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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十四行集》诞生于昆明，是超越庸常的琐碎与战乱的苦痛而盛开的花朵。《十四行集》的雄奇与美妙，在李广田的论述中，呈现出来。联大的诗人，不仅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真，也唱响那个时代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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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学者的饭局
从联大学者的日记来看他们的饭局和应酬，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和《西行日记》，虽然没有《吴宓日记》那样厚重，“但囊括了友朋社交，孝悌亲情，学府风光，恋爱结婚等等，丰富多彩；它更是一个人几十年活生生、信得过的生活实录，不假修饰，婴儿般赤裸袒露”。
学者钱定平在读《浦江清日记》时发现，当时大学文、理各科同仁鸡犬相闻，不存芥蒂，经常往来，没有樊篱，常常聚在一起把酒欢谈。根据钱的粗略统计，这种的大宴小酌，日记中记载竟有七十次之多。
他们的聚会，不是酒囊饭袋的麇集，而是睿智雅怀的聚合，大有植、白古风。其中有说过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的梅贻琦校长，还有陈寅恪、冯友兰、吴雨僧等一大批文化大师的音容笑貌，也可一睹熊庆来、赵忠尧、沈有鼎、杨武之等大匠的格致风采。即使在抗战中的昆明，虽然极端艰苦，有机会也要聚一次。这是一种心灵契合，山水交汇，岂俗人所能攀附？［1］［1］钱定平《浦江清日记的境界》
《吴宓日记》中记录的联大教授的宴饮、聚餐就更详细了，吴宓习惯性地把每次宴饮的菜品、菜金都写得清清楚楚，当然和谁在一起宴饮，谈的什么话题，座中女性着装、打扮，自然也会收录笔端。1939年9月3日，是吴宓46岁生日。早在8月16日，吴宓的弟子周珏良等人（多为椒花诗社成员）要做诗庆贺其生日，吴宓闻知，先作一首《赋谢诗》。吴宓生日这一天，周珏良、李赋宁、郑侨、王德锡各作一律为祝，“步宓八月十六日《赋谢诗》韵”。这天晚上，吴宓请客，客人有徐芳、张敬、李天真三小姐，艺专校长滕固、联大同仁毛子水等人，以及周珏良、李赋宁、郑侨、王德锡等人。
《朱自清日记》中，也会对菜的味道、好坏做简单评价，席间谈论的话题，如果是学术性的，对朱自清有启发，就会详细地记录下来。以1939年12月为例，朱自清多次参加聚餐会。12月17日，应妻子陈竹隐的建议，和联大吴达元夫妇、余冠英等人去妙高寺野餐。旅途愉快，寺庙内有两株参天古杉，驻军已撤走，环境整洁幽静。他们野餐后，玩桥牌助兴。29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方桂应罗常培邀请，为联大中文系教授讲课，朱自清在日记中记录道：“着重讲了语言学与语音学的不同……他提醒我们汉语中‘老婆’一词在英美语言中就没有相等的词……”晚上，朱自清参加了答谢李方桂的晚宴。30日，朱自清邀请雷海宗夫妇晚餐，“交谈甚有趣，并暴露余甚无知”。
日记中记录的学者的饭局，多是穿衣吃饭、交流谈天，但也折射出一些其他的东西。
梅贻琦的酒量
《梅贻琦日记》中记录的联大学者的宴饮，只简单地交代学者的姓，如果不熟悉联大的教授，看得一头雾水，好在编者有注释。这可能和梅贻琦公务繁忙有关，但他一直坚持写日记。
梅贻琦是联大常委，在校内，他和联大学者有不少饭局；校外，他要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打交道，还得与云南地方政府、军队、士绅不断应酬。同时，在公务上，也少不了和美国驻昆盟军、英美访问学者打交道。所以，梅贻琦的饭局特别多，好在他酒量颇大，擅饮酒，酒德佳。
梅贻琦之子梅袓彦忆及其父，曾言：“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梅贻琦嗜酒而不酗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
小事情，可见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1942年6月，梅贻琦和郑天挺由重庆去叙永联大分校考察工作，叙永当地政府招待梅贻琦。《梅贻琦日记》中记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耳。”还有一次，在出席了重庆英国使馆的便宴后，梅贻琦感慨人家“饭菜极简单，以视吾国人之奢靡，殊有愧尔！”
相对于不得不喝的“公务酒”，梅贻琦很享受与同事、朋友在一起的“生活酒”。在这样的酒桌上，梅贻琦心情很放松，和同事、朋友增进了感情交流，又缓解了时局与校务的沉重压力。喝了酒，他最喜欢的“余兴节目”，是谈诗、听曲（昆曲／大鼓）、独自赏月、看竹（麻将）、或bridge（桥牌）。梅贻琦出差到重庆时，忙完公务，一次老舍邀请他听京戏；一次，张充和为他清唱昆曲。
