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国在昭王（前306年～前251年在位）时也开始在其北境修筑长城。当时活跃在秦国北方的是属于西戎的义渠人。自春秋以来，义渠强盛，对秦国北境构成严重威胁；而秦人开境拓土，也屡次受挫于义渠。秦武王元年（前310年）曾出兵北击义渠，但收效甚微。昭王时，宣太后为安宁秦国北境，不惜亲自出面笼络义渠，长期与义渠戎王同居，并生有二子。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旋即发兵攻灭义渠，尽占义渠之地。义渠虽然灭亡，但是一个更强悍的敌人——匈奴已经出现在秦国北境。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秦国在沿边的陇西、北地、上郡北境修筑长城，由今甘肃岷县西南洮河东畔北上，至狄道（今甘肃临洮）东北行，经宁夏固原直至黄河，有效地制止了匈奴南下的企图。
尽管秦、赵、燕三国所修筑的长城，对防御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却不可能完全阻止匈奴南下的势头。特别是赵、燕在军事上的压力主要来自强大的秦军，匈奴的侵扰只是次要的问题。到了战国后期，随着赵国的瓦解，匈奴很快地突破长城的防御，跨越阴山，渡过黄河，占据河南地，成为中原农业区域的首要威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群雄，统一六国，结束了烽火连绵的战国时代。虽然旧日的敌国烟消灰灭，但是刺耳的胡笳之声又响彻在秦帝国的北境。为了反击来自匈奴方面的挑战，秦始皇在统一后的第六年就派遣蒙恬统帅三十万大军出击，将匈奴驱逐出河南地，并夺取了阴山以南地区，从榆中（今甘肃榆中西）以东至阴山之下设置三十四县。随着秦国疆域的扩展，一些战国时修筑的长城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而被迫北遁的匈奴并不甘心失去沃野千里的河南地，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这种形势之下，重新修筑长城就成为秦帝国的当务之急。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蒙恬收复河南地之后，秦始皇为了彻底巩固北部边防，命令蒙恬修筑长城，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重新加以修缮完固。为了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广征徭役，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规模宏大的万里长城。为了长城施工及布防的需要，沿长城又开通了横贯东西的北边交通道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蒙恬又主持修建直道工程。直道西起北边重镇九原（今内蒙包头西北），南至云阳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全长一手七百多里，沿途开山填谷，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在完全没有旧道可以利用的情况下，硬是从崇山峻岭之中，广漠的鄂尔多斯草原之上开辟出一条新的联系南北的交通大道，为加强中央政府与北边防区的联系，及时颁布政令、调动军队巩固北部边防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随着长城的修筑及直道的开通，标志着在秦帝国的北部边境上已经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确保了中原地区的安宁。
长城的修筑虽然在防御匈奴侵掠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给秦帝国遗留下致命的祸殃。为了修筑长城，秦政府前后征发的士卒吏民不下数百万人，筑城工程仅“河上”一段，就动用戍卒三十万人，至于征发的罪犯、转输粮饷的民众更不在少数。况且秦素以“虎狼之国”著称，以残酷虐民而闻名，被迫筑城及戍边的卒徒视奔赴北边如趋死地。何况在修筑长城的同时，筑驰道、修寝陵、建宫殿、征南越，这些巨大的工程与征伐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财富。这对于刚刚摆脱战争恶魇，急待休养生息的百姓而言，无疑又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庞大的秦帝国在统一后不过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与这样无休止地滥用民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夺取河南地、修筑长城而威震匈奴的蒙恬，在被秦二世胡亥逼迫自杀之前．对于自己因何获罪迷惑不解，最终归结为因督修长城，断绝“地脉”而罹祸。几十年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游历长城，经直道返回长安，在亲眼目睹了蒙恬督修的工程浩大的长城亭障及直道之后，深有感触，指责蒙恬身为名将，不能劝谏始皇及时休养百姓，反而阿谀逢迎，轻用民力，归咎于断绝“地脉”，至死也不曾觉悟！
随着秦帝国的灭亡，匈奴铁骑突破长城，重占河南地，以致在汉初的一段时间内，匈奴曾屡屡深入边郡掳掠，甚至兵锋直逼京师长安，长城的防御作用事实上已经严重削弱。但在汉人的心目中，长城仍然是汉匈分界的重要标志。汉文帝后二年（前162年），文帝致书匈奴老上单子，约定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于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由汉帝治理；以汉不出塞，匈奴不入塞作为双方和亲的条件。西汉初年，围绕重建与突破以长城为核心的北边防御体系，汉匈双方又展开了激烈争夺。
三、冒顿单于雄据大漠
公元前209年，这是一个在秦与匈奴历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秦王朝的末世君主胡亥与匈奴帝国的创始人冒顿单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却导演出二出结局截然不同的悲喜剧。
