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者已经捷足先登了—但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附近的石雕显示出那时的人们穿着长长的袍子，这使这些人的身份缩小到亚洲人或中国人。此外，来自特威德（Tweed）河区域的土著传说提到陌生的来访者试图在布理斯班（Brisbane）西南部的沃宁山（Mount Warning）区域挖掘金属矿，这是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好多代的事了。
要证明这些外国拜访者的访问时间，最有力的证据来自遇难船只的残骸，尤其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拜伦海湾（Byron Bay）附近发现的沉船残骸。两根木制的钉子被发掘出来，碳素测年表明大约为15世纪中期，其正负误差不会超过50年。在开采沙矿摧毁这些沉船残骸之前，当地人描述了部分船体和3个从沙子里伸出的桅杆。在 1965 年，沙矿的工人们从这个位置发掘出了一个极大的木制舵；有的人说它有40英尺高。如果这些描述是相当准确的话，那么它排除了未知的葡萄牙人或荷兰人航行到此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轻型帆船没有那么大的舵。这些巨大的舵只能来自几百英尺长的大船—而中国宝船的舵有36英尺高。另外一艘古代船只的残骸在悉尼南部海岸的伍伦贡（Wollongong）①被发现，还有另外两艘在帕斯附近的沼泽地带被发现。伍伦贡的阿勒达拉（Ulladulla）还发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石雕女神头像（8），在尼平（Nepean）河底也挖出了类似的一件还愿供奉用品。
有一艘“桃花心木船”在瓦南布尔被发现，它和在帕斯和伍伦贡发现的三艘船的残骸很接近，拜伦海湾中的木制钉的年代和巨大的舵的大小都指明了它们起源于中国。只有中国人建造的船才能够配得上拜伦海湾发现的那么巨大的舵，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生产那么多的船，以致在一个地区就损失那么多。当地人的传说、雕着穿长袍的外国人乘船而至的石刻、一组组的石头建筑、还愿用的祭祀品，再加上沉船残骸的发现，都强有力的表明了在15世纪有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到达了澳大利亚的东南部地区。
罗茨图的最初制在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的南面，作者画出了塔斯马尼亚向南弯曲的部分，但此图也似乎表示了这块陆地首先是向东，然后是向南延伸。这总是困扰着专业的地图制作者。但当我拿让·罗茨图和皮瑞·雷斯图在同一个纬度的地方作比较时，我立刻发现让·罗茨图上塔斯马尼亚南端的陆地实际上表现的是冰。皮瑞·雷斯图上所绘的冰和罗茨图上所绘的冰线具有鲜明的特征，和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仲冬（阴历六月）塔斯马尼亚南面的坚冰的北缘相一致。地球轴线的运动—多少世纪以来在不停的摆动—引起了冰线的前进或后退。当时的冰线相比今天的冰线正常最大值大约北进了三百千米。（9）
若不是罗茨图中画出的两条向东流出冰盖的河，澳洲南方和东南方这片明显的陆地之谜就可以得到解释。这两条“河”被标在新西兰的正北部；当然，那儿什么也没有。实际上，在那个纬度除了海洋什么也没有。但当我查看一幅大比例尺的地图时，我发现了两个我以前曾经忽视的小岛—奥克兰岛（Auckland Island）和坎贝尔岛（Campbell Island）。它们和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都处于同一纬度。正如它们在罗茨图上所精确表示的那样，它们都有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海湾，而且也在同一纬度上。
