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培养德意志民族意识，师生一律行纳粹礼，呼喊“希特勒万岁！”在意大利，陈鹤琴参观了一所名为密歇根？比切安的小学校，该校实行军国主义教育，校长是一位军事指挥员，校长和教师都身着军装。在学校里，学生都穿着###，男女分班，分别由男女教师带领，教室里陈列照片、图画和刺刀、铁丝网等，学生进出教室都要向教师行法西斯式举手礼。学校中按学生年龄不同，组成“意大利儿童”、“意大利青年”、“女青年法西斯”、“先锋队”、“男青年法西斯”等组织。与欧、美实行新教育国家不同，德、意两国奉行灌输式教育，强调划一整齐；在他们的国度里，对贫穷家庭的学生免学费，并供给###、膳食；学校如同军营，男女青年受着军人般的训练，就连幼儿园的儿童也不得不受到这种影响。在蒙特逊幼儿园，蒙特逊夫人就主张用安静来消除儿童紧张状态。铃响之后，全园变得十分安静，所有讲话都得细声低语。陈鹤琴对这种做法持怀疑态度。从教育的角度看，这与儿童活泼、好动、爱表现的天性和心理特点并不符合，会造成对儿童的精神压力。在此后的多年中，这种愈加浓厚和鲜明的军国主义强化教育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或许就是引发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场战争中，数以千万的人民被无情的战火夺走了生命。
与德、意两国教育形成对照，陈鹤琴在苏联感受到了教育的伟大与力量，是教育使社会主义苏联到处充满盎然生机和崭新面貌。他曾说：“在这次考察中，苏联新教育给我的影响最深。”十月革命后，苏联开展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扫除文盲，共花了13年时间，扫除了全国大部分文盲，这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据陪同人员介绍，十月革命以后，在莫斯科大街上有5万流浪儿童，当时还是青年的教育家马卡连柯深信儿童是可以改造的，他将一些儿童组织起来进行典型实验，逐渐吸取经验，使儿童教育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
在莫斯科，尽管是走马观花，陈鹤琴的兴味始终浓烈，对所见到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新鲜，因而热情高涨。苏联教育的普及程度和对儿童教育的高度重视时常令他萦绕于怀。他写道：苏联更有一种特别的组织，为任何国家所不及。他们有两大机关，一个是儿童科学研究所，一个是儿童美术研究所。儿童科学研究所全国有700多所，我曾参观过3个所，所内分11部：有电话、无线电、汽车、飞机、应用化学、摄影、机械等。每部都有实验室。汽车部已做成了两辆汽车，一辆只能坐一个人，另一辆稍为大一点。据他们告诉我，一个月前这两辆汽车在莫斯科大街上作60公里比赛，观众人山人海。这两辆汽车都是11岁至17岁的儿童造的。无线电部有两个实验室，每个儿童有一张桌子有短波无线电，可以向外打。凡是对电学有相当知识技能的儿童都可以享用这张桌子。《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19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在陈鹤琴的考察笔记中，用很多篇幅对苏联学校义务教育制度、学校管理体制、教学组织和学生活动等作了详尽记述，他还提到了在学生中的青年共产党组织。他认为，初等教育是建设新社会最有效的工具，所以施教的时期愈早愈好。婴儿期和幼儿期是人生的起点、一切的基础。《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27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三 欧洲之行（5）
陈鹤琴对苏联的教育环境非常羡慕，其教育的成就无处不在；苏联国家的不断强大，其原因与提高教育普及程度直接有关。1931年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亲自提出，经人民大会通过，在俄罗斯共和国开办了10所专业技术人员师范学校；在仅有250万人口的塔塔尔共和国，有4所独立的塔塔尔学校和38所技术学校、30所学院；在工人住宅区，建有诊疗所、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宿舍、游戏场所、儿童疗养院。陈鹤琴特别提到，当时世界上有三大天文馆，其中之一就在莫斯科。天文馆内演出的天象节目非常有趣，在他参观时，亲眼看到约150名学生正在观看节目，学习行星、太阳、月球的知识。
在苏联一个建于1932年的机器厂，3500名工人中有1300人在夜校学习技术专业。工厂的墙上贴着生产进度的图表，图表上用火车头、电车、自行车、牛、蜗牛、龙虾等图形来标示生产进度，图的一边写着工人的名字及百分比。
苏联还为###办有学校和诊疗所。据记载，1913年莫斯科150万人口中有2万###，彼得堡180万人口中有3万###。十月革命后，政府取缔了###登记制度，先后开办诊疗所、学校及专为###学习、治疗和工作的济良所，通过劳动，把她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融入社会，开始新的生活。
陈鹤琴的这次欧洲之行，不仅使他对于新教育精神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使他自己经历了一次重要的人生变化。苏联教育成功的现实给了他启迪。他回国后，在许多文章和讲演、报告中广为宣扬社会主义苏联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考察期间，陈鹤琴在到访的学校里看到，教师教学生唱歌、跳土风舞蹈。有的学校甚至在学习中国的漆器、陶器、窑器等东方文化。对此，陈鹤琴十分感慨道：“陶行知先生的话很对，我们的教育亦要用手把中国固有的好的文化、好的艺术保存之，发扬光大，这才是我们的责任。中国原来的陶、漆、窑器等工业很好，我们都应当学，我们要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化。”《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20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
