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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美洲的定居点（5）
揭示出15世纪早期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航行的证据是非常刺激和令人兴奋的，而我所获悉的资料的内涵现在也开始为我所理解。似乎有大量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中国人不仅和美洲人进行交易，而且在从加利福利亚到秘鲁一带建立了聚居区。他们在欧洲人之前很久就探索了美洲大陆，且看来非常顺利地在东非和澳大利亚以及越过太平洋在美洲建立了聚居区。如果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历史将要从根本上进行彻底的修正，但是一个退役的皇家海军潜艇艇长将成为开始这一进程的人，这看起来似乎过于冒昧了。虽然我对我已经收集的证据的真实性具有信心，但是想到学术圈中可能会出现的反应我就会在夜里噩梦连连。我断定，从学术界去寻找确定的证据势在必行，因为，虽然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在慷慨地帮助我，但我可以想象一些著名的历史教授对一个他们用一生的心血去研究和教学的课题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解释的反应。
虽然所有的中文文献都被毁坏了，但我确信必有像《武备志》和马欢的日记一样的某种材料被遗漏了，保存在某处；官方不可能如此彻底地毁坏每种记载、每封信、航程中记载发现事物的每一处记录；一本私人的论文集或是说明，或许它们在某处保存了下来。
我去的第一处是南京的郑和博物馆。郑和博物馆位于城市的中心，那里过去是围着郑和府邸的私人花园，建筑呈明代早期风格，由竹林、点缀着花儿的如茵绿草环绕着。主要的展览命名为“郑和航海中的历史文物和物品展览会”。最有趣和最重要的文物是36英尺高的方向舵支柱。根据传统的轮船设计标准，一艘装有如此巨大的方向舵的船大约有四百英尺长。我在该博物馆发现的最能够引起我的兴趣的物品是郑和的钟，它与在路阿普可海滩发现的非常相似，还有极不寻常的脚爪形锚，和那些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也非常相像。
这些发现物，虽然有趣，却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之后我写信给加利福尼亚的那些大学中研究中国或是亚洲的系里的教授，他们对中世纪中国的研究世界闻名；写信给牛津和剑桥的有关教授，给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型图书馆里的图书管理员们，询问他们的收藏中是否包括不为外界所知的明朝早期书籍。
在大量友好但否定的答复之后，我最终还是很幸运。英国剑桥大学东亚收藏室的馆员查尔斯·哀尔默（Charles Aylmer）教授，告知我有一本世间惟一的书：《异域图志》—对于陌生国家的有插图的记录—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中国人所知的人们和地方的汇编。这本书的封面已经没有了，因此作者当然是不知道了，但是可以相信是明朝皇子宁献王朱权所写，印刷于1430年前后大约一年内。它是19世纪晚期魏德教授捐给剑桥大学的珍藏品的一部分，魏德教授在中国度过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剑桥大学研究中国的第一位教授。剑桥的本子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哀尔默教授和其他博学的汉学家绝对相信这本书的出处和真实性。
我匆忙赶到剑桥。虽然这本书本身已是非常残破，但哀尔默（Charles Aylmer）教授已经安排人将它拍摄成缩微胶片，使它的98页纸张上的内容都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书中有中世纪中国的大约八千个人物和132幅由不同画家所绘的插图，有的非常传神，有限的几笔就抓住了人物的主要神态。书中有植物、动物和来自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们。这是一个中国对1430年的世界和世界上人物的认知的非常简练和有说服力的例证——因此该书有此书名。中国人仅将他们所发现的奇异的事物合并起来，因此书中很少有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在插图中突出地显示了世界各地的主要宗教。有到麦加（Mecca）朝圣的身着长袍的穆斯林；印度教的三位一体神：有着4条手臂的世界创造者和最高主宰梵天（Lord Brahma）、宇宙的维护者和保护者毗湿奴神①、世界的毁灭者湿婆神②；加那希（Ganesh），象神；一幅极其生动的群猴围绕着猴神跳舞的图，是印度猴神；佛祖被绘成在圣树下沉思并朝着圣山朝拜。画家把印度锡克教徒画成戴着穆斯林的头巾，威尼斯人戴着与众不同的帽子，穿着长靴和飘扬的斗篷，但是所有这一切中最逼真的是动物：一匹喂得很好的斑马，有着多脂的、滚圆的腹部；非洲大象和狮子；印度孔雀和老虎，所有这些都以精湛的技术用简练的线条描绘出来的。有东南亚和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鹿的图画，画中还有使用不同的武器—蒙古人使用的双头弓和西亚人使用的长弓在追捕它们的猎人。还有仅生长在美洲的生物的图片：羊驼，一只在地面上慢走寻找蚂蚁的犰狳③，一只腹部松弛的美洲虎，抽古柯④的人，裸露着身体的巴塔哥尼亚的人，长着狗头的磨齿兽（mylodon），“是在距中国西边两年零九个月的路程处发现的”。（14）
