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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在昆明时期，参与了《战国策》的编辑工作，负责处理文艺部门的稿件，并多次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沈从文当时给人一个错觉，“人们以为他是战国派”。夏衍谈到沈从文为何没能参加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原因据说是周扬认为沈和战国策学派陈铨他们关系密切：“沈从文的问题主要是《战国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了。那个时候，刊物宣扬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杀，这就复杂了。这个问题，不仅是郭沫若骂他的问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沈从文对编辑《战国策》还心存忌讳。对来访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坚决否认这一段经历，显然是对“文革”心有余悸。［1］［1］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
从当时文人对沈从文参加编辑《战国策》的态度，以及沈从文对这件事情讳莫如深，我们可以感知陈铨的历史处境。
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本戏剧，谁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场谁也不能在后台休息。这是陈铨剧本中引用过的一句台词。曾经“粉墨登场”的陈铨不能不到“后台休息”。1969年1月31日，在时代的风暴中，陈铨孤寂地离开人世，永远地休息了。［2］［2］黄波《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
陈铨与话剧《祖国》
1939年2月20日晚，朱自清看话剧《祖国》，他觉得舞台设计佳。朱自清对话剧《祖国》的表演和剧中人物评论道：“吴伯藻、潘有才取得相当成功。佩玉是个相当可怜又可恨的人物。”
话剧《祖国》是陈铨根据德国剧作家弗雷德里希·沃尔夫的剧本《马门教授》改编的。这个剧本上演还得从西南联大的联大剧团说起。1938年11月，联大剧团成立，陈铨被聘为剧团的名誉团长，从1938年开始，陈铨陆续编导了《黄鹤楼》、《无情女》、《蓝蝴蝶》、《野玫瑰》、《金指环》等剧作。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蓝蝴蝶插野玫瑰，无情女戴金指环。”
据参加《祖国》演出的联大女生张定华回忆，这个剧本描写日寇占领的某个城市里，一位大学教授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恩怨，和他的学生与工人们在一起，向日寇、汉奸进行顽强的斗争，为祖国英勇牺牲的故事。《祖国》由孙毓棠担任导演，闻一多担任舞台设计和制作。剧中的女主角———教授夫人由孙毓棠的夫人、著名话剧演员封凤子饰演，其他角色由联大的学生扮演。汪雨演教授，刘雷演教授的学生，高小文演日伪警察局局长，劳元干演打钟的老工人，张定华演教授夫人的婢女小云。［1］［1］张定华《回忆联大剧团》
1939年1月，《祖国》在昆明市内的新滇大舞台上演，演出非常成功，当剧中教授英勇就义前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台上台下高呼口号，与掌声响成一片。演出结束后，陈铨和闻一多还上台和演员合影留念。《祖国》在昆明市引起轰动，一时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祖国》排练、上演，联大剧团的学生都是利用的课外时间。张定华的回忆文章提到了一些有意思的花絮。
演员不分角色轻重，早早化好妆，安静地候场，一时无事的人就抓紧时间准备功课，复习笔记，解答习题和作业。有一天历史系教授皮名举来看戏，到后台看到张定华在一个角落里做他讲授的西洋通史课作业，他笑着对另外一个老师说：“她的作业字迹潦草，我准备考试成绩中扣她十分，原来是这样做的，不扣了。”
演出成功，临近春节，《祖国》剧组成员一起聚餐。闻一多举杯祝愿抗战早日取得胜利，说，到了那一天，他就要剃掉自己的飘然长须。封凤子不善饮酒，难却学生的盛意，只少喝了一点，却已满面通红，有一个同学请她在纪念册上题字留念，她写了一句：“众人皆醉我独醒”。聚餐会上，大家相约要为抗战演出更多的好戏。
话剧《祖国》可能也引起了争论。据朱自清日记记录，1939年3月27日，朱自清参加闻一多倡议的庞薰琴西洋画展览会，地点在原是昆明日本领事馆的罗念生家。朱自清这天的日记写道：“据钱钟书意见，庞之颜色鲜明，然线条不够稳定。罗太太甚活泼。”然后，参加画展的联大学者话题转到话剧《祖国》，“林徽因对《祖国》一剧的演出热烈发表意见。陈铨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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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铨与《野玫瑰》风波（1）
陈铨从事话剧活动，从长沙就开始了。陈铨利用教学之余的时间，给学生编导了老同学阳翰笙的剧本《前夜》和于伶的《夜光杯》。《夜光杯》是一个以女间谍为中心的戏，这种戏剧在当时很流行，陈铨后来在昆明创作的《野玫瑰》，就直接受到了《夜光杯》的影响。
《野玫瑰》是陈铨的剧作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剧本，甚至演变成一场《野玫瑰》风波。