这两个岛被标在那些在隆冬季节里就冻结在一起的冰盖的正常界限的边缘上。这解释了在罗茨图上那明显的反常之处。中国人不可能知道他们是两个岛而更可能以为是冰封的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连绵不断的冰铺展在这两个岛之间并向北伸展到塔斯马尼亚。他们再一次精确地画出了他们所看到的。他们航行到坎贝尔岛，然后确定老人星的位置—南纬52°40′，这正是这个岛的最南端的精确纬度。他们有了他们的参照点之后，就有可能开始对这部分世界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了。
第七章 澳大利亚（4）
我找到周满的舰队达到了坎贝尔岛的进一步证据，这见于早期到达此岛的欧洲人的叙述。此岛是海船船长弗雷德里克·哈塞博格（Frederick Hasseburg）于1810年发现的。在坎普海湾（Camp Cove）那他们发现了一艘古老的木船的残骸和一棵饱受风霜摧残的老树，可以认清的是那是一棵成熟的诺福克岛（Norfolk）松树，这种松树是诺福克岛特有的树种。在航行中收集树苗、种子和松球并把它们作为神物种在他们登陆的地方是中国人的习惯，在那些植物的根部埋藏着还愿的祭祀物。在坎贝尔岛上的诺福克岛松树只能是被周满舰队中的某一艘船带来的。
当时，这支舰队勘测了从纳尔逊湾到远在南方的坎贝尔岛的整个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并把它绘成了地图。但当他们准备确定回到澳大利亚的路线时，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并不知道南极洋流正在把他们推向东方，向着新西兰群岛的南岛。自从我于1969年圣诞节乘着我的潜艇来到这以后，我便对这块美丽的土地有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岛的南部崎岖不平，景色壮丽，有如画般的山脉和水晶般的湖泊，南极的风将这的天空擦拭的干干净净。然而，塔斯曼海①却是航海家的一个梦魇。天空时常阴云密布，而且洋流也变幻莫测。舰队能在没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颠倒方向。
中国人不得不顶风往回驶以抗拒洋流，于是至少有两艘巨大的宝船失踪了。两个世纪前，在新西兰南岛西南端的峡湾地（Fjordland）的达斯基湾（Dusky Sound）发现了一艘古老木船的残骸。当地人说这是一艘由中国人制造非常古老的木船，而且在库克①船长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了。（10）在1831年，一艘悉尼的定期邮轮访问了达斯基湾。有两个从船上下来的水手“看见了一只陌生的动物在矮树丛的边缘栖息而且还在一点一点地咬树叶。它用后腿站立，身体的后部弯曲成一个厚厚的尖尾巴。当这两个水手记录其高度时，它靠在树上，尾部大约有一米半长，他们估计它站立时约有九米高。这两个人在杀死它之前是站在它的上风向，所以才能看到它在悠闲地吃东西。为了比较容易的观察它，他们折下一根大树枝，用其将这个动物反转过来，并把它倾斜向上一直伸到它刚才吃叶子的地方。”（11）所描述的这只动物与中国人在巴塔哥尼亚高原②带上船的大树懒在尺寸、体形和饮食习惯方面都非常的相似。也许是一对从残骸中逃出来的动物，它们幸存了下来并在与它们位于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家乡条件非常相似的地方繁殖，两地的纬度是一样的。在新西兰岛的峡湾里还见到有游泳的海獭，海獭也不是新西兰原有的动物，是中国人把它们留在船上用来赶鱼的。
再向北，在新西兰北岛的西海岸上，一艘巨大而非常古老的船的部分甲板和船舷在1875年一阵猛烈的暴风雨之后暴露了出来。残骸的发现地靠近旺伽罗阿（Whaingaroa）的讨莱·帕尔马（Torei Palma）河的河口。这个地方以鲁阿普基（Ruapuke Ship）船的名字命名的海滩而闻名。残骸据说铺着有斜纹的木板，其内部的舱壁被大的黄铜钉闩在一起。每一颗钉子都有大约公斤重。然而关于建船的木头是什么木料还有一些争论。那些最初发现的人说那是柚木，但2002年5月，有一片欧洲橡木片在这个区域被发现，因此一些专家认为是一艘欧洲的船在那沉没。
