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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东南大学（2）
1921年9月，在陶行知、蔡元培、范源濂、张伯苓等人的邀请和安排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博士乘船抵达上海，这是继4月刚离开中国的杜威博士以后，又一位美国新教育运动领袖造访中国。关于此行目的，陶行知期望：“诊得我们教育症结之所在，以定医法方案。”9月5日，孟禄由上海下船，受到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的迎接。9月7日，孟禄在陶行知等人的陪同下参观沪江大学并游览吴淞。此时，东南大学已准备作为东道主之一热情接待这位世界最著名的教育权威、东大和南高师许多教授昔日的师长。在陶行知的推荐下，陈鹤琴负责此次重要的接待工作。此时，他的职务为学校行政委员会委员、教务部主任。
陶行知于1921年6月6日写给郭秉文的函中称：欢迎门罗（按：即孟禄）先生事由陈鹤琴主持。
……
门罗先生到沪后，请用下文电陈鹤琴先生，以资准备。
南京高师陈鹤琴门罗日午抵宁。《陶行知全集》，第八卷，第22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孟禄一行到达南京后，受到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热情接待。欢迎会上，陶行知亲自担任孟禄的翻译。陈鹤琴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并于11月底陪同孟禄北上天津、北京等地继续考察、讲学。在江苏，孟禄应邀在江苏教育学会、苏州第一师范分别发表《共和与教育》、《旧教育与新教育之差异》的讲演；在广州，孟禄应邀在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上作《平###义在教育上的应用》报告；在天津，孟禄与张伯苓见面时，陈鹤琴担任陪同与翻译。据记载，12月5日孟禄在沈阳拜会了奉系军政首脑张作霖，王卓如、凌冰、陈鹤琴、汤茂如等陪同。在北京期间，孟禄与来自中国各省教育界代表讨论中国教育和学制改革问题，所涉及的题目包括中小学学制、普及问题、乡村学校、学校对社会之关系与对旧式私塾之关系和教授法、课程、教育行政、教师职业的规范和师资培养、###教育、特别教育、学校建筑与卫生、私人承办教育与政府承认问题等。参加会议者为自教育总长以下各省教育行政负责人、各省教育会负责人和指定教育学术团体代表、有关大学校长、教育系主任及特邀代表共千余人。对于孟禄此次访问，国内文教界给予了极大热情和期待，几家著名教育刊物出版专号，在教育界形成“孟禄热”。孟禄在一次演讲中说：新教育和旧教育，完全立在反对地位，第一种革新的原动力，就是德谟克拉西（按：原文democracy，意即###）的精神。旧教育是少数人的教育，新教育是人民公共的，个个有相当的机会，发展他们各个的道德、技能、学识，所以新教育的真精神，是德谟克拉西主义。德谟克拉西要求普通人民都得到相当的教育，这是中国当今之急务！《陶行知全集》，第六卷，第75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关于孟禄此次考察访问意义和对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影响，陶行知曾作过以下总结：此次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我们当这新纪元开始的时候，要参与教育革新的运动，须具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实验的精神。有开辟的精神，然后愿到那不肯到的地方去服务，然后我们足迹所到之处，就是教育所到之处。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但开辟和试验两种精神，都非短时间所能奏效的。我们若想教育日新日进，就须继续不已的去开辟，继续不已的去试验。《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40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在这次考察访问结束前，由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和实际教育调查社三大团体合并，于1921年12月23日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选举蔡元培、郭秉文、范源濂、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建勋、袁观澜等9人为董事，聘请杜威、孟禄为该社名誉董事。中华教育改进社聘定陶行知为主任干事，具体负责该社一切事务；通过由陶行知、马叙伦等起草的社章，确定“本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设址于北京羊市大街（今白塔寺大街）历代帝王庙。陶行知曾记载：本社成立之初，曾假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为临时总事务所。嗣赖熊秉三（按：熊希龄，时任内阁总理）、孙丹林（按：时任内务总长）二先生之力，由内务部将西四牌楼帝王庙拨给本社，作为永久地址，即现在的总事务所。该庙地方宽敞，殿宇壮丽，足敷总事务所、教育图书馆、教育研究所及职员宿舍之用。且接近电车道线，不久电车开驶，交通很是便利。《陶行知全集》，第十二卷，第42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所作决议，陈鹤琴分别担任共32个专业委员会中的国语字母委员会和心理教育测验委员会书记。
