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
10年前，我无意间从一幅古代地图中获得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尽管它没有带我去发现埋藏着的宝藏，但它暗示了我们所知的几个世纪以来代代相传的世界历史知识不得不要做出根本的修正。
中世纪历史，特别是探险家的地图和海图，成了我欲罢不能的追求，消耗着我的热情。我喜欢仔细审视那些古老的海图、描摹的轮廓线、海岸线、改变着的浅滩和沙洲的外形、岩石和暗礁的危险。我顺着潮汐起伏，顺着暗潮的牵引和季风的推送前进，一层层地剥出藏在海图中的信息。
我的研究是从明尼苏达寒冷的草原上开始的。发现那样的一件具有深刻内涵的文献，这儿未必是一个首选之地，但是明尼苏达大学的贝尔图书馆收藏着值得注意的早期地图和海图，其中特别的一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是托马斯·菲利普斯（Thomas Philips）爵士的收藏品之一。菲利普斯爵士是一位富有的英国收藏家，出生于18世纪晚期，但他的那些藏品事实上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半个世纪前才被再次发现。
这幅海图绘制于1424年，有着一位威尼斯制图学家祖阿尼·匹兹加诺（Zuane Pizzigano）的签名。图中描绘了欧洲和非洲的一部分，当我将它和现代的地图比较后，我发现这位制图学家很准确地绘出了欧洲的海岸线。在那个时期，这是了不得的制图学成就，但这并不是那幅图惊天动地的意义之所在。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这幅地图的奇特之处。这位制图学家除了画出大陆，还画了处于西大西洋深处的四个岛屿，他标出的名称分别是：Satanazes、Antilia、Saya和Ymana，和现代的地名都不一致，而且在他所绘岛屿的位置，现在并无大的岛屿。那有可能是在计算经度方面犯了个小小的错误，在18世纪之前，欧洲人尚未能完全掌握计算经度的技术。但我第一反应是迷迷糊糊地觉得那些岛屿是想象出来的，只存在于那位制图学家的头脑里。
我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其中的两个大点的岛屿是用深颜色画的，Antilia用的是深蓝色、Satanazes用的是鲜红色。而图的其他部分并不着色，看起来可以肯定，匹兹加诺（Pizzigano）是想强调那是近来才发现的重要的岛屿。所有标识的地名都显现出中世纪葡萄牙语的特点。Antilia中的anti是在对面的意思，ilha是岛屿的意思，意味着这个岛屿与葡萄牙隔大西洋相望。除此之外，在名称方面没有能帮助我们确定它的地点的信息。Satanazes是“撒旦（Satan）或魔鬼之岛”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名字。最大的那个岛——Antilia岛上标出大量的城镇的名字，说明对它有足够的了解。Satanazes岛上只有5个地名，以用con、ymana这样高深莫测的字眼最具特色。
于是，我的兴趣被完全激发起来了。这些岛屿是什么？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份地图的年代的来源和确实性是无可怀疑的，然而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上面却标识了一些当时欧洲人没到过的地方，根据我们已经接受的历史知识，欧洲人在七十年后才去那儿探险。我在地图收藏室和档案馆中查了几个月的海图和文献之后，我确信Satanazes、Antilia事实上就是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s）中的波多黎各（Puerto Rico）和瓜德鲁普岛（Guadeloupe）。要说是一个偶然的巧合，那么两者之间就有过多的相似之处了。但是这暗示了在哥伦布（Columbus）到达加勒比海前大约七十年有某个人精确地考察过了这些岛屿。这看起来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新发现：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而他的航行却早被看成是绝对决定性的时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标志着在葡萄牙人的引导下，欧洲人开始着手发现世界的伟大航行，同时也是对世界的漫长的、无休止的征服过程，这构成了此后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
我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我的发现，于是我向一位中世纪葡萄牙研究的专家求助，他就是若昂·卡米罗·多斯桑多斯（Jo媜 Camilo dos Santos）教授，他后来作为葡萄牙大使馆的一员被派驻伦敦。他检视了匹兹加诺（Pizzigano）海图，然后纠正了我对con/ymana的翻译错误，将之更正为“火山在此喷发”。这个词写在Satanazes岛的南部，恰巧在今天的瓜德鲁普岛（Guadeloupe）上的同样位置有3座火山。1424年之前它们喷发过吗？带着高度的兴奋，我敲响了位于华盛顿（Washington DC）的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e）的大门，得知这几座火山曾在1400～1440年之间喷发了两次，但在从前的几百年和此后的250年中处于休眠状态。而且，在同一时期的加勒比海区域没有其他的火山喷发过。我感觉找到了答案，可以休息一下了，我相信我发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早于哥伦布68年已有人到达了加勒比地区、并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聚落。
