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封了大都督，革命军挥师北上，清朝廷摇摇欲坠，京城里乱作一团，人心惶惶。清华宣布停学，学校发给每位学生路费20元，学生们纷纷离校南返。起初，陈鹤琴对时局没想到过会有多么严重，仍独自留在宿舍里专心读书，后来，在同乡杨炳勋的一再催促下，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清华园，踏上了返乡之途。此时，水陆交通都很吃紧，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转乘太古邮轮南下。因为没买到舱位票，他们只好买了货舱票，睡在舱里的一口棺材旁边。船上甲板、船舱、通道上到处是逃难的人们，拥挤不堪，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陈鹤琴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的逃难。”《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经过几天海上航行，终于到了上海，然后从陆路回到杭州家中，陈鹤琴见到久违的母亲、小哥、小姐夫妇，全家团聚。在这次回家期间，他请母亲将20年来一直与他相依为命的辫子亲手剪掉，以作为自己旧的人生完结，身心轻松地走进新的天地。他写道：这条辫子是母亲赐给我的，是母亲每天早晨替我梳打的，现在我奉还给她。她老人家把它好好儿保存着。《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不久，陈鹤琴告别家人去了上海，回到圣约翰继续学业。12月25日，隆裕皇太后诏告宣统皇帝宣布退位，这一天也是西方的圣诞节。在悠扬的圣诞歌声中，紫禁城的大门被重重关闭。次年，民国成立，清华登报重新开学，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陈鹤琴再一次离开上海，踏上北上之路，回到了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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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晨钟暮鼓（1）
陈鹤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清华校园，这位来自江南小镇的20岁年轻人，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他曾这样写道：我的清华时代，好像万象更新的新年，好像朝气蓬勃的春天。我的希望，非常远大；我的前途，非常光明；我的精神，非常饱满；我的勇气，非常旺盛；我的自信，非常坚强；我的自期，非常宏远。那时做人真觉有无穷愉快。《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清华园中的一切，使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很感###。
清华之初，始于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美国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部分，用此笔钱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中国战败，清政府与11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包括允付战争赔款共计白银45亿两，自1902年起分39年还请，年息4厘，其中美国分得其中7％，约合美金2444万元。1905年1月，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政府交涉，提出核减赔款；1907年，梁诚再次向美国总统提出减收庚款事宜。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于1907年12月3日在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以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要求国会授权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用于中国政府派遣学生来美留学。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豁免中国部分赔款》的法案，并授权美国总统宣布实施。清政府遂于当年7月14日致函美国政府，“此后当按年派送学生到贵国承受教育”，确认“从赔款开始退还之年起，敝国政府于前四年每年遣送百人至美留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必遣50人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还赔款用完为止”云云。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此后，清政府向美递交《派遣美国留学生的章程草案》，开始选派留美学生的实施工作。1909年10月，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共50人，登上去美国的邮船，开始游学历程，其中有大教育家、后来曾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他们所学的专业包括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1910年10月，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上路，他们中有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人。从第三批起，被录取的留美学生先要在清华完成相当于大学预科的学业，然后才被送往美国进入正规大学学习深造。因此，有人称清华为“庚款学校”。
