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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写我在暂编五师的经历虽全属事实，但写*应力戒自我表扬，我为什么不避讳呢？一方面我要暴露国民党军队的丑恶，并说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有爱国心的军人（尤其将领），如果能够洁身自好，讲求学术，忘我地整顿训练部队，素质再差的军队也可整顿成为劲旅。如果再加上“出阵之日即忘其身”的精神，就以当日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在持久战斗中的相持阶段，是可以多消灭敌人而促使反攻阶段早日到来的。反攻阶段又是可以多依靠自己力量，取得胜利的。另一方面是作台湾国民党骂我是“共谍”的回答。说实在的，我是爱国主义者，我在进国防研究院之前，是舍生忘死为国——也就是为国民党卖命的。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今天台湾当局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恐怕也不会那么心死，无所作为吧？另外，我亲身经历两种军队，认识到今日解放军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有共产党的严密组织，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军队，全体指战员都不是为任何个人出力，所以领导干部不用讲求统驭术，费那么多苦心驱使别人为自己卖力，就可以有团结坚固，勇敢牺牲的军队。我对比今昔，觉得今日我军干部，可以而且应该抽出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在政治工作方面倾全力坚强党的组织，发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精神；在军事方面，潜心研究现代军事学术，倾全力训练部队，把生产、福利等事务交给国家去办理，则这支军队必定可以摧毁任何入侵之敌，完善地保卫祖国。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1）
蒋介石为了在中国培养出希特勒所鼓吹的所谓“全能将校”（即陆、海、空三军都能指挥的人），如龙美尔、凯萨林、伦斯德特式的人物，调集了少数人在重庆浮图关山上办了一个国防研究院。国防研究院连主任副主任一共有41人，主任王东原，副主任杜建石，其余39人中，有的叫研究委员，有的叫研究员。研究委员就带有教师的意思，我是研究委员。另外，如沙学浚（学国防地理）、吴光杰，以及一个姓石的（学教育的）也都是研究委员。此外，没有专门的教师，因为希特勒搞的那套东西还是一个新花样，国内很少有人懂得。
国防研究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平时战时的国防体制；研究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指挥技术；研究国家的经济、教育、军事、工业等如何有利于国家实行总动员，即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农业、商业、交通等平时怎么准备，要设什么机构，才便于转为战时体制，战时体制又如何构成，才便于打仗；研究全国的最高统帅如何才能统管全国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实行一元化领导；研究孙中山的学说，尤以研究他的建国方略为主，如修多少铁路、南方大港、东方大港等如何设计等；此外，还研究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之翻版。此书并非出自蒋介石之手笔，而是陶希圣代笔，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书的内容，多在于责备共产党，说什么，这么多年，国治不好，主要是共产党捣乱等等。因遭全国人民反对，此书未大量公开发行，国防研究院对于上述诸类问题的研究，也只不过是闭门造车而已。如研究陆、海、空的指挥技术时，就是由我做的一个想定。实际上，我既不懂空军，也不懂海军，在航空学校学的一点空中侦察知识也十分肤浅。
国防研究院有时也请一些名流以及国民党主管各部门的人来作报告，以供研究之参考。如请行政院的孔祥熙报告财政问题；兵工署的署长俞大维报告兵工生产的问题；军政部的何应钦派人来报告军政问题；陈立夫报告教育；经济委员会的钱昌照报告经济管理问题等。
1943年间，日寇在宜昌附近和上下五龙一带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向国民党部队发动一次新的进攻。当时蒋介石判断不清日寇的企图，这一下慌了手脚，要到第六战区亲临前线指挥。陈诚此时在云南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听到这个消息，向蒋讨好说：“你去还不如我去，明知是丢地方，谁个也守不住，你是全国统帅，丢了地方怎么行，还是让我去吧。”蒋乃令陈诚到六战区前线指挥。
陈诚从云南来到重庆，派人邀陆大十期和十一期在研究院的研究委员，魏汝霖、潘华国、石祖黄及我去研究。陈诚对我们说，他要到前线指挥，并将敌我双方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问我们对此作何判断。他们几人均一致认为敌人要进攻常德产粮区，并建议将防御重点保持在常德。我不同意此种看法，故一直未发表意见，陈诚见我默默无语，便问道：“你的意见如何？”