《野玫瑰》脱胎于陈铨的短篇小说《花瓶》，而小说《花瓶》的创作灵感来自在报纸上偶然看到的一则消息，消息称在伪北平市市长家中发现了窃听器。
建国以后，陈铨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他在未刊的《“文革”交代材料》中回忆当时创作《野玫瑰》的过程：
一九四一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第二本反动戏剧《野玫瑰》，那时我担任联大学生剧团的名誉团长，先后上演《祖国》和《黄鹤楼》两剧，但是《黄鹤楼》人物太多，服装布景道具太花钱。他们要我再写一个人物较少，布景简单的剧本。我想人物布景既然简单，内容必然要富于刺激性，才能抓住观众。我早知道当时军事间谍剧本，如像《黑字二十八》、《这不过是春天》、《女间谍》、《反间谍》、《夜光杯》都非常受人欢迎。并且我当时戏剧方面，还没有地位。我决心写一个军事间谍剧本。为着要把它写好，我从图书室借了几本英文间谍故事来仔细研究。头一幕写完，北大数学系教授申有谌看，他说“太象###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我知道要失败，放弃不写了。正好这个时候，昆明传遍了汉奸王克敏的女儿，逃到香港，登报脱离父女关系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好材料。我立刻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花瓶》，登在《中央日报》副刊（那时是封凤子主编）。隔些时候，我根据这篇小说写《野玫瑰》（我还记得写《花瓶》时，我还请教过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孟昭英，花瓶里面放收音机是不是可能，他是无线电专家，他说是可能的，所以后来我写入《野玫瑰》）。
据余斌著《文人与文坛》（丛书《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之一），1941年5月，《野玫瑰》创作完成。青年剧社和国民剧社都争着要，结果国民剧社占先，马上油印出来排练。地点在翠湖东路9号楼上，条件相当好，“卧室面对翠湖，风景极美，客厅铺花砖，备钢琴，适于作排戏之用”。导演是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的孙毓棠副教授。演员除一人外，都是联大的学生。剧本《野玫瑰》共四幕，1941年6月至8月在《文史杂志》（重庆）正式发表，分三期连载。
1941年8月3日到7日，由昆明国民剧社以“劝募战债”的名义在昆明大戏院首演，由姜桂侬主演。吴宓在日记里记录了他读《野玫瑰》剧本以及观看话剧时的情形，譬如1941年8月3日，“读陈铨新著《野玫瑰》剧本，甚佳”。8月4日，陈铨送给吴宓两张《野玫瑰》的剧票，吴宓邀请女友前往观看。
陈铨与《野玫瑰》风波（2）
《野玫瑰》受观众欢迎，是因为剧情吸引人——间谍斗争加三角恋爱。《野玫瑰》写的是抗战初期，女间谍夏艳华受政府派遣，打入沦陷区卧底，与北平汉奸头目王立民结婚。三年后，汉奸王立民前妻的侄儿刘雪樵露面，住在王家与王的女儿曼丽谈上恋爱，而刘是夏艳华当年在上海的老情人，于是特异的三角恋爱关系出现了。随着剧情的发展，原来刘雪樵也是重庆方面派来的特工，他们不但窃取了敌伪情报，而且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致使汉奸头目将伪警察厅长击毙，自己服毒自杀。最后，夏艳华指挥众间谍安全撤离。
《野玫瑰》昆明上演成功后，重庆话剧界也开始了排练、演出，由秦怡主演该剧。1942年3月6日到9日《新华日报》打出的演出广告词这样写道：“故事——曲折生动；布景——富丽堂皇。”7日到9日的广告词则是“客满，场场客满；订座，迅速订座”。当时的重庆，陈铨的《野玫瑰》与郭沫若的《屈原》是最轰动的演出。
《野玫瑰》演出成功为陈铨带来巨大的声誉。国民党高级将领接见了陈铨，国民党宣传部长朱家骅也在重庆宴请陈铨和西南联大的蒋梦麟、梅贻琦两位校长，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观看了演出。
《野玫瑰》火爆，争议也随之而起。争议的根源在于“战国策派”学人被指为“法西斯”、“专制政权的帮凶”，创作了抗战剧《野玫瑰》的陈铨被指为“炮制汉奸理论”。《野玫瑰》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隐藏了‘战国派’的毒素”、“包含了法西斯思想”。1942年4月17日，国民党###颁发年度学术奖，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获得一等奖；金岳霖的《论道》、刘开渠的雕塑获得二等奖；陈铨的《野玫瑰》、曹禺的《北京人》、常书鸿的《油画》等获三等奖。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斗争渗透到文艺领域，《野玫瑰》受到左翼文人的强烈攻击和批判。“糖衣毒药”《野玫瑰》获得三等奖后，在左翼文人的抗议下，国民党迫于压力，撤销了对《野玫瑰》的“嘉奖”。
季进和曾一果在《陈铨：异邦的借镜》一书中，有《野玫瑰》风波的详细描述和分析，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陈铨的《野玫瑰》实际上成了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争夺的一个牺牲品。”
