敌人增援，便于我们伏击，并且可以得到在山西的王震第二纵队配合。
彭德怀分析了敌我态势，经过认真权衡后，认为咸榆公路和黄河西岸的中间地带，是实施战略进攻的最好方向。他决心率领西北野战军南出陕中，向黄龙山进军。
当时，胡宗南军队在陕中的兵力部署是：整编七十六师一部守备韩城及禹门口，阻挡在晋南的我第二纵队西渡；第二十四旅防守宜川；整编第十七师两个旅及陕西保安十一团守备延安及延安至富县的公路线；刘戡率主力整编第二十六、第九十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宜君、临真镇地区机动，随时准备北援延安，东援宜川，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并保护其后方补给。
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彭德怀制定了一个“围城打援”的战役方案，把刘戡“钓”出来，在运动中加以歼灭。这个方案有两个关键之处：一是要攻敌必救，打在敌要害上；二是敌增援的路线有我可选择的伏击战场。因此，彭德怀决心打宜川。
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战略要地，胡宗南视之为关中屏障。宜川象是黄龙区同晋绥、太岳解放区之间联系的一个钉子。拔掉这颗钉子，解放黄龙山诸城，可进一步打通与晋西北的联系，巩固后方，造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按彭德怀的话说：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们打宜川，胡宗南必然派兵来增援。敌人一向对我军实力估计不足，刘戡还有股蛮劲，所以一定会来增援。这就便于我军以逸待劳，选择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各个歼敌。
彭德怀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作战要求，如：在战术上，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应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速战速决。
彭德怀根据各方面获得的情报，认为敌军从黄陵、洛川等地增援宜川可能走三条路：一条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二是经石堡（黄龙）到宜川。虽然这也是一条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速援。三是沿第一条道路以北的进士庙梁到宜川，这是条山间小路，地形复杂，翻山越岭，行动缓慢，重武器不易通过。
彭德怀判断敌军会走第一条路，因为胡宗南要兼顾守军与援军，经瓦子街往宜川，既近又好走，可以迅速解围。另外，胡宗南这个人刚愎自用，必然会严令刘戡走第一条路线。于是，彭德怀决心把打援的重点放在第一条路线上。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准备“如敌不援，则夺取宜川后继续南进，夺取韩城、白水、合阳、大荔等城”。
主意已定，彭德怀对野战军的其他指挥员说：“围城打援，钓大鱼。我们钓刘戡，钓来钓不来有两种可能。刘戡只要进来，就别想出去。”
按照彭德怀的命令，西北野战军主力于1948年2 月12日，分别由志丹（保安）、米脂、绥德、清涧地区向南开进。16日到达甘谷驿、延长待机地域集结，进行战役准备工作。同一天，第二纵队由晋南曲沃地区西进，准备由禹门口渡河，参加宜川地区作战。
2 月20日，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联名发出宜川战役“进字第一号”命令，令各纵队于24日到达指定位置。
为了不暴露野战军的企图和考虑到敌军增援的多种可能，彭德怀把打援部队集结于离顶伏地区20多里之外，待确实弄清敌情后，再令各纵队急行军进入伏击地区。
24日，担负“协同歼灭宜川守敌，夺取宜川并准备打援”的我军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完成了对宜川城的包围。
宜川城周围环山，山势险峻，多悬岩绝壁，攀登不易，十分有利于防御。
城西的外七郎山与城内内七郎山相连，正北是老虎山，西北角上是太子山，东北是风翅山，几个山头都有100 多米的高度。宜川城四周有坚固城墙，城东南有一条小溪，形成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配合强固的工事，真有一夫守关，万夫莫开之势。在整个地势中，尤以内外七郎山与风翅山最为重要，成为防御的核心。
防守宜川的敌二十四旅，在内外七郎山各部署一个营，在凤翅山部署了两个营。宜川的守敌约有2700余人。
2 月25日，也就是包围宜川的第二天。彭总一吃过早饭，就叫警卫员把副参谋长王政柱喊来。
不一会，王政柱走进彭总的屋子里，见彭总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地图。王政柱没有打扰他，静静地在旁边站着。
彭总抬头时，发现王副参谋长已来了，就说：“你把宜川方面的敌情再介绍一下。”
王政柱指着地图向彭总作了汇报。彭总听完后说：“咱们一块到前边看看去吧！”
王政柱知道前边有危险，但彭总已养成了习惯，每次重大战役战斗前都
要亲自到前边去看看，所以，彭总一说，他只好马上通知有关人员稍加准备，就来到了彭总住的地方。
那时，野战军司令部住在宜川城北塬上的上绛头。塬的尽头就是宜川城，中间隔着紧靠城垣、东西向的一条川，名叫银川。上绛头村子不大，因为在打仗，加上这一带又是新区，村子里的老百姓跑不了少。
彭总、王政柱，两个作战参谋和四名警卫员从上绛头出发后，沿着一条崎岖小路往南走。尽管带了好几匹马，但由于是看地形，加上路不好走，所以没有怎么骑，基本上是步行。