秦二世胡亥是秦始皇的少子，本与皇位无缘，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才使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行中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突然病逝，而太子扶苏则远在北境监护蒙恬戍边大军，随同秦始皇巡行的胡亥与宦官赵高、丞相李斯合谋伪造遗诏，逼死扶苏，夺取了皇位。在胡亥昏聩暴虐的统治之下，早已危机四伏的秦王朝更加岌岌可危。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揭竿而起，首义反秦，天下云起响应，预示着秦王朝覆灭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与秦王朝这种江河日下的末世光景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匈奴帝国在大漠南北的崛起。尽管冒顿也是以与胡亥相类的阴谋手段夺取了单于之位，但是他所具备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却是胡亥所无法比拟的。在冒顿单于的统帅之下，曾经在秦军的打击下仓皇北退的匈奴人重振旗鼓，进入了一个鼎盛的发展时期。
冒顿是匈奴头曼单于的长子，最初以单于继承人的身分被他的父亲派往当时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的月氏作为人质。按照匈奴部落联盟的习惯，盟主单于之位的继承者是由各部落大人会议共同推选；而此时头曼因其所宠爱的阏氏生下了少子，萌发了废长立幼的意图。为了扫除少子继位的最大障碍，头曼单于发兵急攻月氏，企图借刀杀死长子冒顿。冒顿及时察觉到危险的降临，盗取月氏的宝马，突破月氏人的围堵截杀，逃归匈奴。头曼废长立幼的举措没有如愿，而冒顿这种果敢壮勇的举动却又重新博得他的欢心，于是命令冒顿统帅万骑，但单于继承的问题仍是悬而未决。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变故，冒顿暗中培育自己的势力，志在夺取单于之位。冒顿制作鸣镝，勒习骑射，严明号令，终于训练出一支唯自己马首是瞻的骑兵队伍。公元前209年，冒顿趁头曼射猎之机，亲自指挥部下射杀了父亲，同时把后母、少弟及不肯从命的大臣屠杀得一干二净，自立为单于。从此之后，冒顿牢固地控制了匈奴的统治权，部落大人会议虽然存在，但在单于继承问题上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单于世袭作为一种制度终于确立起来。
冒顿夺取单于之位后，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征服邻近各族的战争。当时位于匈奴东部的东胡与西部的月氏势力都很强盛，从东西两面威胁着匈奴的安全，特别是东胡，素来轻视匈奴。东胡王得知冒顿杀父自立后，自认为匈奴内部不稳，趁机索求匈奴千里马及冒顿所宠爱的阏氏，对于东胡王的种种无理要求，冒顿都给予满足。就在东胡视匈奴软弱可欺、步步进逼，向匈奴公然要求独占位于两族之间作为缓冲地带的土地之时，冒顿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郁积在胸中的怒火一下子进发出来，在诛杀了主张放弃土地的大臣之后，亲自领兵出征，踏上了征服东胡的道路。当由冒顿亲自统帅的匈奴大军突然间出现在东胡人的面前时，狂妄而又丧失警惕的东胡王猝不及防，没等他清醒过来，早已一败涂地，人民牲畜财富都成了胜利者的战利品。此后，东胡被纳入子匈奴的势力范围。
约在公元前205年，冒顿征服了东胡之后，移兵西征，月氏成为下一个牺牲品。月氏不仅与冒顿有个人恩怨，而且其所占据的河西地区又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只要控制了河西地区，就等于控制了西域。特别是位于河西地区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又作燕支山、胭脂山），东西长二干余里，南北宽百余里，森林茂盛，水草肥美，气候冬暖夏凉，是一个良好的天然牧场，这对于以畜牧生产为主的匈奴人来说具极大的诱惑力，势必要据为已有而后快。在匈奴军队的攻击之下，月氏无力抵抗，被迫放弃所居住多时的河西地区，开始向西迁徙。但是月氏毕竟是一个大族，拥有十余万“控弦之士”，匈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征服月氏。直至公元前176年左右，冒顿单于发动了对月氏的第二次攻击，再次击败月氏，才完全占据了河西地区，迫使月氏人大部分举族西迁，一小部分则进入祁连山区，与当地的羌人杂居，即成为后来所称的小月氏。
就在冒顿单于征服东胡、月氏的前后，中原大地已陷入巨大的战乱旋涡之中。公元前207年，强大的秦帝国在各路诸侯、义军的联合打击之下灭亡了，汉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又为夺取霸权，逐鹿中原，厮杀得难解难分。冒顿自然不能放过这一开拓疆域的大好时机，不仅南下征服楼烦、白羊河南王，完全收复了蒙恬所夺去的河南地，并且入侵燕郡（今河北北部）和代郡（今山西东北部），一洗头曼单于时期匈奴战败而北退的耻辱。随后，冒顿单于又挥师北上，迅速地征服了当时活动在匈奴北方的浑窳、屈射、丁令（活动于贝加尔湖一带）、鬲昆（即昆坚，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新犁等部落。这些部落大都以游牧与狩猎为生，拥有广阔而肥沃的牧场和森林。匈奴占据了这些地方，对于自身经济的发展及国力的增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过冒顿单于多年东征西战、南侵北伐之后，匈奴控制的地域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西与羌、氐相接，北达贝加尔湖，南抵河套及今山西、陕西北部。随着匈奴征服区域的不断扩大，大批奴婢、财富及贡纳源源不断地流入匈奴，在素来崇拜强者、鄙视老弱、崇尚掳掠的匈奴人的心目中，冒顿单于无疑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杰出统帅，得到众多大臣、贵族的衷心拥护，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终于在冒顿单于统治时期产生。到了其子老上单于的统治时期，匈奴帝国进入了鼎盛阶段，雄据在大漠之上，俯瞰着中原大地。