但是，在被帕尔马河水淘空所形成的小港湾里竖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的文字据当地专家说是泰米尔③文。这一石刻的形状、大小和放置的位置与那些被中国水手在扬子江（Yangtze）口、在栋德拉角④、在印度马拉巴拉①海岸的柯枝、在佛得角群岛中的简尼拉和在刚果河②三角洲的马塔迪瀑布竖立的石刻非常相似。除了字迹之外，鲁阿普基石刻与简尼拉的石刻一样都有呈同心圆状的图案。我已经在中国舰队访问的地方发现了数块石刻，所以我的下一个研究步骤是清楚的。能够确信，英特网上的搜寻能很快又从佛得角群岛到巴塔哥尼亚高原③一线发现几处，分别是位于南美洲东海岸的圣卡塔琳娜岛（Santa Catariana）④、珊瑚岛（Coral Land）、坎佩切⑤（Campeche）和阿罗拉多（Arrorado）岛。每一处石刻都位于汲水处，并能俯视大海，而且和鲁阿普基石刻一样都刻着同心圆。但是这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巧合。毕竟，金字塔就像在被建造在埃及一样被建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如果我可以在中国找到相似的石刻，证明会更具有确定性。经过另外一次长时间的寻找，找到了3处，是香港的黄竹坑、长洲和蒲台。这些石刻也有着同我已发现者一样的印记。我现在相信同心圆是舰队出发之前做的一个“记号”，表示每支舰队在哪里登陆，哪里汲水。
也许从新西兰发掘出来的最有争议的证据是一口钟，发现于鲁阿普基海滩上那沉船残骸附近，毛利人（Maoris）⑥拿它当煮水的锅用，因为是科伦索（Colenso）主教发现的，所以称为“科伦索钟”。它看上去像是小一号的郑和第六次航海之后所铸的钟，钟下缘铭刻着泰米尔文，接近于沉船残骸附近发现的石刻上的文字，被翻译成“Mohaideen Baksh —船之钟”。铭文表明它的拥有者是一位信###教的泰米尔人，或许他就来自于印度东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ádu）东海岸的纳格伯蒂纳姆（Nágapattinam）港口某个著名的拥有船的家族。乍一看，这好像是印度人的船到过这儿的证据，而不是中国人到过这儿的证据，但是，当菲律宾共和国潘达南沉船残骸被发现后（参见第十章），证明了当地的船主常会跟着郑和的舰队一起航行，这样不仅可以免除海盗的侵扰，还可以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贸易机会。一艘泰米尔人的船靠它自己从印度航行到南美洲然后再到新西兰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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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澳大利亚（5）
鲁阿普基沉船残骸的一英里半不到的范围内有一棵很大的倒下的树。当一阵狂风把它吹翻过来的时候，一只雕刻精美的暗绿色蛇纹石鸭子从包裹它的树根中露了出来。鸭子很可能是中国人供奉的祭祀品。而相似的祭祀品—一只狮子—在东非被发现，其他类似的东西在昆士兰州（Queensland）①和澳大利亚的北部地区被发现。这类圣物的形制都是中国南方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是特有的。虽然他们是中国人访问澳大利亚最清楚不过的证据，但我只能接受的看法是那些东西是中国人的祭祀品而不是中国的宝船曾在这登陆的证据，他们也有可能是中国的商人携带来的。然而把船、祭祀品、钟、石头和雕刻这些证据都集中起来，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鲁阿普基发现的船几乎可以确定是跟着中国人的舰队一起航行的泰米尔人船的残骸。
最后的证据是在距鲁阿普基沉船残骸30英里的怀卡托（Waikato）河的支流河岸上发现的另一件祭祀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奥克兰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埃尔登·贝斯特（Eldon Best）于18世纪晚期发现的。这个小的东方雕像是：
在靠近奥克兰的毛库（Mauku）因缘际会被人发现。从欧洲人到来后，发现地周围的土地就一直无人居住，直到二十年以前，仅有一些农夫在此居住，但土地没有被耕种过。然而，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有人在此居住，这从旧的居住遗迹可以看出……这件雕像在设计和做工方面无疑是具有东方特色的……有着东方图案中常见的奇异之处，头戴穆斯林头巾状的饰物，身穿宽松的斗篷或是袖子宽大的袍子……总之，当发现的具体情况被考虑到时，这一鼻子扁平、有着鞑靼人（Tarta）长相的雕像便向世人展示了一件有趣的事。（13）