走了约一个小时的功夫，彭总一行来到一块较高的地方时，彭总停住了脚步。他拿起望远镜观察宜川城。看了好大一会，彭总说：“雾太大，看不很清，咱们再往前走走。”
为了避免暴露目标，王政柱让饲养员留下来看马，其他人跟着彭总继续往前走。
大约走了约一里路的样子，敌人发现了目标，并向彭总等人所在的地方开炮。这是从宜川城西南七郎山打来的野炮炮弹。开始的两发炮弹，是敌人校正目标，落在了离彭总等人较远的地方。彭总坚持还往前走，王政柱忙劝说：“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我们就在这附近找个隐蔽的地方看一看就行了吧！”
彭总见王副参谋长说的在理，就同意了。
彭总站在一个土堆上，用望远镜继续观看宜川城。在他观察宜川城的很短的时间里，敌人打来了好几发炮弹。然而彭德怀仍然全神贯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一名警卫人员突然听到一种低沉而带有嘶嘶的响声，经验告诉他，这颗炮弹将要落在近旁！他边喊：“彭总小心！”边猛扑上去拉了彭总一把。就在这一刹那，一发炮弹在距彭总十几米远的左后方爆炸了，几片弹皮，擦着从他们身边和头顶上疾飞而过。几个人都被炮弹卷起的尘土笼罩了。
彭德怀拍拍身上的土，说道：“敌人的炮镜到底比我们的望远镜强些。
我没有看见他，他倒看见我们了。你耍什么威风，你们很快就要完蛋了。“
当彭德怀回到安全地方后，一位守候在此的随从人员不安地问：“前边一个劲地打炮，我真替你们耽心啊！”
彭总听了，笑着说：“敌人打炮，你担心什么？我当了一辈子兵，也打过不少的仗，炮弹、子弹都同我打过好多交道，可我一次也没负过伤。”然后，他又笑着说：“我见到过有的人怕死，可敌人的子弹偏偏打中了他，不怕死的人倒没有事。”
可能是司令部的同志，把彭总去看宜川地形和敌情的事告诉了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当彭总刚回到上绛头，王政柱就接到了许光达打来的电话。他询问彭总的安全情况，并且关心地说：“彭总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要好好注意彭总的安全，不能随便让他到太靠近敌人的地方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好交代了。”
王政柱放下电话机，彭总就问：“怎么回事？”
王政柱把许司令员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话音刚落，彭总哈哈笑着说：“哎呀，他又在管闲事。我到前边去看一看，有什么好担心的嘛！”
歇了没多久，彭总又率人来到瓦子街一带察看地形。
瓦子街地区是个非常理想的设伏打援战场。它是洛（川）、宜（川）公
路咽喉，由此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长约15公里。在狭窄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便于野战军隐蔽集结，进行野战。
彭德怀察看地形后十分满意，说：“敌军如走这条路，可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夜已深了，彭德怀仍放心不下，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推敲作战方案，检查是否还有什么漏洞。
当收到宜川前线有关我军的动向报告后，屡遭败绩的胡宗南，这次在判断我军作战意图上，又犯了错误，又一次低估了西北野战军的力量。他认为彭德怀只有五个纵队，加之部队连续作战伤亡很大，又无重炮，故不能攻坚。
他判断我第二纵队渡河后必先夺取韩城、合阳，不可能用在宜川方面；其余四个纵队，可能以三个纵队兵力围攻宜川，只有一个纵队用于阻击援兵。因此，胡宗南命令宜川守敌借助宜川的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坚守待援，同时令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约四个旅的兵力，即日前往解围。
刘戡是蒋介石极为赏识的一位将领。他1906年10月13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朝阳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境虽然贫寒，但他祖父刘景范嗜好诗文，有时以卖字画贴补家用。刘戡的父亲刘运焘因受到其父的熏陶，擅写文章，并与同乡宋教仁私交很好，后随宋教仁从事民主革命宣传活动，并致力于法学等学科的研究。
刘戡早年读过《四书》、《五经》以及其他一些“立身涉世”和讲圣贤之道的古书籍。1917年，刘戡的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旁系亲属中只有孀居的姑母穆淑本，而他自己年幼不能自立，穆淑本深明礼义，挑起了抚养侄子的义务。这样，刘戡才得以继续上学。后投考黄埔军校如愿如偿，成为第一期的学生。在校期间，刘戡参加了敉平商团叛乱的战斗。1924年12月毕业时，刘戡被分配到新成立的教导二团。1925年春，教导一、二团奉令东征，攻打陈炯明，刘参加了战斗。在攻打淡水县城时，他奋勇冲杀，初露锋芒，被提升为第二团第六连少尉排长。是年8 月，又参加了平定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的叛乱，因功晋升为上尉连长，旋升为上尉副营长。
1926年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刘戡所在的第一军攻打江西孙传芳部。
在进攻孙传芳重兵据点乐化车站时与敌军鏖战几个小时，负伤后奉命退出前线。1927年1 月，升为教导团第二营营长，并率部进入浙江，随后转向江苏，参加会攻南京之战。4 月，沪、宁相继克复后，北伐军渡江继续向退至安徽北部、苏北地区和山东南部的北方军阀进攻。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