一 教育的民主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中，实现教育###化，提倡“学生自治”和“改良女子教育”是两项重要内容。在提倡学生自治方面，德谟克拉西和学生自治之风在国内各大高等学府迅速传播。区别于旧教育中教师权威至上，学生只知读书，毫无生机活力，更无发扬个性可言，新教育提倡学生自治、知行合一，尊重他人之自由与权利，尊重学生个性。关于这一问题，陶行知曾于1919年10月发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强调“共同自治是共和国立国的根本”，“学生自治，是共和国学校里一件重要的事情”。随着许多留学生学成归国，这种在欧美风行的意识和制度传入中国，并渐渐被人们所了解和接受。同时，陈鹤琴发表了题为“学生自治之结果种种”的文章，赞同并支持陶行知的主张。何谓学生自治，陈鹤琴回答：“学生自治者，即与青年以发达此本能之机会也。”他所提到的“本能”指“天赋本能”。在文章中，陈鹤琴就当时风行的关于学生自治问题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若要发展德谟克拉西之真精神，收德谟克拉西之真效果，非将德谟克拉西之真原理，先施之于学校不足以养成###国之国民。”《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在陈鹤琴看来，###不是靠喊口号就能够实现的，要使###精神变为人们自觉的行动，真正做到深入人心。他写道：“惟学生自治，可以使爱国热诚，变成平日生活上之习惯”；“学生自治制之用实大且深，自治使学生得有服务社会之良好机会，以尊重他人之自由与权利；且每协力同心，和衷共济，凡与学校有益者，必竭力提创之、护助之；凡与学校有损者，必共排斥之”。他又写道：“学生自治制之成效，已彰彰在人耳目，教育家之应提创此制明矣。若尚有不加注意，以为自治制度不足以实行，或以为捣乱之媒孽，或以为梦中之变幻，其不遭舆论之痛斥者几希。”《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在文章中，陈鹤琴还专门提到有关培养儿童自治意识的问题。他写道：“儿童之能自治，已成为事实，无可疑议。夫###之所以不能自治者，非吾###政体，不从儿童时培养自治之故欤？凡当幼时不与儿童以参与社会公共事业之机会，而希望其一到###，即可自治，焉望其能成功。吾侪年幼时，在学校常受专制师长之鞭笞；即今日之学校，培养国民之学业，尚付缺如。国民事业及责任，徒从一二死书中求之，则学生之不负责任，与其成年时不能自治也，亦固其所。”《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这是陈鹤琴回国后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教育###化的主张，也是对当时在社会上热烈讨论的关于学生自治和学校管理的###化问题的响应与宣示。
1921年2月，陈鹤琴在《东方杂志》发表《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一文，从对青年学生婚姻实际状况调查入手，说明婚姻与个人幸福、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提出普及教育的问题和提倡女子教育。
关于进行此项研究的动机，陈鹤琴写道：人生在世有二件最重大的事体：一件择业，一件择偶。从中国的社会情形看来，择偶比较择业似尤为重要。何以呢？择业不得其当，不妨改业，所耗的光阴尚少，所受的害处尚浅。假使择偶不得其人，恐怕终身要受莫大的痛苦。迩来欧风美雨，渐渐东来，新思潮的升涨，一天高似一天，什么“自由结婚”，什么“自由恋爱”，什么“社交公开”，什么“男女同学”，什么“小家庭制”；种种新名词常常接触吾人的眼帘，震荡吾人的耳鼓，使旧式的婚制大有破产之趋势。吾因此有所感，遂把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婚姻问题，从事实上稍为研究一番。研究后，我觉得所得的结果很有价值。现在把它详细的写出来，以供大家参考。《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1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调查中，陈鹤琴先后向绍兴、杭州、徐州和南京等城市6所中、高等学校发出1500余份问卷，实际回收631份。他将被调查对象分为三种类型：已婚者、已订婚者、未订婚者，其中已婚者184人、已定婚者181人、未定婚者266人。为了打消被调查者的顾虑，在学生据情填写调查表之前，他先要讲清楚这种研究的目的和性质，并且请学生不必在表上填上自己的姓名，以维护被调查者的###。在对已婚者的调查中，他用百分比统计方法，将夫妻结婚年龄、婚姻形成过程和婚后爱情程度分别列表并逐项予以分析、说明。通过比较、分析，陈鹤琴发现，凡是对妻子表示满意的，多半是因为妻子受过教育、读过书。由此，他想：“从前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到了今日因为妻子‘目不识丁’的缘故，做男子的心里就不满了。又有一种感情，就是新思想新文化常常使人不满意、不知足，这种‘不知足’、‘不满意’的心，就能使人往前进步，往前奋斗。”他将对爱情满意程度与女子受教育程度相联系，从而得出结论：“从这一点，可见的女子知识之重要”和“所以若要增进家庭幸福，非教育女子不可；若要使无生气的地狱家庭变为快乐的地上乐园，也非教育女子不可”。他认为，摆脱旧式家庭的潜在危机，增进家庭幸福的惟一办法就是提倡女子教育。在婚姻改良方面，他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传统进行了抨击，他写道：“这样说来，旧式的婚制不久就要破产。