有两件事物使我特别惊讶。第一件是重点放在来自遥远北方的人们身上。有戴着用毛皮做成的头巾拿着鱼叉的爱斯基摩人（Eskimos）和一大群跳舞的哥萨克人（Cossack）。在那时，莫斯科（Moscow）是俄国（Russia）最主要的公国，但是它还没有开始越过亚洲向东方扩张它的领土。可以想象，中国人在阿留申群岛上看见了爱斯基摩人，但是没有看到哥萨克人。虽然没有中国人通过陆路到达俄国（Muscovy）探险的那个时代的任何记录，然而不知何故中国人已经到达某个莫斯科公国（Muscovite）的港口，这是目前只得搁置一边的另一个神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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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美洲的定居点（6）
第二个令人惊奇的方面是，对澳大利亚的关注是多么地少；我仅仅可以推测那是因为到了1430年，澳大利亚不再被认为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到15世纪为止，已经有很多对帆船船队从中国航行到澳大利亚的描述，每艘船都载有好几百人去。总而言之，“焦侥国（Chui Hiao）的广阔南疆”的北海岸被描述成距中国30000里（大约12000英里），且位于南部温和地区，那儿的季节和北半球的完全相反。（15）该地居住着一种矮小（身高仅1米）的黑人，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罗曼·B·汀代尔（Norman B。 Tyndale）将其识别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他们生活在北昆士兰州凯恩斯（Cairns）的山区。（16）
2002年3月，我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所做的报告被澳大利亚现场直播，然后电视局9频道邀请我参加一个现场访谈，众多的澳大利亚知名教授参加了这次访谈。郑和船队已经到过澳大利亚这一事实对他们来说没有争议，随之，我被持同样观点的几本书所提及。如果我的理论似乎要被澳大利亚广泛接受，那么这一理论在中国是正确的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汪涛博士，友好地向我介绍了南京魏教授的###。魏教授毕生的成果是对郑和航海的研究，特别是他的船队发现美洲的研究。他原打算出版一本书，书名为《中国对美洲的发现》，但是，他不幸地去世了。虽然魏教授的著作现在才要译成英文（或是在中国出版），但是此书在中国的学术界已有很高的知名度。我的书中所提到的事实没有引起任何特别的惊讶。
我开始想知道为什么美洲和欧洲的史学家们长期以来极力说服世人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在哥伦布之前就航行到了美洲了吗？我决定去弄清真相。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有一千多本书提供了众多的证据，说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航行到了美洲，这类著作甚至已经被总结成一个两卷的书目。（17）就像乔治·弗·卡特（George F。 Carter）教授（他是研究美洲母鸡的专家，写有几本关于早期中国人的航海方面比较权威的书）所说：“关于中国人在美国印地安人文明中的影响，有非常多且深入的证据，这打动了广大的汉学家和亚洲艺术史家。表面上看来，研究美国问题的人不知道中国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中不仅提出中国人发现了美洲而且提到中国人已经在美洲定居了。”（18）卡特教授的用词老练之极，就像他所暗示的，可能那些学者不知道这个证据；可能他们选择忽略它，大概因为它与那些已经被接受的知识相矛盾，而有相当多的职业以那些知识为基础。具有相当开阔思维的学者们将会再次审视这一史实。
当谈及发现这些“新世界”的年代和是谁最先探索并将它们绘制成图这些问题时，中国人在1421～1423年间实际上已探索了整个世界这一论题，也许这会成为与传统看法分离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但是我相信一定存在着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我在天文导航术方面所接受的训练也使我能够去发现进一步的证据，除非他是一个天文学家，没有其他学者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要承受多重的打击，我自信这一论点可以经受得住考验。为了进一步证明，我将注意力转向周闻将军和他所率领的船队。
第十一章 撒旦之岛（1）
豪华而精美的明朝青花瓷碗，碗底绘有凤凰和麒麟各一只，该碗是从菲律宾潘达南岛的沉船中打捞出来的。
永乐十九年九月（公元1421年10月），当洪保和周满的舰队由加勒比海的出口向西南，朝南美洲海岸航行时，他们已经偏离了周闻率领的旗舰，而后者正沿着赤道洋流的北支向西北航行。我已经知道这个舰队后来想必抵达了与北京同一纬度的亚述尔群岛，因为早在欧洲人发现之前，亚述尔群岛已经出现在《疆理图》上了。我现在要做的是探究周闻在两次登陆期间是从何处航行的。
