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终因寡不敌众,汤国华率部进行一阵抵抗后,率部越墙撤离。
刘公馆失去抵抗后,盛部蜂拥冲进刘公馆。刘文辉广有钱财,富可敌国,时人皆知。盛部官兵大肆抢劫,他们翻箱倒柜,逐屋搜寻,终于发现金库。
那是院中花草坪边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平房。被炸塌的一侧墙壁上现出钢板。
钢板上铸有“成都银箱厂监制”字样。这些人一哄而上,先用枪托、石头砸,未果;再用利斧劈,也不行。陈岗陵立刻派卫兵驱车到华兴街协成银箱厂找来一名技工开了钢门。
金库打开了。金条、银元、珠宝、翡翠、鸦片、名画、宝墨、古董。。
令人眼花瞭乱。
盛部的官兵看到如此多的金银财宝,立刻进行抢夺。有的往口袋塞满了金条,再抱上一箱银元。有的还弄到了大口袋,把珠宝玉器往大袋装。手脚慢的弱者也捞到了珍玩古董和珍贵药材。。在一阵你争我夺中,还有大量未铸成金条的沙金黄澄澄洒满了一地;撕烂的珍贵字画,一片狼藉。此晚,有不少发了大财的官兵,弃枪趁夜脱离军营,远走他乡去了。
盛文得知后,即令陈岗陵将两连官兵严加看管,又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清查委员会”,带领警卫连奔赴现场,对刘公馆进行“挖地三尺”的大搜查。
竟又得保险柜七个,内装黄金400条,玉器古玩多件;皮箱20个,里面装满上等衣料;外国听装香烟一卡车。。
盛文不敢独吞,向胡宗南作了挂一漏万的汇报。胡在盛上报的财物清单上批示:“金银财物奖励官兵,鸦片派人监督焚毁。”并要盛文督办具报。
盛文办理的结果是:士兵每人银元三元,他得黄金70条。明知不实,胡宗南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的桌上也已堆满了金牛、金马、金狗之类,都是观赏价值极高和价值连城的黄金铸品。
焚烧鸦片,则更是象征性的,多被官兵私藏暗分。大兵们对文物最不感兴趣。熊熊烈火烧掉了若干名人字画,有据可查的有:文徵明的山水一幅,唐伯虎的仕女一幅,王原祈的山水二幅;董其昌的行书横幅一件,郑板桥的竹子画屏一件,刘石庵的单条、对联各一幅。还有丈二大横推一幅,上面描有松林中的白鹤999只,它们或飞翔或揍栖,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此外,还有张船山、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现代著名书画家的珍品多件,皆葬身火海。
蒋介石在大陆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共成都“临工委”深夜派出“敢死队”。1949年12月10日,历史在这里打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刘伯承、邓小平下达成都作战的最后一道命令。胡宗南从腹腔里挤出一丝硬气:“不打到西昌去,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李文:“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都给我冲!”邓小平电告杨勇:在贺总进城之前,我们哪个都不难进成都!
共和国未来的卫星城,此时正经受血与火的洗礼!西昌战役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卢汉等人的起义,使蒋介石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他在大陆、在成都,哪怕是多呆一分钟,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大陆如此广袤的疆土,已找不到蒋介石安身的一寸土地。
12月8日上午,向来深居简出、讨厌记者的蒋介石,在励志社会议大厅,搞了个“中华民国总统”的盛大记者招待会。
蒋介石一上台,就向大家宣布了从来不可能事前宣布的重大新闻:“诸位,我在此郑重宣布,并借诸报端昭告全国人民,中正将于今晚离蓉飞台,去草山主持革命实践学院。。”在大陆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的蒋介石,此时依然侃侃而谈:“我早说过,共产党打不垮我们,打垮我们的是我们自己。1936年,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让共产党起死回生。八年抗战,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浴血抗战,而共产党游而不击,抢占地盘,扩充武力,养精蓄锐。抗战胜利,共产党又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政府迫不得已,忍痛勘乱。在四年的时间里,党国阵营里出了多少见利忘义、背叛党国的不屑之徒。远的不说,眼前就有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郭汝槐。。”说到这里,他表情十分痛苦。“是他们出卖了党国。毫不讳言,是他们的叛变,使我们精心策划的‘川西决战’流产了!”“要战胜共产党,就要建设起一支不为做官,而愿毕生从事三民主义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党已失去了灵魂。必须重振国民党!为此,我们在台北草山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由我亲自主持校政。以后党国干部需轮流送去学习、训练。这个学院能否办好,关系到党国能否新生,最终实现勘乱救国的大计。
