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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学士”以后还开了几次会，我记得有一次还把曾扩情约了来（曾在双十二以后失宠，十八学士中无他）。说来说去，这些人不外黄埔学生、蓝衣社分子，搞来搞去，搞不出什么名堂，无疾而终。
设法脱身（1）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分崩离析的绝境。
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露，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求死不得的情景，确实有点不寒而栗。不如还是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怀疑的境地为好。因此于1948年12月24日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但是顾祝同劝我打消辞意。他说：
“你不过是承办业务的人，重大决策都是上级决定的，哪能由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
他不知我真心是想趁机离开避祸，引咎只不过是饰词，所以还善意地留我。
另一方面我看见形势急转直下，迫切希望能够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奔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区。1948年10月以后我曾一再请求任廉儒把我的心愿转告党。
任廉儒一直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与我联络。他到南京常住《益世报》报馆。
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我说：“汝瑰同志，你的愿望，党非常赞同。但经过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于是我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
我又找顾祝同，请他给我照顾，让我出任军长。顾祝同一听，就睁大眼睛说：“汝瑰，这是啥时候，你看军事上节节失利，别的军师长早就想脱身溜走，你怎么还想当军长，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实在想带兵，最好搞个兵团副司令、绥区副司令之类职务，挂个名算了，别当军长去受罪罢！”
“总长！‘时穷节乃见’，别人总以为我当参谋，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事实上不会直接带兵打仗，现在我临危受命，置生死于度外，才不辜负*的希望，才不辜负你对我的栽培，这是其一。其次，形势虽然危急，但关键性的一战得胜，常可以挽回既倒的狂澜，更何况世界风云，瞬息万变，英美都高喊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局势不一定就悲观。第三，越是危急存亡之秋，越应该抓基本队伍，练得一个军作骨干，就可扩大兵力形成有力集团。你既有心培植我，我决心去为你创建一支基本力量，待那时，再委我为兵团司令岂不更顺理成章吗？”我见顾祝同劝我不当军长，我的企图就完全落空了，所以连忙提虚劲，慷慨陈词。
“你一定要当军长，我就向总统请示看看。”顾祝同见我坚决效死的样子连忙这样说。
我见顾祝同允许我出任军长，非常高兴。我在1949年元旦的日记上写道：“新岁下最大决心，一切重新作起。”我当时思绪万千，回忆去黄埔军校时的情景，继续写道：“斯时愚幼之心，满以为加入革命阵营，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中国的政治便可以上轨道。不料北伐之后……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今日豪门官僚资本，垄断全国经济，贪官土劣，鱼肉乡民，人间何世？不完全是黑暗地狱吗？二十余年来，我太简单了，完全只研究军事学，只作了一个纯粹军人，唯有八年抗战算是于国家民族尽了应尽的力量。此外，则一切气力均白费了！我没有遂我的初衷，没有对‘使政治上轨道’尽得应尽的责任。往事如昨，使我怅然如失。今年重新做人，以求不背初衷才是。”
设法脱身（2）
但是我乐观得太早了，想不到还要经许多曲折，才能脱身。
1月6日总统府第三局（军务局）的陆大同学傅亚夫向我透露，顾祝同签呈我任第十军军长，总统未批准。同天肖毅肃又告诉我：“总长签你任军长，原是总统的授意。”
我听了这相矛盾的两个消息，好似晴天一个霹雳，震得我脑袋全晕了。我想蒋介石既疑心我，让我离开机要岗位出任军长，为何又出尔反尔，不肯批准呢？这必定是当军长也不放心我了。这比什么消息还坏。我想我只求离开，不任军长也得离开才好，以免受祸。我正在绕室徬徨，无计可施的时候，胡琏1月10日到了南京，准备去见蒋介石，他再三邀约我任十八军军长，我心中有数，再三推辞。
不料第二天胡琏来第三厅对我说：“总统已批准你任十八军军长，望早日到职，重振十八军的军威！”
我听了不大相信，蒋介石连第十军也不肯给我，怎么能让我去他最信赖的十八军呢？但11时我们参加官邸汇报出来，顾祝同也这样告诉我，我心情就更复杂了。