即使在昆明宽容的环境下，陈铨的同事也很难接受他的观点，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论调。陈铨于1943年离开西南联大，去了重庆，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并被聘为正中书局总编辑。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时，由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由李安导演、梁朝伟和汤唯主演，正在上映，也是一场女间谍与汉奸的戏。《色·戒》火爆上映的同时，“美化汉奸”的争议骤起。想起陈铨在昆明诞生的《野玫瑰》引起的风波，仿佛是历史的一个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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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家的文艺沙龙
西南联大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冯承植，也就是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以诗人特有的敏感与想象力，在《昆明往事》文中写下了这么一段激动人心的话：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这段话可以作为无数“联大人”的心声来解读。
1939年暑假后，冯至辞去同济大学的工作，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冯至来联大任教，是外语系主任叶公超的邀请。“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来访，说西南联大的北大方面拟聘冯至为外文系教授，特来和他商洽下学期能担任什么课程，并约他为联大一部分教师组织的《今日评论》写稿。”
任教西南联大后，冯至在城内住东城节孝巷内怡园巷。巷口对面是闻一多、闻家驷的寓所。但为了躲避空袭，8月20日，同济大学学生吴祥光介绍冯至参观他父亲经营的距昆明l5里的杨家山林场，说遇空袭时可到那里小住。冯至在林场的一座茅屋中安排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周末便去住两三天，也常邀朋友们到那里去玩。
冯至在联大任教，如鱼得水，这里朋友和诗友很多，经常在一起雅集和聚会。中文系教授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都是他的北大学长。后来，李广田、卞之琳也都来到联大教书。李、卞、冯三人都治外国文学，都是三十多岁，是诗友。在冯至的女儿冯姚平的记忆中，李、卞常到冯家里来。“卞之琳与众不同，父亲的朋友都穿长衫，只有他总是穿一身咖啡色的西服，还戴着金丝边的眼镜，我觉得他特别精神，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酷’了。常常是来了就坐在桌前，用父亲从德国提回来的打字机打字，原来那时他和闻一多正在协助英籍教授白英编辑《现代中国诗选》。”［1］［1］冯姚平《父亲冯至在西南联大》
1940年10月19日，冯至应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杜运燮等人的邀请，作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讲演。这是他和学生社团接触的开始。后来又有“冬青社刘北汜、王铁臣、江瑞熙请之琳、广田及余在福照街大红楼晚饭”等记载。冯至也时常应邀参加新诗社组织的讨论会和朗诵会，并和联大同学闻山、秦泥等人交往，后成为朋友。
1941年春，冯至在杨家山茅屋里开始翻译俾德曼编的《歌德年谱》，详加注释。是年11月4日，迁入城内钱局街敬节堂巷，有时也到林场茅屋小住。据冯姚平的回忆，大约是1943年底或1944年春，杨振声建议，彼此熟识的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地点就选在位于钱局街敬节堂巷的冯至家。他们每星期有一个规定的时间，聚在一起，漫谈文艺问题以及一些掌故。每次来参加聚会的有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冯至家的文艺沙龙棠、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这样的聚会不知举行过多少次，有人从重庆来，向冯至说：“在重庆听说你们这里文采风流，颇有一时之盛啊！”这样的氛围无疑催生了冯至的创作，例如《伍子胥》。
上述冯至家的文人聚会，很有可能是联大的“十一学会”。1943年上半年，联大成立“十一学会”，“十一”两字，即是“士”的拆字。该会主要为大家提供各抒己见的场合，每隔一两周举行一次，常以聚餐会或茶话会的形式进行活动。最初参加的多为教授、副教授，除前述诸人外，还有潘光旦、雷海宗、吴晗、陈铨等人，后来一些学生如王瑶、季镇淮、何炳棣等亦加入进来。因为冯至的家位置比较适中，故聚会常常在他家举行。
1945年12月，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冯至写了《招魂》一诗呈于死难者灵前。后镌刻在“一二·一”四烈士墓前石壁上。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是冯至《十四行集》中的名句。1941年初，冯至在一个下午偶然写出一首十四行诗，后来在一年内写了27首，编为《十四行集》，寄给桂林明日社的友人陈占元出版。
李广田在诗论《诗的艺术》中，称冯至是“沉思的诗人”。“他是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见的地方。”一个看似“恬淡的诗人”，在《十四行集》中却表现了“强烈的感觉”；一个承载“广大的寂寞”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