我说：“我判断日寇将在上下五龙、宜昌南岸之间，实行钳形攻势，目的是要吃掉长江南岸的防守部队。最近希特勒的钳形攻势闹得很凶，日本人肯定要跟着学。因此，宜将二线兵团七十九军王甲本等部控制在石门一带。假如敌人进攻常德，二线兵团，可打他的侧背，敌人搞钳形攻势也可打他的侧背，这就两全其美了。”陈诚原来写给蒋介石的敌情判断，也是说敌将进攻常德粮仓，听我的判断后，觉得也有道理，就按我的意见修改了他的敌情判断，并照我的建议布置了二线兵团。敌人以后的行动，恰如我的判断，故使国民党部队未遭受大的损失。陈诚大悦。以后，郭忏告诉我说：“长官到处吹嘘你不错。”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2）
在办国防研究院的同时，蒋介石还在重庆浮图关半山腰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蒋介石自任“中训团”团长，副团长张治中，教育长王东源，中国的文武百官，包括大学校长，出国考察人员、留学生等均为受训对象。国防研究院距中训团仅半里之遥，故国防研究院的人员每逢星期一，都要下山到中训团参加总理纪念周活动。纪念周活动由蒋介石亲自主持。首先唱*《国歌》，歌毕，读总理遗嘱，并静默三分钟，然后就由蒋介石讲话。中训团一期为一个月时间，一年大约办八至九期。因此，一年之中，我们听蒋介石讲话竟达三十多次。
在这以前，我对蒋介石不多接近，认为他打过那么多仗，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总还有两手，但听了他讲话之后，却大失所望。他期期几乎都是老调重弹，什么“科学的学庸”、“大学的道理”、“三*义连环性”等。很少听到他讲政治、当前形势和军事学术问题，有时讲也非常简单，不是拾人牙慧，就是闹笑话。如他讲“立正的道理”，说立正要气沉丹田，一直贯到脚跟。我与吕文贞、韩炼成三人平时很要好，当听到蒋介石讲“立正道理”时，我就用腿碰他们的屁股问：“你的气沉不沉到脚跟？”大家听后，一阵好笑。
*长朱家骅组织向蒋介石献鼎，锣鼓喧天，抬了九个赤铜鼎到中训团大礼堂，我们排队久候，只不见蒋介石出来，一会儿听见主席台侧休息室传出咆哮的声音。接着见朱家骅面色铁青，狼狈而出，又一会何应钦出来，代表蒋委员长接受了一个鼎。最后蒋介石出台，余怒未息地说：“原来我同意献鼎，只以为是小小一个，不意弄这么大九个，太没有意义了！……”闹闹热热的献鼎典礼，弄得不欢而散。原来朱家骅献鼎就是本“禹铸九鼎”、“定鼎中原”的意思，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蒋欣然接受，殊陈立夫破坏朱的献媚，说：“这是帝王思想，外边批评不好。”所以蒋介石临时翻脸不认账。朱家骅“拍马屁”，碰了一鼻子灰，被大家传为笑柄。
国防研究院的人员，都要轮流到中训团受训。我受训那一期，蒋命我担任副大队长，因有大队长主持，我实际上只挂名，不负任何责任。期末，蒋介石按往常惯例要请客吃饭。那一次赴宴的有：大队长、副大队长、大学校的校长、博士、出国人员等共三十多人。蒋介石规定宴会上的菜是：四菜一汤。菜的质量也不好，记得有一份炒鸡蛋，一份炒青菜，汤倒是一个好汤，汽水蒸鸡。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想提倡节俭而已，他请客吃四菜一汤，而平时进餐却远不止这些，我以后曾在他家里吃过饭，菜就十分丰富，饭后还吃水果。
最妙的莫过于他对人讲话的态度了。席间，当他与大学校长、出国教授说话时，满脸堆笑，要他们在国外多宣传宣传，说他们出去为国争光。而当他与我们当兵的讲话时，脸面一下就变严肃了，他板着面孔问我们：“你们对这次训练有什么意见”？谁又愿意在这种场合发表意见，自讨没趣呢？也都顺口答道：“这次受训，收获很大。”蒋介石只是“嗯、嗯”两声，并无心思与我们交谈。
以后，听说蒋介石要找国防研究院的人员个别谈话，我们得知此消息，都很紧张，不知他要问些什么。后来见蒋介石谈话时，他都问：“你对国家，对抗战有什么意见”？我们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过场，大家都把事先准备将要说的话背了一套，背完了事，蒋介石与我个别谈话这还是第一次。 。。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3）
最初，我以为到国防研究院定能研究一些新的国防问题和军事学术，结果对现代化国防知识，增进很少。倒是我读孙中山著作，获益不浅。读了孙中山的《三*义》《建国方略》等，使我思绪万千。蒋介石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然而，何时何处实行过孙中山的主义？哪里按建国方略搞过一点建设？我目睹了蒋介石搞宁汉分裂，“四一二”政变，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前线的士兵，为了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安危，出生入死，不怕牺牲的精神，实在是可歌可泣，而一看重庆糜烂的社会现象却摧人肺腑。四大家族及发国难财的商人，为非作歹，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百姓们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由于物价飞涨，人们又不得不重新回到那以物易物的时代。