“他（指蒋）不一定就到了完全不信任我的地步，不然的话，纵然胡琏吹嘘，我是振兴十八军最适当的人选，他也不肯让我到十八军去。”我这样一想，危惧心理减轻多了。
但是我猜不透蒋介石的心理，他为什么就立即答应胡琏的请求。如果这是出于对胡琏的信任，则对我仍就是没有好感的，早迟会出问题。这支军队是蒋介石手中握的一张王牌，不仅不会开往大西南，反而随时会由现时驻防的浙赣路玉山一带撤往福建、台湾，即或这支部队退守西南，也万万不可能发动起义。因为十八军不仅有许多蒋介石的特务严密控制，其士兵到各级军官大多数是蒋介石集团的死硬分子。如果担任这支部队的军长，不但党的任务无法完成，我可能也会被挟持到台湾。因此我眼望着这个“肥缺”，心中非常烦闷。
任廉儒叫我请求改调到西南的军队去，但这样作会引起蒋介石的疑心，哪有第一流部队的军长不当，反而要求到第二三流军队去的人呢？万一他由此窥察出我的秘密，岂不弄巧成拙。这样一来真使我焦虑万分，束手无策！因而也想到早知共产党要给我这样的任务，两个月前我不该放弃四十四军军长了。
四十四军在碾庄被歼后，蒋介石为了鼓励杂牌军队替他卖命，就下令重建四十四军。四十四军原是四川军阀王瓒绪的队伍，因此王瓒绪打电报推荐我或国防部副官局局长陈春霖任军长，我当时志不在军长，而是想到解放区。所以陈春霖得任军长，并早已开回四川整理补充去了。
现在，万万想不到，不愿当四十四军军长，却换来一个十八军军长！十八军军长的任命一下达，许多人前来祝贺，胡琏高兴之余，还给我拨了一大笔钱以为建军之用，我表面殷勤接待称谢，心里却有说不出的苦处。可是万没有想到，1月21日林蔚告诉我：“蒋介石已免去你十八军军长，改任七十二军军长。”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七十二军军长原是余锦源，在随杜聿明撤出徐州后，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后来，余锦源率部投降，跑出来了一部分官兵。
蒋介石于是命令重建这支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能担任七十二军的军长，我真是喜出望外，至于蒋介石朝令夕改的原因，我根本不愿深究。
设法脱身（3）
不过听顾祝同说，这是刘斐找替罪羊，向蒋介石说：“郭汝瑰学历和学识都够，只是历练少了，好出奇案，很不稳当。”顾同时还骂刘斐这样作很不道德。我万想不到刘斐为我作了这样大的好事。我与刘斐尽管有矛盾，我在大别山“清剿”会议见他抬白崇禧出来，在睢杞战役见他铅笔一挥就把区寿年兵团送掉时，就想向蒋介石报告，搞他下去。但我又疑惑他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问任廉儒，他说“摸不清楚，最好莫要下手。”没想到这次他却帮了大忙。以后我到七十二军军长职之前，晋见蒋介石，蒋说：“你不行，唔！你要好好历练！”
这与顾祝同告诉我的话如出一辙，证明确是刘斐中伤我，但是我不怨刘，反而感谢他成全了我。
委任一下达，我立即到上海告诉任廉儒，相互拍手称庆。于是我一面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小学内设立军部，先后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收容原七十二军余部一千多人；一面招收干部，把军部架子搭起，并且保荐刘展绪、赵德树分别担任新三十四师及二三三师师长，还委任了一些团营连长。当时，国防部各厅已移到上海，我便到第四厅和联勤总部，利用各种关系要足整整一个军的枪械车辆装备，粮钱，再加上胡琏赠送的（事实是他给的十八军经费，我厚颜挪用），经费十分充足。
我到第三厅，见到了厅内的老同事们，他们说新任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在研究江防配备时，主张把重兵配备在芜湖方面，汤恩伯则主张把重兵配备于扬中方面，二人争论不休，汤恩伯不耐烦地骂：“你晓得个屁！”
蔡文治觉得受辱，以后在广州愤愤不平地撕下军服说：“我永世不再当军人。”
蔡离厅走了，现在厅长一职还虚悬无人接替。
我听他们讲后，立即想起我将离开三厅时，林蔚问我说。“郭厅长，你江防重点置于什么地区？总裁意思是摆在扬中方面。”
我当时立即理解蒋介石不真正守江，而只把江防作为前哨。他真正企图是坚守上海，他仍将以总裁名义，指挥一切。这时我听说蔡文治与汤恩伯争论，就知道汤是秉承蒋介石意旨的，所以他敢骂人。
为了能迅速扩充七十二军，我决定立即返回四川找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及重庆补给区要兵、要粮、要装备，自己凭人地熟悉，我相信必定可以短时期把一个军建立起来。从上海出发前，我把部队交给参谋长许亚殷和副师长柏恒，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干。我不明原因，只好令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率领经浙赣路，到宜昌乘轮船回川，要他沿途尽量招兵，并告诉他“每到一地就到伤兵医院去喊，‘凡是愿回四川的，快来一道回去’。四川的伤兵流离异乡，思家心切，一听说部队要回四川，必定踊跃参加，部队必定能迅速扩大。”这办法，果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后来赵德树给我带回一○一、六九七、六七八整整三个团的兵员。