为人父母的当顺世界之潮流，明青年之心理，若仍固执己见，强人所难，其为害不但惹起父母子女间之恶感，恐怕遭家庭革命之惨剧。”他还对女子剪发和束胸提出看法：“女子的头发实在是一种障碍物，女子的束胸实在是一种缠足的变相。”《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在这篇调查报告结尾处，陈鹤琴将自己的主张进一步明确阐述：“总而言之，若男子不受教育，对于旧式婚姻断不能发生不满意的心；若女子不受教育，断不能达到解放那一天；若男女都不受教育，中国的婚制断无改良一日。所以要改良中国的婚制，增进人类的幸福，巩固国家的基础，当从普及教育着手，尤当从提倡女子教育着手。”《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陈鹤琴这篇调查报告的价值在于，采用社会学的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剖析了当时青年学生的婚姻状况，归纳了青年对于婚姻问题的见解；用详尽的数据与典型事例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对于青年婚姻问题和改良女子教育问题的明确观点和主张。这篇调查报告曾于1921年二三月间出版的《东方杂志》中连载。
1921年4月，在李大钊主持的少年中国学会座谈会上，与会者曾谈及陈鹤琴对青年婚姻问题的调查研究结果。有一段记载：谈到半酣，守常（按：指李大钊）出点心饷众人。既而复谈及社会上一般青年之婚姻问题，都以《东方杂志》陈鹤琴之《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一文为有价值，其所用之调查方法，吾学会人不妨采取变通，以之调查上海北京及其他各处。《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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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语体文应用字汇
《语体文应用字汇》是陈鹤琴在南高师期间所做的另一项重要研究。在谈到这项研究的动机时，陈鹤琴写道：当时，我们中国正在提倡平民教育，到处是扫除文盲的呼声。为供识字运动做得更有效，有几个问题，我始终怀疑的，如我们中国通用的字汇究竟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文言文的字汇？有多少语体文（按：即白话文）的字汇？多少字是两种文体都有的？还有多少字是最通用的？多少字是次通用的？多少字是不常通用的？多少字是小学生应该学的以及多少字是民众应该学的？这许多问题，与普及教育的关系很大，但如何才能解决这许多疑问，那非得作精细的试验与精密的研究不可。《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3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从1920年开始，陈鹤琴带领几位助手着手研究语体文应用字汇的问题，他们将所研究的字汇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个别单字进行专门研究，第二种是专门研究联词。研究的素材取自儿童用书、报刊杂志、小学生课外读物和古今小说等。他们第一次收集了字汇554478个，含有单字4261个；第二次又添加字汇348180个，其中包含新的单字458个。该项研究汇编成册后，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丛书之五出版。在国外，关于字汇的研究早已有之，而中国字汇的研究，过去只有少数传教士为传教目的开展过一些工作。因此，当时这项工作在国内可说是一片空白。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很少有人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出现新的同类著作。
自五四以来，国内的新教育改革运动蓬勃发展，“平###义”和“平民教育”大畅其道，成为许多教育家的追求。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新教育改革的领袖们大力推动和倡导下，许多平民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南京、武汉等地先后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陶行知、晏阳初等人也四处奔走、呼吁、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践行他们的救国理想。
1923年9月，《新教育》杂志第七卷第一期发表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宣言》，正文前印着五行大标题：●建立普及教育的基础
●花六十块钱可以使一百人受基本的平民教育
●花六百块钱可以使一千人受基本的平民教育
●解决生计，消弥乱机，奠定国本
●爱国者所应注意即爱己者所应注意这篇带有明显陶氏文风的宣言，将平民教育的意义和对国家及百姓个人所带来的好处说得明明白白、简明扼要。当时，陶行知订下了具体目标，希望十年或五年以内，能使12岁以上、25岁以下一万万不识字的人，受一千字所代表之共和国民的基础教育，还希望学生年年增加。《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59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由陶行知、朱经农编写的《平民千字课》是当时被广泛采用的平民教育教材，“辅导考试自学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