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的条件和极端不同的文化。这次训练也让我认识了他们的主任比尔·德拉诺，是他敦促我进入了外交界。1964年，我进入了乔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
在乔治城大学，我真的是必须认真好好学习。我甚至还得学习另外一门语言（德语），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是登山中培养出来的坚忍精神帮助我完成了漫长的阅读、枯燥的记忆和久坐学习。
在经过了两年的学习之后，我渴望一些刺激的东西。我到了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从1966年到1968年在那里工作，初步感受到国际政治斗争的滋味。这一地区是混乱的汇集之地，我发现自己处在游击战争和政治暴力的外围。我目睹人民所处的赤贫状态，并看到现有政治权力结构对任何能够威胁其存在的力量所采取的极端残酷的镇压。在尼加拉瓜，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有枪。我认识的很多女性在她们的小包里放着大口径短筒手枪。只要稍有刺激，人们就会掏枪开火。在哥伦比亚，真正严重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像波哥大这样的大城市里，或者在群山掩盖的丛林里进行。我不站在任何一方，我发现政府军和叛乱分子都令我着魔。很显然，大山不是探险的惟一来源——高度敏感的国际政治环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令人着迷的心灵冲动。我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它，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在又一年的滑雪教练和向导工作后（我还是忍不住重新回到了大山），我最终决定要让硕士文凭派上用途，我要去参加外交部考试。在喜马拉雅山脉和中国与亚洲次大陆交界的地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专业外交任务的机会。这真的是一个冒险的职业——在地球上最好的登山地区之一。也许我不必为了追求一个职业生涯而放弃我攀登的梦想，也许我可以将这两个令人愉悦的世界结合起来。我有幸在1969年的下半年成为被选中的几个申请者之一。
道拉基里峰和灭顶之灾
喜马拉雅山对我来说并不陌生。1969年春季，有人邀请我担任美国道拉基里峰远征队的队长。那次远征一开始获得了攀登巴基斯坦境内Malibuting峰的许可，但是在最后一刻，巴基斯坦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关闭了它的山脉，同时，尼泊尔在关闭了它的山脉几年之后又出人意料地开放了它们。（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中国向尼泊尔施加了外交压力，迫使尼泊尔将印度军队和其他的外国人赶出了与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边界，这一规定包括登山者。美国登山家们又使得这一情形更加恶化，1962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塞尔领导下的一支小小的远征队秘密地越过尼泊尔边界进入西藏，到达了接近卓奥友峰的Negojumba冰川，试图攀登珠穆朗玛峰的Rongbuck一端。这是一次让人艳羡的探险，虽然它最终失败了。不过当塞尔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写了一本有关这次非法跨越边境和远征的书，这样中国政府迫使尼泊尔向任何类型的高海拔登山者关闭属于尼泊尔那边的喜马拉雅山。）
1969年我们出人意料地遇到了这样一次在尼泊尔攀登的机会，我们将目标选择为26810英尺的道拉基里一峰，它是世界上超过8000米的14座山峰之一（所有这14座山峰都位于尼泊尔、中国和巴基斯坦）。
尼泊尔当时十分让人着迷，跟如今完全不一样。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外国人和汽车，没有交通堵塞，没有卫星电话，也没有电。空气水晶般地清澈，狭窄的街道和市场看起来好像是完整地从中世纪的东方挪过来的。萨满教的僧人们跳着舞并向人们提供神奇的药剂。残废的乞丐，很多都有麻风病，在四处游走，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破坏了他们的面庞，使得他们身体变形。村民们用牲口在大量神像前祭祀，成群的狗在大街上游荡，取食垃圾和粪便，夜间豹子在小镇的郊区出没，捕食山羊和狗。
道拉基里峰本身是座十分难以征服的山峰，难度可以说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它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有关喜马拉雅山脉不可预测性的教训，也教会了我们知道如果做得太过分的话将会有多危险。我们的远征队一共14个人，包括两个夏尔巴人和一个政府联络官员。我作为先遣队员提前出发去准备营地帐篷，并侦察路线。我们仅用一天时间就从7000英尺高度爬到了16000英尺处，我得了肺气肿和脑水肿，这是由于在太短的时间内爬的海拔太高，没有留出时间来适应。我也听说过有关高山反应的医生警告，但是天真地以为我的身体足够强壮，不会得这样的毛病（我后来知道身体的强壮与否跟这个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身体适应高海拔的能力）。我失去了知觉，同伴们用帐篷将我包裹起来，将我顺着陡峭的冰川滑下，穿过耸立的冰塔林。这次远征的医生吉姆·莫里塞攀登了5000英尺在冰川的底部与我会合，他现在是位心脏外科医生。当时，我处于极度虚脱状态（身体僵硬，手臂弯曲，双拳紧握胸前），大脑和脊柱之间的传导神经遭受了严重的压力，大概再晚30分钟就有可能死亡。吉姆成功地挽救了我的生命，但我昏迷了36个小时。醒来的时候，我一只眼由于视网膜出血而看不见东西，自己也无法行走。夏尔巴人和脚夫必须抬着我下行5000英尺到位于7000英尺处的卡拉巴尼村庄。