四川人进茶馆吃茶，都已不再使用钞票，而用棉纱作为支付手段了。由于经多人之手，棉纱都由白变黑了。市场上则是以米作为等价物，进行物物交换。唯独我们当兵的人，却还一个不多地按月领着自己那份薪金。暂五师每月给我汇的钱还不能维持我与老婆的最低生活，好在我还有一个三弟在重庆银行工作，他可利用空闲时间做一点转手买卖，经济稍比我富裕，故每逢星期天，三弟必请我下山吃饭，以补充营养。像我这样一个连年抗战、位到师长在当时说来，地位并不算低，只是因为不贪污就没有饭吃，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世道啊！这哪有半点孙文主义的味道呢？这讲的是什么民权？什么民生呀？自抗战以来，只见解放区越扩越大，国民党统治区越缩越小，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强，而国民党的军队却一蹶不振，对比国共两党的一切主张和行动，使我开始认识到，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要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并建立一个*的富强康乐的国家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我在黄埔军校及大革命时期，也曾受过一些社会主义教育，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就更觉得共产党好了。因此，一心想找共产党联系。
韩炼成、吕文贞和我志趣相同，彼此间无话不谈。我们见国民党*无能，经常私下批评丑诋国民党无*、贪污、误国，想组织一个小团体，搞一点进步的事情。吕文贞理论一大篇，而处世谨慎，我说吕是秀才，意思是笑他秀才造反。他反唇相讥，说我是大秀才。我们研究员中有个叫张叙曾的人，是吕文贞的连襟，常对我说：“国家不成样子了，要起来斗争。”我见他说话思想进步，又是吕文贞的亲戚，准备发展他，韩炼成得知此事后，对我说：“汝瑰，要这个呀（以手在颈上一砍，做杀头状），谨慎为好！”这么一说，小组织就没有敢干起来。果然，韩救了我，解放后，我才得知张叙曾是一个军统特务，在北京被*，韩炼成原来是一个共产党员，可当时我却不识庐山真面目，我屡次表示要找共产党联系，他都不“亮相”，工作做得真够谨慎。
1944年初，蒋介石要在国防研究院挑选一批以前从未出过国的人到国外考察，本来我是现职师长不能去，恰好吕文贞被选为待从室参谋，不能去英国，于是我就得机会去英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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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英国考察（1）
1944年3月，我以副武官名义到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我和范诵尧、田席珍一行三人乘飞机从昆明出发，来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停留期间，当地一些华侨商人向我们购买外汇，但不付现款，而是将我们的美金交他拿去购买商品。然后，运到中国去销售，再将赚得的钱寄到我们家中，这样做，双方均有利可图。按正常比价，一千美金只能换回已大大贬值的国民党的钞票三四千元，而这样一转手，一千美金却可得万把元，寄回家中一般可供家属半年生活。出于生活所迫，我也只得做起违心事来了。此事成交后，我们又乘飞机经卡拉奇、巴勒斯坦，到达开罗。此时正遇诺曼底登陆前夕，英伦三岛、封锁出入，去英的飞机不能起飞，又只得在开罗停留了二十多天，诺曼底登陆后，才到达英国的伦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一直处在希特勒的轰炸之下。我参观过希特勒闪击伦敦的遗迹，此时德国人经常施放V1无人驾驶飞机，对伦敦进行袭击，但英国人并不恐慌，他们用歼击机打，或放出气球阻拦，V1到达伦敦上空的减少一半。以后希特勒改用V2火箭在德国对伦敦进行远距离轰炸，英国人便无法阻挡，但人民也仍然照常生活，照常交易，只将动物园内的猛兽弄走了，以防其出笼伤人。伦敦从来不放警报，也很少有专门的防空洞，唯有在地下铁道车站处设了很多上下铺铺位，供小孩、老人睡眠。
我在英国期间，听说英国首相丘吉尔亲临受轰炸地区视察灾情。老百姓问他：“首相，我们的房子被敌人炸烂了，没有房子住，你干什么去了，你职责呢？”
丘吉尔笑着解释说：“报上登了，打仗是全国人民的事情，不应该让任何一家受损失，打完仗，国家负责给你们修，现在不能修，一修起又打烂，不划算。”
我想到中国抗战谁的房子被日寇炸烂了谁倒霉，两者相比，国民党中国大大不如英国。
英国的国防设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仿效的，但有一点可取，即战时内阁组织了一个“优先权委员会”（Priority mittee），对物力、人力资源一律通过这个委员会实行统筹分配，凡急需项目，优先安排，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能恰合时机地用在刀口子上。
英国海、空军现代化程度很高，不失为海空劲旅。但陆军的战斗力很弱、士兵“娇”气到了极点。一次，我们参观英训练中心的演习，一个士兵通过一个掩蔽部，他见那里凉快，就坐下来不走了。英军官发现，即上前令他前进，但他就是坐着不动，而英国军官却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