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作出过很大贡献。这个小村在战争年代，参军的就有10多人，牺牲3人，伤残和立过战功的有五六人。至于担架队和支前的就更多了，除了老人和儿童外，几乎是全民皆兵。这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牺牲，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冬以来，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了。这一带，今年春天，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吃到粮食了，那种饥饿的情况实在悲惨！树皮扒光，不管死物、活物只要是能吃的都吃。家畜、家禽全都吃光了。不能吃的也吃，刺猬、癞蛤蟆，甚至老鼠。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只要是喘气的，都吃！他说，今年入冬以来，又是这样，全村除了人以外，你都看不到一个活物！十几头大牲口，已经死光了，即使不死，老百姓也盼着它死，甚至想办法让它死！庄户人家谁不知道耕牛多重要啊，你说没了耕牛，明年怎么种田呀？接着他唉声叹气地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年呢，想这些也没有用……”
我的房东姓尚，主妇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她说：我家原有4口人，婆婆和丈夫，还有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婆婆今年春天饿死了，现在还有3口人，生活十分困难。不久前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散伙了，叫各户自己想办法。家里有什么办法呢？国家救济说是每人每天8两地瓜干，实际上2两也拿不到。家里没吃又没烧，没办法，他男人每天出去找代食品，刨草根，捞湖菜，搂草籽……
我到她家屋里一看，真是一贫如洗。没吃没烧，屋里很冷，炕上躺着一个孩子。我走近一看，真吓人！大脑壳、小细脖，脸色苍白，额头上青筋暴露，一双大眼睛深陷，面部没有任何表情。他妈妈说他是前年（1958年）生的，现在两岁半了。“他真命苦呀，一生下来就遇上了灾难，到现在不用说会走，就连头也抬不起来，看样子……”这个女人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以至于泣不成声。我边劝边走到孩子身旁，打开被子一看，浑身上下皮包骨，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像搓衣板，头很大，几乎占了身子的三分之一，被窝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尿屎气味，臭气熏天！
面对令人心酸的悲惨情景，我不由得想起北京，想起自己家的孩子，那真是幸福！他们是吃农民种的粮食长大的，而今农民的孩子却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想到这里，我心中实在难以平静，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簌簌而下！他们竟然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这孩子的爸爸和妈妈都说孩子没救了，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事实很清楚，什么浮肿病、干瘦病，都是营养不良。其实治这种病很简单，给他点儿吃的，增加点儿营养就行了。但是这里的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谈何营养！
粮食紧张是带有普遍性的，首都北京虽然供应也很紧张，但比起其他地方还是好得多。虽然粮食和副食供应都凭本、凭票，但样样都还能有一些。比如：每人每月2两糖、半斤点心等基本上都能保证。我来山东灾区之前，家里听说了这里吃不饱饭，大家都为我的身体担心。我离开那天，家里人把全家节省下来的几两糖果和几块点心包好，塞到我的背包里，嘱咐我说实在饿急了就吃一块。那时规定下放干部不能搞特殊化，要与灾区人民实行“三同”，但这是家里人的心意，就偷偷地带来了。下来已经20多天，大家一直都在一起，没有机会吃，所以没有动。这次我把它拿出来偷偷给了房东，叫他们给这个孩子吃。他们一方面非常感激；另方面又不好意思。他们说，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晚了，吃什么都不行了，还是你留着自己用吧。我说，我留着没用，还是快给孩子吃了吧，试试看或许能解决点问题。就这样，他们总算是收下了。此后不久，我就离开这个村子了，后来究竟起没起作用，我也就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可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但这毕竟是我和家人的一点心意。这件事按当时说是“违反纪律”的，因为当时规定下放干部绝对不准搞特殊化，不准带吃的，所以我一直没敢向任何人讲，一直埋藏到今天。我对那时的一些说法和规定，始终不大理解，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件区区小事而已。