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这一广阔的区域，冒顿把匈奴的政治中心——单于王庭由漠南（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的阴山迁徙至漠北安侯水（今蒙古鄂尔浑河）东侧及和硕柴达木湖附近，汉史称之为龙城或龙庭。单于王庭迁至漠北后，地处匈奴中心地带，有利于单于政令向四方的颁行。匈奴的政权机构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是由单于直接统辖的首脑部，所管辖的地区位于匈奴中部，其南面直对汉的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治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左部由左贤王统辖，所管辖地区位于匈奴东部，其南面与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北）相对；右部由右贤王统辖，所管辖地区位于匈奴西部，其南面直对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以西地区。单于总揽匈奴军政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地方最高长官是左右贤王。匈奴习俗尚左，左贤王的权力与地位仅次于单于，是单于“储副”，所以常以太子担任。左右贤王之下，则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高官。依据匈奴习俗，他们都领有一定的战骑与固定的“分地”（即被划定固定的游牧地区），平时是行政长官，战时则是军事首领，率领麾下甲骑进行征战。匈奴这种从单于王庭到地方各级行政与军事合一统治机构的建立，既突出了单于作为最高首领的权威，各级官吏又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对于在区域广阔的大漠上应付突发事变是非常必要的。匈奴铁骑之所以能纵横驰骋于大漠草原之上，所向披靡，使许多同样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不得不俯首称臣，与这样严密而又灵活的行政军事组织机构颇有关系。
公元前202年，历经五年的楚汉战争终于降下了帷幕，汉王刘邦称帝，定都长安，建立了西汉王朝。经过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原大地早已是残破不堪，民生凋敝，急需休养生息；而在长城之北，千里草原之上，匈奴则是一番兴盛发达的景象。冒顿单于一统大漠南北，被肥美的水草滋润得膘肥体壮的战马正在仰天长嘶，三十余万“控弦之士”跃跃欲试，中原大地将成为他们一显身手、新的征战疆场。跨越长城，立马中原，此时不知在拨动着多少匈奴男儿的心弦。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对生存空间的激烈争夺，自古以来各民族间怨仇的积淀，预示着汉匈两大民族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然而，此时正处于进攻态势的匈奴人或许没有想到，随着汉匈战争的发展，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胜利的喜悦，同时也在吞咽着失败的苦果。特别是匈奴人在汉武帝时期失去了土地肥沃的河西地后，每经过此地，无不触景生情，潸然泪下，唱出了“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夺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凄凉哀婉的歌声，在痛惜之余，或许也不无悔恨之意吧！
第二章 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一。汉高祖平城之战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十月，狂风呼啸，夹裹着漫天飞舞的雨雪，将晋北地区笼罩在一片寒冷肃杀的气氛之中。然而就在此时，一支刚刚从匈奴大军的合围之中侥幸解脱，军容不整、神情沮丧的汉军步履艰难地跋涉在冰天雪地之中，狼狈不堪地向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方向退却。本来是乘胜逐北、穷追叛将韩王信的威武之师，不过短短七天光景，居然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恍惚是经历了两个世界。汉高祖刘邦此时也在军中，面对此番景象，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叹。须知，在刘邦统率下的汉军并不是一支不堪一击的弱旅，而是充满了光荣与骄傲的胜利之师。汉元年（前206年）十月，汉军率先进入咸阳，秦王子婴束手就擒；楚汉苦斗五载，一代人杰、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但在平城一战，汉军竟折戟于匈奴，铩羽而归，这对于汉廷君臣、朝野士气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日后的汉匈战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军在平城对匈奴的首次作战中就以失利而告终，这一结局并非是偶然的。虽然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是一个大赢家，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然而这一胜利的代价也是极其巨大的。经过长期的战争浩劫之后，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百姓流离，民生凋敝。建立在废墟之上的西汉政府，国力空虚，财政捉襟见肘。天子尚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驾车，大臣则只能乘坐牛车，至于平民百姓，生活更是凄惨困苦。何况当时中央政府刚刚建立，内部并不稳定。在楚汉战争时，刘邦为了合力击楚而分封异姓诸侯王，至汉五年（前202年），共封韩信等七位功臣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