中国人的舰队几乎是每登陆一地都要损失船只，这种损耗率在他们的世界之行中从没中断过。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离开中国时有107艘宝船，只有一小部分船只幸存下来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 年）回到中国。正如中国官员所抱怨的，“损失无算”。此样的巨大损失增加了在鲁阿普基和其他在中国的宝船队所行进的路线上发现船只残骸的可能性。
如果在鲁阿普基的船是一艘宝船的残骸的话，那么有关遇难船员的故事一定存在于当地的传说中，就像它们在中美洲和澳大利亚南部靠近沉船残骸的地方的传说中存在那样。当我调查的时候，我发现生活在鲁阿普基附近的毛利人就有这样一个传说。（14）他们把和他们一起居住的陌生人叫作Patupaiarehe，或者叫作“浅肤色的人”，几乎就是一神奇人物。Patupaiarehe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是“精灵”。他们穿着白色外衣，和毛利人不同，他们不文身，他们把孩子抱在怀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娶了毛利妇女。我相信这个传说是真实的，而那些最早在新西兰定居的非毛利人不是欧洲人，而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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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堡礁和香料群岛（1）
1513年的皮里司令地图。图中南美洲在页面的底部，非洲跟欧洲则相应地位于地图的顶端。
周满幸存下来的船只一回到塔斯曼海（Tasman Sea），便进入逆时针循环的洋流，迫使他们最终回到澳大利亚海岸。让·罗茨航海图上的澳大利亚东南海岸的形状连同坎贝尔岛（Cambell Islands）的方位，与新西兰的西北、西南失事船只，都与顺着从澳大利亚海岸到坎贝尔岛的风、顺洋流航行的船只，然后又因风而绕过新西兰的事实相符。如果继续顺风航行，就会使他们在布里斯班（Brisbane）北部再次到达澳大利亚海岸。假设由于洋流和暴风的缘故，平均速度由海里/小时降到了海里/小时，至少需要10个星期才能完成往返坎贝尔岛的航行。
布里斯班周围海岸在让·罗茨图中已被标示出来，其准确性令人难以置信。这张澳大利亚地图并不是惟一一张由迪耶普学校（Dieppe School）的绘图员画的。所有的图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画出了。1536年的多芬（Dauphin）地图和那些德利安（Desliens，1551）和德塞利耶海图（Desceliers Map；1553）对澳洲大陆的描述几乎完全相同。二十多年前，布里斯班的拉特罗布图书馆（La Trobe Library）展览了迪耶普（Dieppe）地图中的一张。参观者都很震惊：“看！布里斯班，看！还有斯特拉德布鲁克岛（Stradbroke Island）、莫顿岛（Moreton Island）、派恩河（Pine River）、赫德岛（Heads Island）和弗雷泽岛（Fraser Island），还有冲浪者的天堂—礁湖（lagoon）。”（1）东部澳大利亚海岸绘图的准确性使我相当震惊。为了准确的测量海岸线，中国舰队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在澳大利亚的今天被称为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的东部海岸，一个明显的原因是这个地区丰富的矿藏。
或许由巨大的宝船队带来的最有商业价值的科学家是开采工程师。那时，中国和印度一起拥有世界全部财富的一半。（2）而印度工程师引领了世界的开采技术，他们开采了西非的金矿与铁矿，促使了原材料向东穿过印度洋的流动。印度工程师和冶金家与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