卡米罗·多斯桑多斯教授给我介绍了位于里斯本（Lisbon）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的国家档案馆馆长，在一个宜人的初秋午后，我开始在那儿做进一步的研究，希望能够确证我关于葡萄牙人到达加勒比海的预感。使我惊讶的是，在偶遇之中，我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论：在葡萄牙人发现加勒比海群岛之前好久，即在匹兹加诺绘制他的海图的时候，这些岛屿完全不为人所知。而在另一幅年代稍晚一点的另一位无名制图学家所做的海图中，这些岛屿被表示了出来，直到1428年这些岛屿才落入葡萄牙人之手。此外，我发现了1431年葡萄牙王子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给他的海军船长的一份手谕，命令他们去寻找1428年海图中的Antilia岛，如果说葡萄牙人已经发现了Antilia岛，那亨利的手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了。但如果说葡萄牙人没有发现并登上Satanazes岛和Antilia岛，那究竟是谁干的呢？又是谁给匹兹加诺和其他的制图学家提供的信息呢？
引言（2）
我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追寻尘封已久的兴起又衰落的中世纪文明。我依次逐个排除世界上在15世纪早期能够实施如此雄心勃勃的航行的船队。威尼斯舰队，欧洲最老牌和最具实力的海上力量，此时已经处于混乱之中。威尼斯年长的总督（Doge）在病中，他的权威正受到威胁，他的接任者正准备大展宏图，转变为发展陆上力量，这迫使威尼斯放弃它的航海传统。北欧的船队仅能穿过英吉利海峡（the English Channel），更不用说去发现新大陆了。埃及的统治者正陷于国内战争的泥潭之中，仅1421年就有不少于5位苏丹即位。###世界同样也陷于分裂之中，北非的心脏地区为葡萄牙人所侵占、蒙古皇帝跛子帖木儿（Tamerlane）建立的曾经强大的亚洲帝国分裂了。
那又有谁能够去探查加勒比海呢？我决定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像1424年地图那样的海图，显示了在欧洲人的大发现航行之前就已发现的大陆。我钻研得越深，令人惊异的事物就发现得越多。我惊奇地发现，在欧洲人发现之前100年，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和安第斯山脉（Andes）就已经被标识在地图上了；在欧洲人到达那儿之前大约四百年，南极洲（Antarctica）就已经准确地画在地图上了。另一幅海图标识了非洲东海岸地区，而且还非常准确地标着经度，此后3个世纪欧洲人尚不能完全掌握这样的技术。还有一幅地图标明了澳大利亚（Australia），早于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的发现有300年。另外一些海图标明了北美和南美的加勒比地区（Caribbean）、格陵兰岛（Greenland）、北极（Arctic）、太平洋（Pacific）和大西洋（Atlantic）的海岸线，远在欧洲人到达之前。
这些探险者—不管他们是谁—能够如此准确地在地图中绘出整个世界，肯定曾经做过环球航行。他们必定熟练地掌握了天文导航术，也必定发现了一种绘图时用来测定经度的方法，虽然带着不小心的误差。他们必须能够在海上连续航行数月，那意味着他们能够脱去海水中的盐分获得淡水。我后来还发现，他们也能够勘探资源和开采金属矿产，同时他们还是熟练的园艺家，能够恰当地在世界范围内移养动物、移植植物。一句话，他们改变了中世纪世界的面貌。我看起来像是专注于人类历史中一连串最传奇的航行，其中的一次航行已完全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主要的记载已遭人毁坏，这次航行的成就被忽视了，最终直至遗忘。
这些新发现既使人惊骇又使人不安。如果我继续追踪此事，我将要向有关新大陆发现历史的一些基本的设想挑战。在学校里，每一个读书的孩子都晓得那些伟大的欧洲探险家和航海家的名字，他们的探险事迹传遍了这个世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公元1450～1500年）1487年离开葡萄牙，成为第一个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的人。他被一阵暴风雨带到了好望角的南面，当他发现无路可走时，便折而向北，绕过好望角，在非洲东海岸登陆。10年后，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公元1469～1525年）沿着迪亚斯的足迹到达非洲东海岸，又由此出发，经过印度洋，来到印度，开辟了第一条香料贸易的航路。在1492年12月12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公元1451～1506年）从欧洲向西，来到了现代的巴哈马群岛（Bahamas）那片岛屿继续向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人。尽管哥伦布本人没有意识到此，他相信自己事实上是到了亚洲。他又做了3次航行，发现了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屿和中美洲大陆。费尔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公元1480～1521年）沿着哥伦布的足迹，成为发现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海峡的人，这一海峡直至今天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叫麦哲伦海峡。麦哲伦的船继续向西，完成了环球航行，尽管麦哲伦于1521年4月27日在菲律宾被杀死，没能活到他的探险队光荣地回到西班牙。