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长官,行政上仰仗于王陵基主席。诸位!”蒋介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现在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反共基地。几十万国军精锐之师可以在凉山与共军周旋。我们已作了妥善安排。只要我们在大陆上再坚持三个月,就会出现转机。而坚持三个月对于我们是决无问题的。诸位,历史上不乏虽经百厥九死一生而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实。中正深信,时间和事实终将证明,一个浸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民党,在与苏俄支使的中共的斗争中必将取得彻底胜利!”得知蒋介石要溜的消息,中共成都“临工委”,立即派出了早已精心准备刺杀蒋介石的“敢死队”。这个“敢死队”,就是王陵基非常欣赏的,成都自卫总队队长乔曾希精心训练出来的那支“敢死队”。用这支部队刺杀蒋介石,这恐怕是王陵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成都有凤凰和新津两个军用飞机场,“临工委”不知道蒋介石的车队去往哪个飞机场,只好将这支200人的“敢死队”分为两路行动,埋伏在去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的险要处,准备在蒋介石的车队来时,实施突袭。
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还有一支部队也在等着蒋介石车队的到来。这支部队就是刘文辉部二十四军的董旭坤团,在得到中共成都“临工委”提供的紧急消息后,董即率2000人的队伍,趁夜埋伏在诸葛武侯词,占领所有制高点,把机枪对准了公路。
上半夜,整个成都死一般的寂静。子夜刚过,成都中央军校的两扇大铁门突然洞开。随即鱼贯而出一队钢铁长列:15辆坦克车昂起炮筒在前面开路;坦克之后,紧跟着足足有几里长的百多辆十轮大卡车队,车上坐满了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胡宗南部队;在钢铁长列中间,是几辆豪华型轿车,其中一辆是流线型防弹高级轿车——委员长的专车;钢铁长列的最后,是15辆装甲车压阵。
整整六个团的主力部队保护着蒋介石向城南方向疾驰而去!
车队卷过东城根街,卷过了南大街,来到了武侯祠。但还没等董旭坤团发动进攻,好象预先计划好了似的,车队立即从四面把武侯祠团团围住,在前面的15辆坦克猛烈开炮,强大的火力一股脑儿向武侯祠泼去。
董团英勇还击,但很快被敌人的火力所淹没。不到半个时辰,武侯祠枪炮声渐止。车队重整队形,开上川藏公路,向新津机场方向呼啸而去。
正当新津机场可望,胡宗南庆幸护送任务完成时,突然,猛烈的子弹从右边河滩上暴风雨般狂扫而来。这是中共成都“临工委”率领的“敢死队”。
车队赶紧组织还击。瞬时,坦克车、装甲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
六个团的的火力一齐向河滩、芦苇丛猛烈射击。但此时,“敢死队”早已无影无踪。护送委员长的军队开进了重兵把守的新津机场。
机场灯光忽然暗淡下来。影影绰绰中,只见委员长的座车门打开,委员长下了车。他着一身戎装,披着黑斗篷,军帽的帽檐压得很低。蒋快步登上舷梯,身后似乎还跟着蒋经国、曹圣芳,鱼贯进入早已发动了的“中美”号专机。关上舱门,搬上舷梯,飞机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
与此同时,在机场深处突然“轰轰”两声巨响。这是特务们奉蒋介石之命,将500Q吨无法带走的飞行器材全部炸毁。
“号外,号外,看蒋委员长离蓉赴台!”“号外,号外,看中共地下武装突袭委员长车队!”整个成都,人声鼎沸,600多条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抢购“号外!”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走,昨晚的离蓉赴台以及上午的盛大记者招待会,都是蒋介石放的烟幕!
