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京都府发现了一批记载南京大屠杀惨状的笔记，成为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佐证。
这批笔记是原日本侵华军福知山步兵二十团（联队）四连（中队）46名（日本官兵）作为战争札记写下的。
在上等兵增田六助写的《南京城内扫荡卷》中，载有该连（中队）一次屠杀五百余名中国军民的史实。其中写到，四连（中队）进入南京城后，立即进行扫荡。日军闯进大众医院（应为鼓楼医院），没找到中国人，便把医院设备砸烂。翌日傍晚，四连（中队）抓到五百余名中国军民，挨个脱下他们的衣服，用电线等绑起来，拉到玄武门附近一次处决。
增田现住在京都府丹后町（与东史郎同乡，和东史郎当年同属二十联队，东史郎为三中队士兵）。他对该报记者说：‘当时把抓到的人排成五行，外边的两行人都用一根电线绑住大腿，拉到城北玄武湖去枪杀。因玄武湖（城门）先前已被中国军民用土堵死，便把抓到的人在那里的土丘前，用两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在五十米近处一起扫射。’
他说：‘我当时担任警戒。扫射那会儿，我亲眼看见血肉横飞、脑浆迸溅的惨景。在被杀害的五百余人中，有200人是军人，其余全是普通市民。想起来就让人战栗的那个场面，是难以忘却的。说什么也不能允许日本再进行那种残酷的行为了。’”
增田作证的玄武门屠杀遗址，在过去的史料中从未有过记载，是一处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集体屠杀现场。
离开玄武门的屠杀遗址，我们一起去了长江边。
长江作为中国境内第一条大江，它的滚滚浪涛自西南涌来，流经南京后先冲向北，又折向东，从南京城北奔腾而过。千百年来，它一直为这座古城欢歌，但有时也为这座城市哭泣。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侵华日军曾经在长江边上大肆屠杀南京人。长江的水曾经被南京人的血染红，南京人的泪曾经引发了长江水的呜咽。
中山码头位于南京城下关的长江边上，人们沿着南京城内的主干道中山北路，便可以一直到达长江边的中山码头，在那里摆渡过江，去江北岸的浦口。
在中山码头旁的江边上，东史郎先肯定地指出：“这里当时全是中国人的尸体，黑压压的，堆成了一片，江里还漂浮着许许多多的尸体。”
东史郎的一席话，印证了一段历史。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⑥记载：“1937年12月16日傍晚，有被俘已解除武装的军人和难民五千余人，被日军由华侨招待所押至中山码头江边，用机枪扫射，并把尸体推入江中，毁尸灭迹。”
在中山码头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家住鼓楼三条巷47号的南京市民徐进，以及日军屠杀时投江逃生的原国民政府军军医梁廷芳、白增荣，曾于1946年向国民政府呈文陈述当时受害的经过。其中，梁还于同年6月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为南京大屠杀作证两个月时间，并于8月7日向该军事法庭提供一份在中山码头遭遇的书面证词。⑦同年10月7日，梁、白还联名向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提供关于他俩在中山码头受害情况的一份书面报告。⑧
此外，当年住在大方巷14号避难的原南京烷基苯厂退休工人刘永兴，也是一位在中山码头集体屠杀时跳进江水，趴在江中一艘破船边侥幸逃生的幸存者，只是他的胞弟没有他那样幸运，在和他一起跳江时，被日军的子弹击中，在中山码头遇难。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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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识东史郎（4）
东史郎作为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士兵，其证言是非常可贵的历史证人口碑资料。
其实，日军当年在长江边上大规模的集体屠杀，绝不仅仅是中山码头一处。史料上记载或被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判定的遇难人数，除中山码头外，还有草鞋峡万多人，燕子矶5万多人，鱼雷营、宝塔桥3万多人，煤炭港3000多人，下关九甲圩江边500多人，三汊河400~500人……⑩
如果把上述遇难者的数字相加，就会发现，在江边遇难的人数达1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人，有半数左右在江边遇难。这是因为，当时侵华日军从东、南、西边三个方向合围南京城，人们为了逃生，纷纷弃城而出，从城北涌向江边，寄希望于渡江逃到苏北、安徽或山东等地。但唐生智等中国守军将领，为了背水一战，将船只统统集中到江北岸，加之江面上有日军炮艇的封锁，人们只能望着宽阔湍急的江水叹气，像没头的蚂蚱一样东躲西藏，被日军分头搜捕和驱赶，集中在几个地点集体屠杀。
和第一次来南京时不同的是，东史郎不再对中国人感到恐惧，而是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
这是我第一次与东史郎相识，他除了给我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留下了曾参与南京大屠杀加害者的直接证言资料外，还给我留下了为人直率、敢于说话、性格刚强的深刻印象。这与日本比较暧昧的民族性格迥然不同，与当年曾参与侵略战争的日本老兵们，对自己加害历史普遍采取“缄口不言”的言行形成了强烈反差。
东史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日本人？作为日本老兵，他思想深处反省和谢罪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我与东史郎首次零距离接触后，仍给我留下了一些不解之谜。