当我基本复原的时候，我步行两天到了山谷北部的吉墨生。吉墨生当时有一个原始的飞机跑道，偶尔会有军队或联合国的飞机在那里降落。我希望能够搭乘去加德满都的飞机，将看不见的那只眼睛检查一下。不幸的是，在地平线上根本看不到任何飞机的影子，看起来我好像不得不再徒步回去了，这又得花大概一周的时间。
我到达吉墨生之后的第三天，远征队的一名成员，吉夫·邓沃德走进了我住的房子。
“雪崩，”他简短地说，“死了七个。”他麻木地坐下来。我们一边喝酒，他一边描述我的登山小队的集体死亡。
雪崩发生的时候吉夫正在营地的帐篷里，当时是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天空中本来有云，气温比较低，但是到11点时，冰川温度开始上升。先遣小组刚刚把一根圆木搭在一条裂缝上，并且计划开始下山。就在这时，从头顶传来了炸雷般破裂的声音。一场巨大的雪崩包围了整个小组，将刚刚搭上桥的巨大裂缝填满了。楼·雷查德向一个冰圆丘后面俯冲过去，雪崩向他喷涌的时候扯掉了他的背包。巨大的怒吼充斥在空气中，不断掉落的冰块，有的如冰箱那么大小，隆隆地滚过身边——然后是一片沉寂。楼站了起来，希望能看到远征队的其他成员从藏身的地方爬出来，但是没有人出现。他跑上跑下，呼喊同伴的名字，但是，还是没有动静。四周只有寂静的冰川和高山上刮过的风声。因为雪崩是由冰和沉重的雪组成的，因此即使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挖，楼也根本没有办法挖。所有的人都不见了，消失了，死去了。当时，这是喜马拉雅山攀登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
楼·雷查德活下来之后创造的另外一个奇迹是，他在后来的一次远征中又回到了道拉基里峰，而且是仅有的两个登上顶峰的攀登者之一。楼后来继续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主要山峰，曾经征服过楠达德维山、乔戈里峰和珠穆朗玛峰，走的都是首攀的路线，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经历了雪崩的死里逃生之后，楼具备了征服如道拉基里峰般同样危险和困难的山峰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勇气。
外交生涯和激增的机遇
1971年，我以外交官的身份回到亚洲。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但是没有大山总让我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在孟加拉战争期间，我被分配到印度加尔各答的美国领事馆，后来又分配到加德满都的美国大使馆。在尼泊尔，周末的时候几乎无事可做，因为大山离得太远了，一个周末根本不够来回一趟或者攀登一次。但是，我却开始探索这个国家的大河，它们中绝大多数还没有人漂流过。我的第一个漂流筏是由参加过1973年美国道拉基里峰远征的隆·费尔送给我的——一个4英尺的可充气式漂流筏。隆·费尔后来在飘流秘鲁的乌鲁班巴河时不幸身亡。在经过不断的尝试和犯错之后，我获得了一个12英尺的埃文漂流筏，对于漂流尼泊尔无人开发的激流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交通工具。
我的美国探险旅行公司的一些朋友经常来尼泊尔，带领一些探险客户来旅游，并提供有关漂流的建议。可敬的登山者斯基普·霍纳帮助我设计了船的框架，并为我的埃文漂流筏制作了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和斯基普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开始探索尼泊尔高海拔的河流。在这样湍急的河流中很显然存在着商业机遇。当时，尼泊尔的高山旅游业仅限于运动观光、文化旅游、登山和长途步行跋涉，可以进行其他任何业务的基础设施并不存在。然而，在那儿却有很多小飞机可以将漂流筏拖到大河源头的小飞机场上，还有很多脚夫非常愿意为你运送漂流筏。
与此同时，我在尼泊尔的任职也快结束了。在外交部，官员需要定期返回华盛顿，了解最新外交动态和国家政策，重新熟悉美国的情况，然后再找一个外交职位。这些我都明白，但我也知道在华盛顿特区周围几千英里内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高山。幸运的是，我结识了吉姆·爱德华兹，他是个充满领导魅力的英国人。他曾经在泛美航空公司工作，后来开始经营虎丘丛林驿站，这是一家位于尼泊尔丛林的蒂莱地区赫赫有名的观光旅馆。
吉姆正在寻求扩大业务的机遇，计划收购高山旅行公司——尼泊尔提供步行和登山旅游设施的供应商。该公司是由一位名叫吉米·罗伯茨的英国陆军上校在1963年创立的，当时他结束了在加德满都英国使馆担任武官的使命。吉米是第一位发明徒步旅行这个词的人，当然，现在它已成为全球风行的一项业务。吉姆·爱德华兹建议由我来担当这家公司的执行董事。在夏日的几个月中（尼泊尔的季风季节），我可以回到梯顿山担当艾克桑公司的登山向导，作为我的副业，我可以开始成立我一直在思考的那家漂流公司。