清末新政实行教育改革，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明确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培养目标、学习年限、学习科目及其相互之间的衔接统属关系，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进学校课程。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制度。此后，各省陆续兴办新式学堂，在校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从此，中国的近代教育有了新的开端。
在这所中西合璧的学府里，除了校长和教务长是中国人，教师大都是来自美国的基督徒，教学内容与体制也仿效美国的高等院校。“中体西用”是李鸿章、张之洞等办洋务时所提出的口号，也是朝廷与外国人打交道所采取的基本态度。作为官办学堂的标志，每年举行祭孔仪式。在发布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章程》中，提出“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延用美国高等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扞格。”教师中有一半来自美国。每个星期天都有美国教师讲授圣经，教学生如何求学做人，怎样处世接物。校中辟有专门的外国教师住宅区，被中国师生谑称“小租界”。
一 晨钟暮鼓（2）
在陈鹤琴的印象中，周诒春、张伯苓是两位深受师生爱戴和尊敬的师长。
周诒春（1883—1958），字寄梅，祖籍安徽休宁，生于湖北汉口，1903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并留校担任教职。1907年被授予学士学位，并于同年自费赴美留学。辛亥革命后，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秘书，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1912年4月，周诒春任清华学校副校长兼教务长，1913年8月接任校长职务。
陈鹤琴记述道：周校长办事认真，毫不敷衍。校规不定则已，一定了我们非要遵守不可。他常常对我们说：“我不要你们怕我，我要你们怕法律。你们读书，总要研究得透彻，不要马马虎虎，一知半解。你们做事，总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要从小做到大，从低升到高。若是脚没有着实而攀得高高的，那一跌下来，就要跌死的。”周校长处处能以身作则，不爱名，也不贪利，说起话来总是诚诚恳恳，切切实实。清华校长换了好几位，而养成清华纯洁学风的，就是周校长。凡是在清华读过书的，没有一个不爱戴他。他真是我们的良师呢！②《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名寿春，生于天津。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曾在海军服务，后弃戎从教，立志教育救国，先后担任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留学美国后，在天津教授西学，倡办新式教育，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
陈鹤琴回忆：张伯苓先生曾经做过我们的教务长。他的声音像洪钟，说起话来非常动人。他的体魄魁梧，望之令人油然起敬。他虽然在清华不久，但他的伟大人格，已深深地印入我们的脑筋中了。②在陈鹤琴的心目中，清华的可敬之处，一方面在于清华的“纯洁”；另一方面在于清华的“活力”。
周校长素来不主张“读死书”。在他当清华校长的四年任上，倡导“德智体三育”，注重“端品励学”和“强迫运动”，“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较之于国内其他学校，清华的课外活动更加丰富，包括足球比赛、篮球比赛，还举办辩论会、演说比赛、化装表演、音乐会。在毕业典礼上，陈鹤琴曾参加过话剧《威尼斯商人》的演出。在清华，来自圣约翰的同学很多，圣约翰的体育在国内最为著名，其中潘文辉、潘文炳和杨经魁等人在圣约翰就是运动健将，因此也成为清华园里的佼佼者，田径和球类样样精通，陈鹤琴对他们非常羡慕。陈鹤琴感觉自己在品德和读书方面并不逊色，而身体条件和运动天赋却输于他们。但他并不气馁，他想，自己球类、田径方面虽比不过他们，但力量、筋骨总可以同他们比一比。于是他坚持锻炼。一年以后，全校举行学生体力测验，有握力表测验握力，有量力表测验腿力、背力，还有测验臂力、手臂的举力和攀力的测量表，共有七八项力量比赛，在全校几百名学生中，陈鹤琴居然名列第二，在第二年举行的同一比赛中，他又名列第一。
陈鹤琴写道：当初我曾想做一个伟人，但又想伟人非要有“魁梧奇伟”的体格不可。我很矮，不过5呎3吋长，从古人的眼光看来，我不过是一个5尺童子罢了（英尺5呎3吋还不及中国5尺5），绝对没有做伟人的资格，因此颇郁郁不乐。后来读到法国革命史。先生说，拿破仑雄才大略而身躯很短，像一个矮子。我问先生：他究竟有多高呢？“5呎5吋。”我听了，非常快乐。我想假使我穿一双后跟2吋高的皮鞋，不是同拿破仑一样高吗？所以我就穿“高脚皮鞋”做“伟人”了。这种错误的观念，你们想想看，不是很好笑吗？《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7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陈鹤琴在清华读的是理科。教授物理课的是沃尔德先生，他讲课很认真，实验课也上得很有趣，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马隆先生讲授西洋史课程，他是一位美少年，非常英俊。