此时,蒋介石正在成都猛追湾的公馆里。
现在,更证明,一切尽在他意料之中,昨夜的行动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借机拔掉了刘文辉安在武侯祠内的“董团”,算是出了口恶气;更重要的是将中共的注意力引开了去——他确信,他在成都期间,中共地下武装力量一直没有停止过“谋杀”他的准备和努力。这下他可以放心地走了。
12月10日黎明,三辆一模一样的豪华型“克拉克”流线型轿车,从北较场后大门悄悄溜出,转弯,上街,然后开足马力,向凤凰山机场飞驰而去。
在三辆车中,中间的是辆防弹车,里面坐着蒋介石。在三辆“克拉克”的后边,有一个不很大的轿车队,远远地追随着。
蒋介石到达凤凰机场时,“中美号”专机已经发动。稍事休息,蒋的高级幕僚陶希圣、谷正纲、沈昌焕、曹圣芬先后登机。
蒋介石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站在机舱门口,向飞机下的胡宗南、王陵基摇了摇手,忧伤地进了机舱。
“起飞!”蒋经国下令。
“中美”号专机在跑道上滑动加速,然后呼啸着腾空而起。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四个小时以后,“中美”号专机飞出了茫茫的中国大陆。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终于被“赶到了一群小岛上去。”历史在这里打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正当蒋介石企图在成都及其地区作困兽斗时,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迅速向成都逼近。
至12月20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五兵团,解放了乐山、彭山、邛崃、大邑等城,切断了国民党军队向西的退路。至此,对胡宗南集团构成了东、南、西三面包围,拉开了成都战役的序幕。
在二野三、五兵团向成都挺进的同时,北面的解放军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在秦岭地区完成了抑留胡宗南的任务后,于12月7日,兵分三路,对胡宗南部队追击南下,形成对该军之南北钳攻形势。右路: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委鲁瑞林),攻占武都,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于11日宣布起义。随即六十二军沿着三国魏将邓艾入川灭蜀的路线,进占入川要冲碧口,渡过白龙江,翻越摩天岭,18日解放青川,直逼江油,进入川西平原。左路: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委徐子荣),翻越大巴山主峰天池子,以日行50公里的速度前进,边战边追,解放巴中。中路:第六十军(军长张祖谅、政委袁子钦)
及第七军(军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一部,沿川陕公路追击,过关斩将,直逼绵阳。
到21日,第十八兵团三路大军,在川北地区歼灭胡宗南部第十七军、第七十六军、新五军、新七军等部,迫使孙元良部之第一二七军投诚。至此,胡宗南集团余部及川境其它各路敌军数十万人,全部被南北解放军大军包围于成都地区,成了瓮中之鳖。
在我各路大军完成对胡宗南残匪的包围以后,21日,刘、邓首长又给第三、第五乒团发出重要指示:1。我十二军已占邛崃,至此,胡匪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业已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消灭,严防轻敌乱碰。
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要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技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办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十一军攻新津(敌人有一、二十七、三十六、六十五等四个军番号),既无十分把握,即应停止攻击,免伤部队元气,至要。
2。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由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兵团共五个军,并望杨(勇)潘(焱)即率兵团指挥机构,赶赴杜义德处会合,并召集各军首长开会,提出作战方案,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在刘、邓发布准备围歼成都地区残敌的命令的同一天,胡宗南在新津召集第五、第十八两兵团的军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与会者有20余人,个个愁眉苦脸,精神沮丧,或则相对苦笑,不作一言,或则埋头抽烟,会场气氛异常沉重。
在这个会议上,胡宗南除了鼓励部属在成都进行负隅顽抗外,着重研究了向西撤退的问题。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胡部残匪已是瓮中之鳖的险恶形势,胡宗南的傲气也不见了,垂头丧气地坐在桌旁说道:“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险恶,但战也是死,不战也是死,我们不能作领袖的逆臣,而是要作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到了西昌就有办法。在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不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关于西退的办法,胡宗南让他的参谋长罗列向大家交待,罗列说:“胡长官的意见,我们应先向东打,在适当时机再向西进。第五兵团在简阳以西攻击前进,十八兵团在简阳以东攻击前进,把共军的兵力吸引之后,立即向西撤退。”声东击西,本是兵家致胜的妙计,但对此时成都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来说,这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妙着。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现在四面都是解放军重兵,逃向西昌要走十多天的路程,解放军岂能让我们一走了之?沿途尽是荒山野岭,没有后勤,最后必被解放军生擒。
虽然李振在胡宗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会议一结束,便找他的参谋长商量后路。李振说:“共产党虽然很难打交道,但眼前是唯一的生路了。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百姓减少些损失,为双方减少伤亡,还是照北平的办法,部队集中在成都,一方面构筑工事,一方面派人与刘伯承和谈,不成功,就与成都共存亡。”十八兵团参谋长何沧浪,对李振的意见基本倾向是支持的,但该兵团有的军长反对。
胡宗南在蒋介石走后,在成都也就多呆了十几天。
早在各路大军把成都包围的12月19日,曾多次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要“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并不愿死在成都,向蒋介石急电要求撤退:(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档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
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泸定及雷波。
胡宗南要弃成都而逃的电报,蒋介石一直拖到第三天,才回电:要胡宗南率部突围,并准派20架运输机运送逃往西昌的人员。
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是“率部突围”,胡宗南对这四个字的含义是清楚的。但他更清楚这“率部突围”对于他来说会意味着什么。他开完紧急会议的次日,即12月23日,对部属连个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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