回国后，陈鹤琴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访问笔记整理成文后公开发表。他写道：这次考察欧洲11国教育，最重要的感想有四：（一）各国注意健康教育，注重体育；（二）各国教育注重“做”字，注意培养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三）各国的教育普及；（四）教师教法好，有专业研究精神。诸位都是教育界同仁，大家快团结合作，一致努力新教育运动，使上海的教育兴盛起来，全中国教育普及起来。《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20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1935年3月7日，陈鹤琴结束欧洲之行，乘船回到了上海。
一 国难与教育（1）
1930年4月12日，南京各大报纸都在显要版面刊登南京市警备司令部布告，宣布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被勒令解散：查得晓庄师范学校违背三###义，散发反动传单，勾引反动军阀，企图破坏京沪交通，本部为维持首都治安计，曾饬令暂行停办，以待整理，并商同###查照办理在案。此乃爱护学校之至意，原冀该校员生等悔悟前非，静候###办理。乃迭据报告，该校师生等竟执迷不悟，于###接收整理之际，竟敢非法组织委员会，发布宣言，四出###，希图扩大反动风潮，实行破坏京沪交通，扰乱社会秩序，似此目无法纪，充满反革命思想与行为，实属不可救药。兹奉明令，将该校勒令解散，并查拿首要反革命分子，以肃法纪而遏乱萌，除饬军警遵照执行外，合行布告周知。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第25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立法院长胡汉民曾公开声称，解散晓庄和缉拿陶氏，均系政府“为巩固###基础，保障社会安全”之“必要的正当举措”。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第25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据记载，晓庄学校被查封那天，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学校，因学校没有围墙和大门，竟找不到贴封条的地方。陶行知对他的学生们说：“我们还要干！”为躲避当局追捕，陶行知秘密来到上海，后前往日本暂避。1931年3月，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国内，匿居在法租界，一方面为《申报》撰写专栏《斋夫自由谈》，另一方面全力开展教育普及运动。1931年夏天，陶行知发动科学下嫁运动，他的解释是：中国的科学教育极其落后，科学只垄断在少数“受知奴”那里，普通百姓和百姓的子弟没有机会受科学知识的熏陶，对科学一无所知，而这正是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与陈鹤琴、丁柱中等一同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共108册。1932年2月，当局撤销了对陶行知的通缉，陶行知恢复公开活动，于6月成立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聘请丁柱中、陈鹤琴、高士其、胡宣明等担任指导员。学校教学内容包括儿童生物、儿童物理、儿童化学、儿童天文、儿童气象、儿童地球、儿童工艺、儿童农艺、儿童生理卫生及儿童科学指导等10门课程，采用通讯教学和共同工作两种方式。该校招生启事宣称：“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在科学的世界里，只有科学的国家才能存在。我们必须使中华民族具备科学的本领，成为科学的民族，以适应现代生活，生存于现代世界。但是科学要从小教起，我们要想造一个科学的民族，必得要加工培植嫩芽的儿童。本校感觉儿童科学教育之重要，特发起创立，期使科学的民族早日产生。”《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74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1934年，陈鹤琴等根据我国北部、中部、南部地区不同的特点，编辑出版了一套儿童国语分布教科书，注重教材内容适合儿童特点，“至编制方法力求新颖，课文与联系并重，文字与图画兼施。每册全文组织成一个大单元，从一个大单元中分作若干个小单元；前一册的一个大单元又和后一册的一个大单元衔接一气，各以各流域实际的儿童生活为出发点，竭力避免虚妄、神秘、怪诞诸弊害”。国内教育界知名人士蔡元培、陶行知为该书作序。。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 国难与教育（2）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序言为：儿童的抽象作用，较直观为弱；所以吾人在智育方面，即不能授以概念，而要在多用直观的材料引导。直观的对象，最好是实物的，次标本、次图画，这是现今教育家所公认的。我国地大物博，兼跨寒温热三带；儿童所见，显有不同；对南部的儿童，讲雪人冰窖，对北部的儿童讲木棉甘蔗，虽有图书，若要举实物来证明它，就很少机会了。上海儿童书局有鉴于此，特分编北中南三部国语；所含名词，均择本部中最彰明较著的；而关于听觉的，如歌谣等，也在本部中选出耳熟能详的，穿插其间；这对于儿童的领会，必有极大的助力，特致数语，以为绍介。教育家陶行知的序言为：儿童书局出版的分部教科书，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尝试。它的效用，将如长江、珠江、黄河分道灌溉。若单靠长江，南北部有偏枯。我希望继分部教科书而起的，还要有人进而编辑特殊民族的教科书。这样，才是百川分流，泽给万方，合于教育机会均等之旨。教育家俞子夷致函陈鹤琴等说：因材施教，是谋教法的适应个性。因地制宜，是谋教材的适合地方环境。先生等三种国语书，分南北中三部，可以说是开教科书的新纪元。《鹤琴之声》，第14期，2001年12月。有一次，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陈鹤琴邀请陶行知到西区小学演讲教育，同时还邀请了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演讲考古。待李济之先生演讲结束，听众席上的教师们有的已经坐不住了。陶行知看到此情形后，走上台来，很风趣地开了场：“先不讲了，我给大家念几句小诗吧！”好容易望过礼拜五，