当周闻的旗舰抵达佛得角群岛的时候，他已经穿越了大半个地球。他想必知道了神奇的扶桑之地就在他的西面。在伟大的地图学家朱思本时代（公元1273～1337年），中国已经对太平洋大西洋之间的距离做出了准确的估计，但是扶桑会在西面多远的地方？这取决于周闻对已经航行的距离的估计。疆理图显示，由于洋流的影响，这个中国舰队对他们航行的非洲“突出部分”少估计了2000英里。当他在佛得角群岛的圣安唐岛（Santo Ant媜）抛锚的时候，周闻可能猜想扶桑可能在西面4000英里开外，而不是2000英里，但是这一距离仍然在舰队航程的范围之内，途中无须补充供给。
在赤道以北，大西洋是一个椭圆型风和洋流系统终年日复一日地依顺时针方向旋转。英国舰队的海军上将告诉航海者如何利用这些风和洋流：“从马得拉群岛航行，最好的航线是，从佛得角海域西面，在看得见群岛的距离上航行……再从佛得角取直线（向加勒比海航行）……然后……赤道以北的洋流和赤道以南的洋流汇聚，形成一个宽阔的洋流带向西流，平均速度达两海里/小时。”（1）他们带着水手从佛得角群岛向西驶向加勒比海，然后向西北，朝佛罗里达行驶，在洋流迫使其朝向顺时针之前北上美洲海岸，在那里洋流变成墨西哥暖流，载着水手穿越大西洋带向葡萄牙以西1000英里的亚述尔群岛。然后向南转弯，再回到佛得角群岛。已配备足够供给的船长可以扬帆离岛并在暂停行程里无所事事。倘若他的船不被风暴倾覆，他的航程会在他起航的地方最终停下来。这种事在北大西洋常常发生。
从佛得角西行的洋流在迫近与多米尼加群岛同纬度的加勒比海的时候，达到它的高潮。结果导致一批又一批的探险家—第二次远航的哥伦布、16世纪初期的西班牙探险家罗德里奥·德·巴斯梯达（Rodrigo de Bastida）和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以及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法舰队—都曾经通过多米尼加和瓜德鲁普之间的通道进入加勒比海。如果获得了水果和饮用水的补给，这些中国人可能在10月从佛得角群岛出发并应该在11月初进入了加勒比海。我相信这事有80％的可能性。
周闻将军的舰队穿过加勒比海的航行轨迹应该合乎逻辑地与哥伦布的航线完全相同，因为风和潮汐从那一天到现在都是保持不变的。中国人发现了什么，哥伦布在70年后就应该是重新发现了什么。通过考察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笔记，我应该能够重构哥伦布最可能的航行线路。如果这些中国人在他们穿过北大西洋的航线上发现了任何群岛或陆地，我料想这些发现会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他们回到中国以后在海图上记录下来。正如我已经对南美和澳洲所做的，我现在开始查找一个海图，就像皮瑞·雷斯和让·罗茨地图的出现一样，描述欧洲人未曾发现的大陆。
在那个时代，威尼斯是弗拉·毛罗的基地，为葡萄牙政府工作的威尼斯地图学家领导着西方的地图制造业。如我所料，威尼斯人和卡塔兰（Catalan）地图（加泰罗尼亚为阿拉贡〔Aragon〕王国的一部分；而加泰罗尼亚人都是可畏的航海家）绘制于1423年以前，但是地图就西大西洋部分没有透露任何新东西。而成图于1424年并署有威尼斯地图学家祖阿尼·匹兹加诺名字的另一幅地图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匹兹加诺海图大约在70年以前被重新发现并于1950年代初被卖给了明尼苏达大学的詹姆士·福特·贝尔（James Ford Bell）图书馆。它的出处和真实性从未受到质疑，优秀的历史学家写的好几本书都谈到了它。
1424年的这张海图是地理学史上具有极重要价值的文献。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它是托马斯菲利普先生在19世纪前75年来收集的独一无二的收藏中珍贵的（即使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一海图的重要性蕴涵于这样一个我们以前全不知道的事实：它第一次标示了大西洋西部被称为 Saya； Satanazes； Antilia 和Ymana的四个岛屿。有很多好的例证足资以做结论：Antilia 四个岛屿在1424年海图中第一次被标示应该可以看作是美洲大陆最早的地图学的标示。（2）
这确实是很高的评价。我对这个海图做了细致的研究。（参见引言）它与同时代的作品截然不同。它不是像早先的海图那样以地中海为中心，而是穿过大西洋，向西眺望两个大岛屿，到那时仍不为欧洲人所知的Antilia 和 Satanazes 被描绘出来。另两个较小的岛屿也得到标示：Saya，一个在Satanazes 岛以南的岛屿和Antilia岛以北球形的Ymana岛。同时代的其他记录将这些岛屿放在加那利群岛以西“700大里格”的地方。（3）它们本该把这些岛屿放到巴哈马附近，但是那里没有描绘大的岛屿。这些岛是虚构的吗？其他的海图绘制者清楚地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因为这些群岛后来被标示在至少19张15世纪的地图和两个地球仪上，所有这些都在哥伦布远航前被绘制成了。（参见第十七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后来的地图学家们将这些岛画得越来越靠向西南，直到荷属安德列群岛（Netherlands Antilles）才停住。
第十一章 撒旦之岛（2）
航海图上的葡萄牙语名词使我认为它们是葡萄牙地图学家的原创。而皮瑞·雷斯和让·罗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