注释
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藏。
②~④《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⑤《南京旅游全景手册》，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⑥《东史郎日记》（中文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04～205页。
⑦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版。
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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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东史郎日记》案缘由（1）
假如人与人之间真有缘分的话，我与东史郎的缘分就是《东史郎日记》及其诉讼案。
我完全弄清楚《东史郎日记》诉讼案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在1995年8月，记得是日本友人山内小夜子来南京时告知此案来龙去脉之后。
当时，山内小姐还是日本“铭心会”南京访问团秘书长。
从1986年起，每年的8月15日前后，山内小姐都要跟随着以松冈环为团长的日本“铭心会”南京访问团，来南京学习了解历史，举办反战和平###。他们自称这项活动是为了把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受害者铭刻在心。
1995年8月，是他们连续第十年访问南京。
山内小姐告诉我，她准备在日本发起成立一个新的民间组织，名叫“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她本人将出任秘书长，以联络一批日本人，支持东史郎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诉讼。以后，会更多次来南京求证，希望得到我们的多多关照。
山内小夜子还告诉我们：“军国主义教育和日本侵华战争，使东史郎变成了杀人‘魔鬼’，而战后50年时间对战争罪恶的反省，又使东史郎逐步转变为热爱和平的人。”
虽然，山内小姐实际扮演着东史郎代言人的角色，但对战争缺乏体验的日本年轻人山内小姐，给东史郎下这样的结论，对吗？
在中国，人们历来对涉外的事持敏感和慎重的态度。说实话，当时我对《东史郎日记》案的来龙去脉还真的说不清楚，认为那是日本人自己告自已，涉及到外国和外国人的事，我们还是少管为妙。压根儿没有想去多打听。
那时候，在中国，知道东史郎这个名字的，没有几个人；弄清楚《东史郎日记》案的，更是微乎其微。
可是，当山内小姐把《东史郎日记》案的原由一一诉说后，我开始坐不住了，不仅觉得和我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有关系，而且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的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以此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从心头油然而生。
于是，我开始潜心对东史郎其人、其事、其日记、其诉讼案进行了解和研究，力求揭开他心灵深处真实的东西。
东史郎在1987年公布并出版了他的战时日记（《东史郎日记》日文版）①后，在长达6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人有异议。直到1993年4月26日，《东史郎日记》中涉及到的原分队长桥本光治，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操纵下，以日记对在南京原中国最高法院门前残忍地杀害一名中国人记述“不是事实”、“损害名誉”为由，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东史郎、青木书店（日文版《东史郎日记》出版社）和原日本《赤旗报》记者下里正树（以《东史郎日记》为内容写有《被隐瞒的联队史——第20联队下级士兵看到的南京事件真相》②一书）为共同被告，要求登报道歉，并赔偿200万日元。
东史郎面对突如其来的“官司”，只能仓促应战。他找了一位名叫椎名麻纱枝的女律师作为辩护，正式参与了诉讼。
这场为发生在56年前战争中的事而对簿公堂的闹剧，居然得已在东京正式上演。日本的东京地方法院竟然接受了这一荒唐的案件；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审理。③其诉讼的焦点，是56年前日本老兵东史郎在南京时记下的一段日记。
东史郎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他的分队长桥本光治（原文为“西本”）在南京中山北路101号，原中国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将一个中国人装入邮政袋，浇上汽油点上火，然后绑上手榴弹，扔进水塘，将其炸死的残酷行为：
12月21日，受命整肃南京城，离开马群镇（原文为郡马镇）。
位于中山北路上的最高法院是一栋灰色的大楼房，大概相当于日本的司法省。
法院前面横卧着一辆被毁坏了的小轿车。马路对面有一池塘。
不知从哪里带来一个###（中国）人。战友们像孩子耍小狗似的耍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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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东史郎日记》案缘由（2）