他所教的历史课，总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历史事实和重要日期。他与陈鹤琴等班上同学相处很好，常常会请学生们来家里作客。课余，他经常到圆明园去研究残碑断柱。后来听说他回到美国又进了大学读博士学位，以圆明园为研究对象。皮克特姐妹，姐姐讲授美国史，妹妹教授德文。她们都只有二十几岁，甚至比班上一些同学还要年轻。在课堂上，她们不得不摆出一副“师道尊严”的样子，将原本开朗、活泼的本性收敛起来，“她们在中国这种守旧的环境里面确实感到非常拘束”《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史密斯先生是一位40岁还未娶亲的男士，讲授西方文学课程。斯塔尔小姐讲授美术课，她也是一位基督徒，对宗教很热心，四十多岁仍孑然一身，是个老姑娘。她教学生们绘画，也教学生们做人。休梅克先生是体育教师，每天早晨都带领学生做集体操，有时，陈鹤琴还被叫出来领操。博尔德先生是校医，人很好，医疗技术不错。塔尔梅齐女士讲授英文课，她不太爱讲话，在教室里从来不笑。上课时，若有同学回答不上问题，她就会用那双严厉的大眼睛盯着他。有的学生很怕她，实际上她是一位很诚恳的良师。那时，她正讲授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书中有一个叫Madam de Vague的女革命家，勇敢地带领人民群众去攻打牢狱。因此，有的学生就将女革命家的名字作为塔尔梅齐女士的别称，似乎是形容她的严厉。而讲授算学课的海因斯先生却是一位非常和气、满脸堆着微笑、说话声音很轻、举止文雅、学问也很好的好好先生。有时学生做不出题，他也不会发脾气，仍然很有耐心。音乐教师西利，举止稳重，谈吐风雅，待年轻学生如弟弟，上她的课，不仅学到音乐，也学到做人。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教师，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很善良，也很热心，很受学生们尊敬。作为基督徒，他们十分注重教学生如何做人，并且身体力行。从他们身上感受得到信仰和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如光与热，深深感染了陈鹤琴与他的同学们，使他们的身体和内心都充满高尚和光明。他们立志要做火把，把黑夜照亮；他们立志要做天使，把爱带给人间；他们要做晨钟暮鼓，时时刻刻警醒自己，也警醒别人——服务、牺牲、奉献和爱！
二 青年天使
在清华读书期间，有三本书籍曾使陈鹤琴感动不已。第一本书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所著Pilgrims Progress（中文译名“天路历程”），书中描写一个基督徒如何上天，一路上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试探和###，他不为所动。该书作者是一位宗教革命家，反对当时英国旧教的专制与腐化；他主张信教自由，提出信教以《新约》为根据和教会的组织应###化，最高权威应在教友，不在教会。为此，他被旧教的权威下狱达12年之久。读了这本书，陈鹤琴感到自己得到了做人的指南针。第二本书是斯陀（Harriet Beecher Stowe）所著Uncle Toms Cabin（中文译名“黑奴魂”或“汤姆叔叔的小屋”），书中描写了美国黑奴的悲惨处境和痛苦生活。读了这本书，陈鹤琴的心中生出对被压迫者的无限同情，并激起了很深刻的民族意识。第三本书是Benjamin Franklin： Autobiography（中文译名“富兰克林自传”），叙述了富兰克林从印刷学徒到政治家的历程。读了这本书，陈鹤琴深深感到一个人要有成就“就非努力非奋斗不可，非为人服务、为国效劳不可”。
陈鹤琴注重品德修养，在当时的清华同学中有口皆碑。与陈鹤琴同时期在清华就读，后来的国学大师吴宓在日记中有以下记载：民国三年（1914）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
陈君鹤琴以道德之修养、品行之砥砺，为同学中最要之事，而能确实砺行者甚寡，爰发起一“日日警钟”，共约四人，二人任中文，二人任英文，各择古人格言明训，可资警戒服膺而尤足砭同学之时病者，日书一纸，中英文各一则。于每晨悬青年会通告牌中，以期同学见之触目惊心，不无小补。余甚赞成，议以余及吴君希之担任中文，陈君自担任英文。陈君宗教心极热，于青年会事颇尽力，常言人当用心理学的工夫。今为此议，余虽以此事自命道德、出示训人，他日见之于众，将难自为地，然善陈君之心，亦竟允之。②《鹤琴之声》，第8期，1998年11月。进入清华的第二年（1913），陈鹤琴与几位同学创办了学校的青年会，由民国时期大外交家王正廷的胞弟王正序担任会长，陈鹤琴担任干事。这是中国国立学校内第一个青年会。青年会的工作，一方面是相互砥砺，以身作则来领导同学，皈依真道；另一方面是实行社会服务，提倡教育，以证明耶稣之博爱精神。当时与陈鹤琴同班的同学有金岳霖、廖世承、孟宪宗、李冈、吴钦烈、李广勋、涂羽卿、郑晓沧、陆梅僧、姚永励、李权时、张道宏、李达和汪心渠等人。陈鹤琴和同学们在学校中组织了一个同志会，取名“仁友”，意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同学们在一起相互切磋学问，砥砺品行，联络感情，规劝过失。他们还油印了一张小报。他们这个小团体维持了几年，直到毕业。1914年学校要办一种刊物，由同学们组织编辑委员会，陈鹤琴被指派担任经理，负责出版发行事宜，为此他曾获得学校颁发的金质五角宝星奖章。关于当年在清华办报的经历，吴宓先生在日记中有记载云：三月三十日 星期一
是午余草“警钟”第一号，说明用意。文曰：“暮鼓晨钟，发人深省。淬厉琢磨，提撕警醒。性须日善，德务长滋。同学兄弟，视之念之。”明晨发布焉。②“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是陈鹤琴在清华时代就已确定的人生目标和主旨。陈鹤琴给人的印象是身体强健、精神饱满，致力于乡村服务，萦心于同学之福利与修养。他脸色红润、仪表齐整、态度谦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