梅贻琦也有喝高的时候，清醒时少不了责怪自己。一次，张充和请客，梅贻琦赴饮夜归，步抵寓所犹晕晕乎乎，等到清醒，已走过头好一段冤枉路；又有次，云南名流缪云台请客，梅贻琦“甫离席即欲睡”，被人搀扶上床，“已自不知不切矣”；还有一次，史学家傅斯年在饭后请他鉴赏新购的古董，显然因为酒多力猛，把玩间，梅贻琦竟将一柄铜剑的尖端“扳返”，窘得他因之内疚了好长一阵子……［1］［1］方一戈《梅师原来酒亦好》
1945年10月14日，梅贻琦和家人、朋友在东月楼食烤鸭，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酒醒后，梅贻琦告诫自己“以后应力戒，少饮”。
梅贻琦晚年在台湾病逝，他的公子梅袓彦认为梅贻琦的健康因饮酒过多受到影响。
抗战胜利后的饭局和时局
抗战胜利两个月后的一天——1945年10月28日上午十点半，梅贻琦与清华服务社委员会讨论公务，会后聚餐，梅贻琦为答谢诸君努力，“饮酒约廿杯”。这天晚上，梅贻琦赴章矛尘（章廷谦）之约，同座有傅斯年、杨振声、樊际昌、钱端升、周炳琳、汤用彤，皆北大同人。“食螃蟹，为汉口带来者，余菜亦颇精美。”大家在饭局谈论时局以及学校将来的问题，谈的非常热烈。受所谈问题的影响，这天，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将更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反而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贻琦的忧虑，针对时局而发，他已经看到国民党要打内战，故有此言。而联大师生也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随后的“11·25”那个晚上在联大校外响起的枪声，以及“12·1”惨案引发的民主运动浪潮都证实了梅贻琦的判断。
1945年11月5日，晚上六点，梅贻琦应闻一多、闻家驷兄弟以及曾昭抡、吴晗的约请，在昆南宿舍潘光旦家，和傅斯年、杨振声一起吃饭，大家喝了9斤多酒。饭后，大家谈政局以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当时，闻一多、曾昭抡、吴晗、潘光旦都已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吴晗倾向共产党，有人把闻一多叫闻一多夫，把吴晗叫吴晗诺夫，把罗隆基叫罗隆斯基。对于闻一多的转变，冯友兰不理解，当面问他为何当共产党的尾巴，闻一多说，甘愿做共产党的尾巴，他曾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显然，梅贻琦对联大教授的思想动态非常清楚，他想持中间立场，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12·1”惨案很快就要到来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应是联大教授左中右派最后的晚餐，“12·1”运动之后，再无这样坐下谈论时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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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饯行宴
联大的学者非常重视友情，以聚餐、宴饮的方式，为远道而来的朋友接风洗尘，或者为出国远行者饯行，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师友弦歌在春城，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各自人生道路的岔开，萍聚又星散。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院职称。陈寅恪因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心思与旅居香港的家属团聚，决定于夏天离开联大赴英国讲学。吴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饯别，时值端阳，吴宓赠诗曰：
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笔者查阅《吴宓日记》，未找到这次请客的记录。有一个注释：1939年4月10日至6月28日的日记，在“文革”被抄没，未归还。
1944年春，联大历史系何炳棣在联大新校舍遇到其师闻一多，此时何在大西门外昆华中学兼课已半年多，有一间宿舍。闻一多想在昆华中学兼课，希望获得两间宿舍，以免城里、乡下奔波之苦，何炳棣将闻先生的这个意愿告诉给李埏（云大文史系讲师，兼任昆中教务主任），李埏和昆华中学校长徐天祥喜出望外，慷慨地给予闻一多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一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通行的“半开”（两块“半开”合一个银元）。并将楼上两间医务室腾出，安置闻一多一家住宿。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书中回忆：