2月4日，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后，带领参谋长许亚殷和军需王希尚，由上海乘飞机飞赴重庆。
2月4日，这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日子啊！这天是我受党的新委托，踏上新的征途的第一天；这天，是我从蒋家王朝心脏中杀出来，又准备狠杀回马枪的一天。
这天，天气晴朗，透过机窗，瞭望蓝色的天空，飘着几片洁白的云彩，缓缓向机后逸去，俯视大地，但见山峦起伏，长江如练。这时，我不禁想起二十几年前，乘船由重庆到上海、广东的情景。啊！弹指一挥间，整整过去22年了！回顾二十余年，雪泥鸿爪，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到底留下些什么呢？如果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时期还值得怀念，与党取得联系后还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的话，其余的都是使人不堪回首的混浊时光。蒋家王朝的*统治，*无能，反动军队的残民以逞，作恶多端，达官显贵的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而自己竟被迫混迹于其中，这是多么使人终身遗憾的啊！然而共产党并不抛弃每一个决心革命的人士，对于我这样的人，一样给予充分信任。想到自己半生走过的道路，想到党托付给我的重任，想到自己新的人生道路的开始，我不禁感到自己充满信心和力量。
周旋和伪装（1）
我一返回重庆，就由参谋长许亚殷介绍，到南岸弹子石警官学校驻扎，并利用各种方法继续扩充自己的部队。我一面请求原成都联合中学和陆军大学同学的重庆补给区司令邱渊（默雷）分配车辆，调拨装备；一面举办军官队，并四处派员募兵，尤其是到铜梁。由于我是铜梁人，四川人同乡观念重，担心被拉壮丁的穷苦农民都愿意到我这里来。凡来的，我都给予字据，县兵役科可用以抵壮丁名额。因此，铜梁被抽作壮丁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纷纷前来投奔。我还公开号召，谁能征集一连人，谁就当连长，谁能征集一营人，就当营长。我的一○○团长许汉洲就是在师管区弄到一团人当的团长，这样一来，部队发展很快，陈春霖的四十四军先到川一个多月，我们部队的人数很快就追上他了。不仅如此，我军有三个团都是老兵，因而部队较有作战力，一时竟成为与罗广文两个军、陈春霖的四十四军并列的四川四个机动军之一。
我的参谋长许亚殷，聪明英俊，我任第三厅厅长时王蜀生介绍他来任科长，以后他到余锦源的七十二军任副参谋长、团长、参谋长，常来徐州陆总见我。我接任七十二军军长时，他由包围圈逃出来到了南京，我一见非常高兴，极力挽他继续担任参谋长，对他很信任，认为他是我的老部下，对七十二军情况又熟悉，必定可以辅助我暗中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一天我借机会同他聊天，试探他的态度。我说：“国民党腐朽透顶，失尽人心，垮台无疑，我们为这样的政府殉葬，太不值得了。我们必须另找出路，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是的，国民党垮台无疑，我们必须另找出路。不过共产党残暴异常，决不能投靠它，最好我们走第三条路线。”他很自信地说。
我原以为诱导他协助我，万想不到他提出走第三路线，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一笑不置可否。他于是进一步说：共产党决不比国民党好，绝对不可依赖。余锦源在包围圈派人向共产党投降，还不是遭缴了械。我已把他投降情况，向国防部报告了。他不忠不义，没有骨气，实在令人瞧不起！”
我见他*态度坚决，暗暗庆幸我幸好没有暴露企图，于是将计就计，以同意走第三路线来掩饰我“另找出路”的话。因此，故作高兴的状态说：“对！我们就走第三路线。”
从此他相信我走第三路线，我经常说反对国民党的话，都以走第三路线为幌子。
5月我弄足了两个师的兵员，还由罗广文的第七编练处拨来一个师，于是我所属的部队成了三个师九个团。不久又奉令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兵员就更充实了。于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令七十二军移驻内江、泸州、宜宾一带。我认为宜宾偏处四川西南角上，便于诱导起义，想赖在这个角落不调往他处。恰好有一天罗广文说：
“我在华蓥山经营根据地，准备万一的时候好打游击。”
“不行！华蓥山太小了，哪能养活和掩蔽你两个军呢？要干只有经营雷、马、屏，那里彝汉杂居，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区域宽广，是最理想的打游击的地方。我现驻防宜宾，就近经营，非常方便，不如我们合作，将来一道打游击？”我这样回答试探他。
罗一听非常高兴，我于是怂恿他代向西南长官公署请求，成立川南警备司令部委我任司令。当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与王陵基矛盾较深，正千方百计地削弱王陵基的权力。所以罗的主张立即得到张群的赞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