村干部告诉我，我的房东是个出身成分好的老实庄稼汉，他家生活条件在全村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原来安排我住到他家就想吃住都在他家。村干部把这个意见跟他们透露了，他们表示，住可以，但是要在一起吃饭有困难，因为他们都没有的吃，给我吃什么？即使我的那份口粮全交给他们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关心我们，又从身边派干部来帮我们克服困难，共渡难关，这我们就非常感激了！他们的定量，按当地的脱产干部每月17斤地瓜干也很低了，也吃不饱，那点定量又怎能解决我们全家的问题？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占我们的“便宜”，不忍心让中央下放干部跟他们一样挨饿。后来我又亲自去了，当面向他们表示要与他们同吃，有难同当，不怕挨饿。这位主妇听了之后，感到很为难，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让我到厨房去看看。我看灶台上是一只缺了口的破铁锅，旁边有个类似沙锅的瓦罐。她说：现在不只是没粮食吃，没柴烧，连口像样的锅都没有了。家里原来的铁锅，大炼钢铁时被抢去砸了，以后就都去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了。不久前，公共食堂散伙了，只得自己回家做饭吃。可是锅没了，没钱买锅，也买不到，只好用这口破铁锅先对付着，说到这，她伤心地哭了。大队书记郭玉田说，现在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缺锅，供销社只有公共食堂用的大锅，最小也是“三印”的，家庭用的饭锅（五印的）没有货，这是公共食堂解散后出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难题。我明白女主人的意思了，以后就再没提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事了。
谈到公共食堂问题，社员普遍对它没有好感。有的说“早就该解散！”“如果不是公共食堂，还死不了那么多人！”有的回想起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他家的锅被抢去砸了的情景时说：“我们全家男女老少，伤心极了，大哭一场，打那以后，就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当听说中央《紧急指示信》中，还有一条规定“要办好公共食堂”时，他们心有余悸，胆战心惊，生怕再办。看来，公共食堂剥夺了农民吃饭权，大伤农民的心，没有一个人说它是好的。他们列举公共食堂的罪状，实际上是控诉！
他们对公共食堂的看法，我是很同情的，因为我不久前在农村吃过几个月的公共食堂。1958年夏天到1959年春天，我们在河北省徐水县和宁津县（后来划归山东省）搞人民公社调查，那时也搞“三同”。我们都在生产队食堂吃饭，每天交一斤粮票、两毛钱，农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那时有些领导的确昏了头，报上宣传水稻亩产上万斤，十几万、几十万斤，粮食多得不得了，连毛主席都说吃不了怎么办？于是有些地方就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饱饭”，甚至秋收时地里的粮食也不收了，损失浪费十分严重。白薯不收犁掉，豆子不收豆荚裂掉在地里烂掉。后来又提出了减少种植面积。少种、高产、多收，实行“三三制”（用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那时因为刚开始吃公共食堂，粮食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还能够吃饱肚子，不至于挨饿。即使如此，如果让农民讲真心话，他们对吃公共食堂也是普遍不满意的，打心眼里不赞成。可是，官方的宣传机器却把公共食堂说得那么优越，那么好，硬是把它强加在农民头上，说是农民的“普遍要求”、“迫切要求”，说公共食堂怎么怎么好。一句话，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共产主义萌芽、“谁反对，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进行批判，甚至斗争”。我记得那时有一位社员说了一句：“大锅饭就是不如小锅饭好吃。”人家批斗他说：“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他不服气争辩说：“这是事实，不信你试试看，小笼包子和大笼包子哪个好吃？大锅面条和小锅面条哪个好吃？大锅炒的菜和小锅炒的菜哪个好吃？”他逼着一些人当场回答。等了好一会，没有人回答。这时一位年轻人站出来喊：“大笼包子好吃！大锅面条好吃！大锅炒菜好吃！”有的质问说：“听到了没有，这是大家的意见，怎么，你还不服气吗？‘一大二公’，“大”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就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有人对此感到奇怪，私下偷偷问我，你说大锅饭好吃，还是小锅饭好吃？我说：“你们说哪个好吃？那是你们的事，反正我快走了，回到北京家里还得吃我们的小锅饭。”
刚开始办食堂时，尽管大锅饭不好吃，但还都能管饱。不仅食堂管饱、随便吃，有的还把饭打回去喂猪、喂猫、喂狗，浪费极大。可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进入1959年冬天就不行了。因为粮食供应出了问题，对此人们没有思想准备，再加上庐山会议整了敢于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反映真实情况、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上上下下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人们再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不敢讲真话，都在闭着眼睛，饿着肚子为公共食堂、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大唱赞歌。以至到了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地方发生了由于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大批农民被饿死的情况。