到了礼拜六的下午。
本想去游游园、看看戏、跳跳舞。
谁要听陶行知说鳖，
李济之考古？
这都是陈处长的好意，
害我们受苦。
少讲点吧，
我们一秒一秒的数。话音刚毕，台下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陈鹤琴站在台上用鼓动的语调问道：“大家说还听吗？”全场回应：“听！”陶行知的讲演继续下去，全场一片寂静，鸦雀无声。《鹤琴之声》，第2期，1992年3月。
1932年5月，陶行知的著名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在《申报》上开始连载。关于这部小说的寓意，陈鹤琴曾作过阐释：“古庙代表中国的老大帝国，敲钟的钟儿代表爱国的指示，要唤醒全中国人民大众。”《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29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这一年，陶行知又发起组织乡村工学团，于10月1日以孟家木桥为基地，成立儿童工学团，命名为山海工学团。何谓工学团？按照陶行知解释，工就是劳工，学就是科学，团就是团体。“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即“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童富勇、胡国枢：《陶行知传》，第230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5月。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最重要的教育主张。陶行知曾用十分通俗的比喻来说明他所倡导的“生活即教育”与杜威的著名观点“教育即生活”的不同，“教育可说是书本的，与生活隔绝的，其力量极小。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致于偏狭。我们要拿好的生活去改造不好的生活，拿整个的生活去解放偏狭的生活”《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50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教学做合一”、“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教育要适应生活的需要，“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陶行知不无激情地写道：在现阶段，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是我们的中心生活，即为我们的中心教育。做什么工？做民族解放运动所要做的工。求什么学？求民族解放运动所要求的学。结什么团体？结民族解放运动所要结的团体。总之，我们所要普及的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生活教育。《陶行知全集》，第十二卷，第19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陶行知的这一主张得到教育界的广泛响应，身为上海租界主管华人教育的负责人，陈鹤琴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对陶行知的工作给予支持、配合并亲自参与。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国难与教育（3）
1932年，陶行知的学生孙铭勋到苏北淮安创办新安幼稚园，陈鹤琴捐出银元100元作为开办费。他还十分关心由戴自俺、孙铭勋先后在上海沪西、沪北创办的劳工幼儿团和乡村幼儿团。1933年，陈鹤琴在上海亲切会见由陶行知介绍的新安儿童旅行团全体成员，向小团员们介绍上海学校教育的情况。这个由江苏淮安县新安小学7名小学生组成的儿童旅行团，由苏北来到上海，上街卖报，自己管理自己，到各学校进行演讲宣传，轰动整个上海滩。12月4日，陈鹤琴为新安旅行团所写的《我们的旅行记》一书题词：“见常人所未见，闻常人所未闻，胜走马看花者多多矣。”陶行知为该书作序。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所倡导普及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也是他的一项发明，在国内21个省和4个特别市广泛开展。陈鹤琴对此极为赞同并予以支持。1934年6月，在陈鹤琴主持下的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发布《小学生服务试行办法十五条》，用“即知即传”的方法，发动小学生做小先生。《办法》中写明：小学生要从事社会服务。教人的小学生称为小先生，小学生所教的对象被称为校外学生。每位小学生至少要找两名校外学生进行指导，指导时间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半个小时。每校规定小先生暑假教人工作，分量比平日加重。暑假前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