所有这些人都从葡萄牙王子航海者亨利（公元1394～1406年）那儿获取了大量帮助，亨利使他在葡萄牙西南部的基地成为探险家、制图学家、造船工匠、器械制造工人的大本营。在那里，欧洲船只的设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航海仪器和技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改进，那些伟大的航海家获得了用于探险和殖民的资助，航海事业由此得到有力的推动。
当我在里斯本档案室结束研究的时候，一种全然紊乱的情绪吞噬了我。一个雾气迷蒙的日子，我在里斯本滨水区的一家酒吧整整坐了一晚，凝视着航海者亨利的雕像。我现在似乎能够读懂他谜一般的笑容了。我们一起分享了一个秘密：他是追随着他人的足迹去发现新大陆的。我想得越多，我就变得越有兴趣。那些高明的水手是谁呢？他们发现了新的陆地和海洋，又将之绘到海图上，却没留下任何线索，比那些谜一般的地图更为神奇。
某些奇妙的线索泄露了那些高明的雇佣水手的身份，展现出来。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海岸线、安第斯山脉、南极（Antarctic）大陆、南舍得兰群岛（the South Shetland Islands），都以惊人的准确度绘在海图上。所覆盖的范围北起厄瓜多尔（Ecuador）、南达南极半岛，非常辽阔，需要一支巨大的舰队才能在如此广阔的海域中航行。当时只有一个国家具备这样的财力、科学知识、船只和航海经验，能够开展如此宏伟壮丽的发现之旅—那就是中国。但是寻找远在欧洲人之前，中国人的船队就探查了世界的可靠证据的想法，使我心中充满了不安。想弄清楚差不多六百年前任何一件事的细节的企图就足以使人踯躅不前了，而这项工作还有一项巨大的、可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摆在面前，这无疑是难上加难。15世纪中期，中国对外政策由开放转为封闭，几乎任何一幅当时的中国地图和任何一份当时的中国档案都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发现之后，中国不再去探索外部世界，而是转向闭关自守。任何当年对外积极拓展的记录都从档案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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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3）
如果要是把关于中国人的发现之旅的辉煌的故事连缀到一起的话，我不得不去别处寻找证据，光想到要动手，我就心生敬畏。一个退役的潜水艇船长，何以能够揭示一个许多伟大学者都没能揭示的故事，看起来是自以为是到狂妄自大的程度了。虽然我相比这个领域中的著名专家而言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但我在开始之时就有着至关重要的便利条件。1953年，15岁的我成了皇家海军（the Royal Navy）的一员，那时英国还是世界强国，拥有强大的舰队和大量的基地，能够做到环球航行。17岁那年，我还在皇家海军，在欧洲的大探险家的激励下，我环行了世界。1968～1970年间，我指挥着皇家海军鲸号（HMS Rorqual），从中国到澳大利亚、经过太平洋达到美洲。
我从潜水艇潜望镜中看到的海岸、悬崖、山脉和早期的探险家从他们的后甲板上所看到的几乎是同样的景观。我立刻明白了，从海面上看到的未必是实际存在的状况。在那个时期，卫星导航术尚不为人所知，我们不得不依赖星星确定航路。我看到的星星和那些伟大的欧洲探险家看到的是一样的，我通过测量太阳的高度和方向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就像他们所尝试的那样。在南半球，水手的引路之星是老人星（Canopus）和南十字星座（the Southern Cross）。在我要揭示的非凡的故事中，这些星座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要是没有在皇家海军掌握天文导航术的经历，这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我的发现也许要继续埋没好多年。
一个航海的外行，不管他在其他领域多么有成就，当他在看一幅地图或是海图的时候，只能看到许许多多的轮廓线而已，好像是某处熟悉的陆地的奇形怪状的轮廓，又好像不是。一位有经验的航海家，在看同样的地图时，可以推理出更多线索：第一次绘制此图的制图学家航行到了哪儿、是以什么方向航行的、航速是快还是慢、距离陆地有多远、他掌握经纬度知识的情况如何，甚至白天还是夜晚都可以看出来。如果这幅海图包含有足够多的信息的话，一位航海家还能解释为什么海图中表示的岛屿现在会变成山峰，为什么一块广阔的陆地现在会变成浅滩、暗礁或是岛屿，而一些陆地为什么会画得那么奇形怪状，有些陆地又大得令人玩味。
我曾经看了些15～16世纪早期的地图，其中绘出的一些地区，尚不为欧洲的探险家所知。有些地图上真有错误存在，比如画出的有些陆地是未被承认的、或是形状奇特的、或是那个地方根本没有陆地存在。因为从中看出的世界面貌和我们已经接受的探险史相抵触，所以长久以来它们被视为神话、谎言，至少也就是被看成让人迷惑的不合常理之物，因而受到排斥。但我发现，当我一次又一次再去审视这些早期的地图和海图、研究它们、正确估价它们时，一个新的中世纪世界史观开始显现了出来。
我的研究证实，一些中国船队确实在15世纪早期开始了它们的探险航行。其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一个由4组船队组成的庞大舰队。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初，舰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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