这20块“半开”的待遇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里所说的那么困难。
何炳棣已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留学生，不久即将出国（后成为海外著名的历史学家），“闻师及师母预先为我饯行，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主菜是用全只老母鸡和一大块宣威火腿炖出的一大锅原汁鸡火汤，其醇美香浓，使何炳棣终身难忘。闻先生告何炳棣：“我们湖北人最讲究吃汤。”何炳棣说，少年时曾听到有些前辈说，饭饱不如菜饱，菜饱不如汤饱，确实很对；湖北吃的文化是很高的。何炳棣想起自己的一段经历：1943年他由上海兜大圈子、越秦岭过成都时，曾问成都当地哪种汤菜最实惠最有名，回答是：“原锅子汤。”问及用料，以肘子、猪心、整颗莲花白对。何炳棣请教闻先生，这种大的锅菜是否源自湖北？闻先生说很可能是，因为明末张献忠屠蜀后，江西人入湖北、湖南，两湖人实四川，把大锅汤菜传统带进四川，这是非常合理的推测。
学人的饮食、宴饮，也和常人不一样，笔者喜欢看这样在席间琐屑的谈资，人在放松的时刻，三五师友，天南地北地聊天，总会无意间流露出他们的才情和性情。
1944年9月15日晚，梅贻琦在家宴请联大的同事莫泮芹夫妇、陈梦家夫妇、冯友兰夫妇，王力夫妇、闻一多、吴宓、吴晗，这天晚上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因为患痢疾，未能陪坐。梅贻琦这次请客，是饯行宴，为陈梦家夫妇和吴宓送行。陈梦家和赵萝蕤要去美国留学，对于这个决定，其师闻一多并不赞成，认为这是抗战最关键的时刻，应该留在昆明，但去美国留学是陈梦家梦寐以求的事，有了机会，自然不能错过。吴宓休年假，要赴四川成都，因为好友陈寅恪在成都，任教燕京大学，吴宓去成都度年假，是想和陈寅恪朝夕相处；吴宓还有亲属在成都，也是他去成都的原因。这天晚上阴沉沉的，要下雨的样子，客人散去时，梅贻琦庆幸没有落雨，不然，他心有不安。由此可见，梅贻琦宅心仁厚，有儒家君子仁爱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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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吃鼠肉真相
易社强在《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写到潘光旦烹煮老鼠肉以飨宾客。这位美国汉学家在采访中获得的资料，可能被被访者添油加醋，演绎为故事：
潘光旦从来不会因为创造性的解决方法而不知所措。老鼠吃人们做的任何东西，而安然无恙，还有，当地的老鼠又肥又大，于是他开始张夹设笼捕捉，把它们吃掉，还把它们的皮像战利品一样挂在房间里。潘家的日常饮食一旦众所周知以后，被他邀请去吃饭的朋友都不免战战兢兢。
这样的描述与史实相差甚远，由于潘光旦鼠肉宴客的逸事被传得离谱。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撰文《关于潘光旦吃鼠肉的故事》披露事情真相。
1939年，潘光旦家住在昆明青莲街学士巷1号（翠湖东边，俗称的逼死坡之下）。从外地迁居昆明的人都感到当地的老鼠特别多，特别大。有的人家养猫，有的人家则设老鼠夹子捕鼠。潘乃穆文章写道：“一天我家的老鼠夹子夹到一只比较大的老鼠。我父亲生性不拘泥于常规，遇有机会，对新鲜事物有兴趣去尝试或探讨，在食物方面也是一样。这次他决定尝试一下吃鼠肉。”
听到潘家要吃捕捉到的这只老鼠，同院住的沈履、庄前鼎、赵世昌（均清华大学教职员）三家邻居反应都不积极，其中以庄前鼎教授夫人周撷清负面反应最强烈。她听说后惊呼起来，表示她绝对不要尝一口，逃回自己家去了。
潘光旦平时教育子女，吃饭不要挑剔，在饭桌上什么都得吃。孩子们对吃老鼠肉没有什么意见。潘乃穆文章说：“我的老保姆温闰珍平日煮饭烧菜，这次也毫无怨言。她处理了这只鼠，剥皮去内脏，收拾得很干净，切块红烧。我们全家人分而食之。我感觉和吃鸡肉、兔肉差不多，并无异味。吃过之后也没人因此害病。”
潘家只吃了这一次鼠肉，但传闻非常多。有一个版本这样描述：
1939年，潘光旦为了证实老鼠肉究竟是不能吃还是人们不愿意吃，说服家人做个试验。昆明的老鼠又肥又大，一次他捕杀了十几只，将肉洗净，用香油辣椒拌抄，请来客人共餐，先不说明，等客人吃了以后赞美时才揭秘。这件事经媒体曝光，一时震动了整个昆明。后来听说有位教授夫人因其吃了潘家老鼠肉，威胁要和他离婚，不知确否。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也提及这件事：“还有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其实潘光旦并不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好奇。”看来还是冯友兰了解潘光旦。
潘乃穆也在文章中辟谣：“至于有人说什么捕得硕鼠十多只、邀来研究心理学的同事和学生数人分享，为了学术研究、夫人勉为其难等等情节，就全属于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