我刚到西马小队时，正是死人的高峰期。这个4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差不多一个星期就死一两个人，情况十分紧张，今天这个刚死，人们就议论下一个该是谁了。我进村第三天就听说有一家三口人都死了。最后死的那个人，队干部竟找不到壮劳力去抬尸，我自告奋勇跟去了。到他家一看，屋里空空如也，只看见一具男尸躺在炕上，看上去50多岁，尸体已经僵硬了，不知是哪天死的，来收尸的几位骨瘦如柴、病病歪歪的农民，都是街坊邻居，把尸体连破炕席卷在一起，抬上一辆平板车拉走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冰封地冻，人们体虚没劲，坚硬的冻土根本刨不下去。没有办法，只好找点浮土压上。这哪里是什么安葬？连土都没入！他们说现在只好先这样吧，明年春天再下葬。我说：“这怎么行？尸体被狗吃了怎么办？”他们说：“哪里还有狗，有狗人们怎能不把它先吃了，还能等到它吃人？”说着，我往旁边看了看，就在旁边还有三具尸体都是这样“埋的”。他们说：“你看看那丘子已经是一个来月了，不还是好好的吗？”他们这么一说，我仔细想了想，可不是嘛，自从到了惠民农村以来还没有看见一条狗，也没有听到过狗叫声，更没有看到家畜、家禽等，甚至连个野兔子都没看见过。有的说，这里的活物就剩下一些还喘气的人了。除非发救济品，否则，什么会都开不起来。什么生产呀、整风、整社呀，挨家叫都不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挨家挨户“专访”。可是，即使我们这些从北京、从党中央来的，有时也吃闭门羹！
这一切，是我们在北京时想都没有想到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年自然灾害之二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
街上竟然无人无声，死一般沉寂，只有北风呼啸吹起层层浮土。面对这种凄惨局面，我不禁毛骨悚然。
省、地、县领导提出社队的首要任务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社会治安），现在这里只剩下一保了：牲畜没有了，生产谈不上，社会治安不用保，饿死也没有人造反，小偷小摸主要是偷吃的，家家空空如也，也没什么可偷的了。保人，最有效的办法是要有粮食、有吃的，可是最缺乏、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临近的四面八方都遭了灾，特别是鲁西北地区灾情最重，人们都自顾不暇。中央也有困难，连北京、天津等一些大城市，粮食供应都发生了困难，也都在搞代食品，哪里还有粮食给各地农村调拨？不要说没有，即使有，要运到这里来也十分困难，这里交通十分不便。以惠民地区为例，全区十多个县，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全是土路，一下雨几天不能走，一晴天尘土飞扬。当时乡下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独轮车，装不了多少东西，一天也走不了几十里路。且不要说从乡下，就是从惠民县城到铁路沿线最近的德州、禹城，也都是100多公里左右，独轮车往返一次最少也得要四五天，再加上到农村还得要一两天，就是六七天。一车即使能装上百十斤，连人吃再加上路上损耗，到农民手中还能剩多少？
省五级干部大会期间，新到任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听说山东灾情严重，他“打肿脸充胖子”，硬是要发扬风格，支援山东灾区。当时安徽灾情并不比山东轻，只是“盖子”没揭开，中央还没点他们的名，所以他要给山东灾区调些粮食的指示没起作用。因为安徽，特别是与山东相毗连的淮北地区，灾情也很严重，根本无粮可调。但曾书记大话讲出去了，不好收回，山东灾民在眼巴巴地等着呢。没有办法，他们只好给山东调来一批地瓜蔓，通过火车运到德州、禹城。省里分给惠民县一些，惠民县派不出人去运。因为运粮的人要补贴粮食，往返一个星期运回来一车地瓜蔓还不够补贴的粮食。可是又不敢说不要，所以县里就直接把指标分给各村，谁要谁去拉，谁拉归谁，公家不再给运粮补贴。
因为这是代食品，体积大，装不了多少，往返路又远，体力消耗大，又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所以没有多少人去运。据说，后来大部分都给铁路沿线附近的灾区农民了，指望安徽救灾这一希望落空了。
“保人”关键是解决吃的，没有粮食，只好搞代食品。可惠民一马平川无边无际的平原地区，境内既无山区，又无丘陵，甚至连块石头都找不到。由于盐碱化，有些地方不仅不长庄稼，甚至连草都不长。由于连年灾荒，一些地方树皮被扒光，草根被刨掉，任何代食品都很难找到。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下放干部和社队领导共同研究，用草籽作为代食品充饥，用以工代粮的办法（按搞到草籽数量发给部分粮食）。于是我就带领村里的一些社员到沙荒滩上去搂草籽。碱地草稀，有时一天也搞不到半斤草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正在这时，地、县委号召吃老草（所谓“老草”就是地荒了时长出的草，到秋天割下来，准备给牲口吃的饲草），并且发来了地委组织部田部长关于如何把老草加工制作成代食品的经验介绍，号召各社队领导要带领群众搞老草面当作代食品。所谓“老草面”，就是把干草切碎，在锅里烘干，再用磨磨碎，然后再用箩筛把细面过下来，就是“老草面”。用它当代食品，和上地瓜面做成饼子、窝头来吃。
我们下放干部对用老草面做代食品半信半疑，但地县委指示要推广，我们不得不组织群众去搞。村干部和群众，特别是一些老年社员也都不相信，不想搞。有的说，什么“老草面”？就是些草末末，都是一些细糜子，轻飘飘的，怎么能咽得下去呀！他们不愿意干，做好了也不吃。当时我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段话：“县社领导来检查救灾情况时，队干部拿出一筐老草面和地瓜面混合一起做的窝头，一方面表示他们响应了地县领导的号召，一方面叫大家尝。他们故意捡了个大个的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