桥本提出一个残忍的办法。即把他装进袋子里，浇上汽车用的汽油点火烧。哭喊着的###（中国）人被装进邮政袋中，袋口扎得牢牢的。他在袋子里挣扎、哭泣、大声喊叫。袋子像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像浇蔬菜一样被撒上小便。
桥本从被毁坏了的汽车里拿来汽油浇到袋子上，袋子上系了一根长绳子，能够到处拖着走。有良心的人皱着眉头注视着残酷的行为，没良心的人有趣地声援着。
桥本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战友中有的人对玩这个残忍的游戏感到很高兴。袋子发出地狱般的悲鸣，像火球一样到处滚。
抓住袋子绳子的桥本说：“喂，你那么热的话，给你凉一凉怎么样？”说着把三枚手榴弹系在绳子上并把袋子扔进了池塘。
火灭了，袋子沉下去了，就在水的波纹即将恢复平静的时候，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来。然后平静下去。游戏结束了。
这样的事在战场上什么罪过也没有，大家只是对桥本的残忍厌烦而已。
接下来，好像一点儿不记得刚发生的事情，这队人又哼着小曲继续行进了。④
就是这样一段日记，56年后把东史郎自己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之中。在诉讼开始之初，东史郎十分自信，他以为自己在日记中写的全是事实，一定能赢得诉讼，想不到会有败诉的结局；更使东史郎始料未及的是，他将面对着一个实力强大的右翼阵营。
在此期间，两种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它不是一桩简单的民事诉讼案件。桥本等人真正要起诉的，不是他本人和东史郎之间的私人恩怨，他的目的抑或是他背后操纵者的目的，是要推翻历史上早已形成定论的南京大屠杀这一铁案。
每次听证会上，总有一帮身着旧军服的人出席旁听，声明“一定要使桥本赢得这场官司”。实际上，此案是“南京大屠杀虚构派”一手导演的一场“代理人之战”。
原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队第三中队中队长森英生，是《东史郎日记》案的幕后黑手。他指使和策划桥本光治状告东史郎，公然声称：“归根到底，东史郎的目的是否定战争和打破皇国史观。为此，他试图抹杀日本军的真实情况。只要是抗日民众，即使没有上司的命令也应以敌人论处，与之战斗（杀死），这是理所当然的。”⑤这个日本老鬼子，还于1993年5月23日，在日本《中日新闻》上发表文章，公然对东史郎进行人身攻击。
对于东史郎与桥本诉讼案，日本南京大屠杀“虚构派”代表性人物板仓由明，在1993年5月17日出版的《月曜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向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挑战——桥本诉讼经纬及意义》，公然声称：“本诉讼案乍见是为桥本恢复名誉，但其目的并不仅在此。我们将以此作为突破口，证明步兵二十联队的残暴行为纯属虚构，要为其恢复名誉。尤其是若能证明所谓‘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那将更加符合全体日本国民的利益。”⑥日本右翼分子的这段话，一语道破了这场诉讼的目的，正是为了通过司法程序，达到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以个案来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历史判决。
东史郎被日本右翼势力推上法庭后，该诉讼引起了国际上媒体的关注。美国广播公司（ABC）等媒体，均派记者采访和报道了这一消息。日本右翼报纸，当然不会放弃这一机会，《国民新报》等右翼喉舌迅速鼓动起来，从1993年5月起，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东史郎的文章。
孤身奋战的东史郎，需要有主持正义的人士帮助和支持。正是在此时，山内小夜子等一批有良知的日本人站了出来，振臂一呼：“东史郎，我们支持你！”
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四处奔走，反对对他的迫害，并提出“对东史郎的审判是颠倒历史的审判，是邪恶对正义的审判，是侵犯日本公民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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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东史郎日记》案缘由（3）
东京地方法院经过3年的审理，十余次的开庭公审，于1996年4月26日作出判决：东史郎原日记中所说，桥本光治在南京杀人一事证据不足，判令东史郎等各赔偿桥本50万日元的名誉损失费，并登报公开道歉。
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的理由如下：
“所述桥本的行动虽然残忍至极，但很难设想他会引燃汽油、拉响手榴弹而不惜冒着自身生命危险做出此事，任何人都清楚它是一种伴有上述危险的举动……
手榴弹爆炸只需四五秒钟，时间很短，上述被说成桥本所为的行动，自己死伤的危险性也很大。
如果说桥本鲁莽地冒着巨大危险并又巧妙地避开它做出了上述举动的话，那么有关冒上述危险的来龙去脉或巧妙避免危险的方法，理应给目击者以深刻的印象。但是，声称目击了桥本做出了上述举动，并记得在绳子上拴的手榴弹是三枚的东史郎，却无法对上述情况供述具体事实，另外，即使考虑到那是经过五十多年时光后的供述，或是作为战地日记，在《东史郎日记》中没有任何证实其细节的具体记载，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