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外交官身份，我自己也很怀念这段日子，心中一直引以为豪。放弃这样一种职业，我必须鼓足十二分的勇气——每当想起未来的前景我就感到难过。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够鼓起勇气继续前进的话，动力和毅力将帮助我在前方未知的领域里成功。辞职是我所做过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但看起来好像当时正是合适的时机。我只是重新回到了以大山为重心的一项工作上，这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当世界局势恶化的时候，我确实回首过去渴望投入到斗争中去。
很快我就不用写政治报告了，而是组织夏尔巴人进行长途跋涉和登山的远征，勘察路线，了解有关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的细节，并且开始认识了像克里斯·鲍宁顿、雷纳德·梅斯纳尔、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彼德·哈伯勒、道格尔·海斯顿以及其他一些登山名人。我将朋友迈克·雅戈从怀俄明州的杰克森荷尔带到尼泊尔，帮助我一起创建并管理我的漂流公司，我将之命名为喜马拉雅大河探险公司。
河流漂流业务太难开始了，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可笑。购买的漂流筏必须作为个人行李托运，而且必须归到帐篷的分类里来通关（当时还没有关于漂流筏的通关规定）。另外，大多数尼泊尔人不会游泳，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奔流山中的河流是让人害怕，应该躲避的东西。我们在报纸上招贴广告，招聘“白水河向导实习生”，前来应聘的几个人更多地是对什么是“白水”感兴趣，对于工作则没有多大兴趣，尤其是在了解了工作都要干些什么之后。
迈克并没有放弃，他耐心地聚集了一群优秀的尼泊尔向导。他教授他们成为了优秀的河流游泳专家，开发了一个重量训练项目，并教会了他们急救。随着徒步旅行者不断听说我们的名字，我们逐渐建立起了一个客户群。大多数业务都是到翠苏里河的当日往返短途旅行，这条河沿着加德满都到博卡拉的公路流过（这条公路在当时还是很新的）。许多客户选择三天的虎丘游。
我们一直碰到的一个障碍是交通工具。几乎每天能够租到的交通工具都不同，我们用这样的工具将漂流筏、客户和船夫运送到河上指定地点。这样的交通工具绝大多数都是出故障的卡车或陆地越野车，客户们经常不得不自己下车来推车。我们经常遇到技术性的延迟、抛锚、车冒浓烟、车上的金属卡嗒卡嗒响，这些都发生在艰险的山间道路上。但不管怎么样，努力工作、运气和毅力使得我们最终都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很快拥有了良好的交通工具、顺畅而又专业的运作，并看到了一个行业的发展。我们的成功也孕育了竞争对手，在10年之内，尼泊尔大概出现了150家漂流公司，这预示着一个全新的获利丰厚的行业在南亚开始。
发展业务的努力也使我能够继续攀登事业。通过在尼泊尔的高山旅行公司积累的资源和认识的人，我获得了令人羡慕的组织攀登高里三喀山的许可证，这是一座位于尼泊尔和中国边界、海拔高达23440英尺的山峰，从未有人攀登过。许可证所规定的条件十分严格，并且由尼泊尔的皇室成员KumarKhagda监督执行（他后来在2001年的皇宫血案中身亡）。任何远征必须包括相同数目的尼泊尔人和外国登山者，最后登顶的人也必须一半对一半。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座山的首攀——这是最后一座尚未被人类征服的主要山峰。
几个月之后，由于业务的拓展，我获得了去中国谈判攀登贡嘎山的机会。贡嘎山位于四川省西部，海拔24900英尺。（这对我来说非常奇怪，因为几年前，当我还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中国还是我们的敌人）。我同时也想说服中国政府在西藏、青海、四川和新疆开放像在尼泊尔那样的徒步旅行，这些地区都是刚刚有限制地向外国人开放的群山环绕的地区。这些地区几十年以来都是封闭的，当时是世界上最受追捧的探险目的地之一。利用我在外交部工作的背景，我告诉中国政府，如果他们在当地投资建设旅馆和其他旅游基础设施前能有限制地开放徒步旅行，他们就会获得急需的外汇和收入，而且这些收入的一部分将流到当地人的手中。我解释说，在徒步旅行中，客户只是在你的这片土地上用脚走了一遍，而外汇却源源不断地流入你的口袋，那些传统旅行所需要的巨大资本投入可以以后再投资。我并不认为中国人真的理解了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发展了一种个人的关系，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我们一开始先运作了几次旅行，很顺利。然后在一些极其偏远、以前无人到达的地区做了进一步运作。当时惟一的问题是，中国缺乏一流的住宿设施。
地理远征和严酷的现实
我本来有可能在尼泊尔再住几年的，但是对于高山旅行公司这个名称使用权上的商业争议，再加上其他一些问题，使我最终没能继续留下来。但是我在中国的经历得到了回报：我和吉姆·爱德华兹，还有泛美航空的前主管乔治·达泊泰收购了一家由琼·桑德斯在加州创办的探险旅行小公司，名叫InnerAsia。琼从事探险这一行已经好多年了，美国人在中国的第一次攀登——慕士塔格峰——就是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