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南楼、新从华北来昆明准备参加西南联大入学考试的外省同学，未受过空袭的“洗礼”。当敌机临空时，尚在楼上阳台张望，被炸身亡。
日寇的飞机空袭，使得联大学者的生活雪上加霜，联大师生饱尝流离失所之苦。我们从陈岱孙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住所几度被炸，几度搬迁：
我们在昆师、农校又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来，金岳霖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一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仁一起迁住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住包厢，稍加修缮，以为卧室。台下的池座，便成为我们的客厅和饭厅。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继侗先生、陈福田先生及我五个人合住在正对戏台的楼上正中大包厢。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戏台宿舍里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联大结束，不再受丧家之苦。
空袭不仅使他们寝住难安，更给他们的居住环境造成了不少麻烦，给他们居住增加了不适感。《吴宓日记》有不少记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兹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1940年10月23日）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窗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斋顶震破数方，檐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1941年1月29日）
4：00抵舍，则本舍仅萧蘧小室屋顶洞穿方寸之孔。一铁片落床上。宓室中尘土薄覆，窗纸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
我这间屋子虽不漏雨，那边（指联大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和岱孙的房里，已经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举的房里，湿了一大块地。……你看，我们这窗子是开敞的，对面板壁上轰炸震破的宽缝，用厚纸糊着的，纸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着窗口进来的过堂风，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陈省身先生已经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严密的堵起来，现在风雨一点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初到中国时，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蒋廷黻、金岳霖等人交往很深。1942年他再度来到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艰难生活所震惊。他在回忆录中说：“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裔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接下来他描述了这些活动房屋的情景：“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银洋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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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庙安家
战争是长期的，人们没有抱怨，没有倦怠，相反，西南联大的师生精神上都是昂扬的，坚守战时教育的岗位，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生物学家蔡希陶在黑龙潭的一所小房子里开设了植物研究所，从事云南植物种类研究。
光学专家严济慈率领北平物理研究所的员工在黑龙潭一座古庙里安了家，立即接受了当时军政部兵工署所需的仪器生产任务，为前线制造了五百架一千五百倍的显微镜、一千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用于稳定波频的水晶振荡器等多种军需用品。
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在一座潮湿的尼姑庵中，坚守他们创建的营造学社的工作，哪管空袭警报，哪管病体拖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团结同仁，坚持对古建筑的考察、测绘、研究，致力于学术，半年之内走访三十五个县，费正清称之为“献身科学的典范”。
梁再冰在《我的妈妈林徽因》文中回忆：“我们在麦地村住在一个尼姑庵中。庵里供着菩萨的大殿就是营造学社的画室。其侧室是刘致平先生的卧室。我们一家住在同这个大殿呈直角的一间半房子中。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住较大的一间，另外的半间（约六七平方米）被一分为二，后半部为外婆的卧室，前半部就是全家所在的起居室。”
1942年，美国外交官费正清到昆明看望清华大学的老朋友。他发现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全家住在秦家祠堂，“他（张奚若）睡在供满灵位的祠堂正殿里，殿外四周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幽###子。”费正清对自己的见闻感到无比震惊：“他们正在开展一场顽强的斗争，但是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你可以想象此种处境———绝望、贫穷、苦撑门面、相互支援以及行动的渐次削弱。”通货膨胀产生令人惊愕的反常现象，费正清说，把一支自来水笔送给一位中国教授，胜似送给他一年薪金。
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虽是“部聘教授”，过的却是“一室之中，同住人猪鸡狗；十天之内，历经春夏秋冬”的日子，常年一件粗布长袍、一双黑布鞋，简陋的床、衣箱、书桌，但他严谨治学，笔耕不辍，著名的《热工学》一书就是在跑警报期间完成的，他因其敬业爱岗精神被誉称“爱国公真陆放翁”。
社会学家陶云逵（后加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调查边疆社会，足迹遍全滇，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人类学，测量数千个个案体质，从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及地理环境的调查中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大量文献、文物、图片等，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被誉为西南边疆社会研究的拓荒者。在陶云逵影响下，“魁阁”成了一个研究边疆人文的社会学派。
费孝通先生在《物伤其类———哀云逵》中回忆，抗战时期，他和陶云逵等人同在位于云南呈贡魁阁的社会学工作站从事研究，常常因学术见解不同而论辩、切磋。“云逵住在龙街，我在古城，离魁阁都有一点路程，可是不论天雨泥泞，我们谁也没有缺席过。”由此可见，那一代学者在战时一刻都没有放松学术研究。
关于魁阁，还得从敌机轰炸昆明的文化区说起。陶云逵的陋室恰巧在炸弹旁边，炸起来的土把栖身之所变成了一个小土丘。陶云逵找费孝通，费家也被炸得面目全非。他们见面，轻松地说：“等了很久了，我们可以变一下了。”费孝通说，“感谢”敌机，如果没有这次轰炸，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室也不会搬到乡下。陶云逵把边疆人文研究室安置到他曾经住过的古庙中去，费孝通说“魁阁成了我们研究室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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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住所
1939年9月6日，朱自清和妻子陈竹隐去梨烟村看房子，在外语系教授吴达元家用丰盛的午餐。然后，朱陈夫妇访房东魏先生，他分给朱自清楼下三间房子，带一个厨房及一个女仆用的小房间。13日，朱自清将家搬到梨烟村。搬家共用了七个牛车和五个搬运工。
1940年夏至1941年夏，按西南联合大学规定的教师“轮休”制度，朱自清可以带薪离校休假一年。朱自清可以有一段完整的时间，从事早已酝酿成熟的对中国经典文献的学术研究。但昆明物价高得惊人，身为知名教授，亦难养家糊口。计议再三，终于决定迁家到夫人陈竹隐的故乡成都。1940年上学期，一放暑假，朱自清就离开了昆明，8月4日到达在四川成都租得的、夫人及孩子已搬至此处的家──成都市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内的旁院三间没有地板的小瓦房。
朱自清在成都休假这一年，编写了两本国文教学的教材。
叶圣陶说：“1940年夏天开始，我在四川教育科学馆担任专门委员。工作任务是推进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实在没有多大把握，除了各县去走走，参观国文教学的实际情况，跟国文教师随便谈谈，就只想到编辑一套《国文教学丛刊》。丛刊的目录拟了###种。其中两种是《精读指导举隅》跟《略读指导举隅》，预先没有征求佩弦的同意，就定下主意我跟佩弦两个人合作。因为1940年夏天到1941年夏天佩弦轮着休假，在成都家里住，可以逼着他做。去信说明之后，他居然一口答应下来，在我真是没法描摹的高兴。于是商量体例，挑选文篇跟书籍，分别认定谁担任什么，接着是彼此动手，把稿子交换着看，提出修正的意见，修正过后再交换着看：乐山跟成都之间每隔三四天就得通一回信。1941年春天，我搬到成都住，可是他家住在东门外，我家在西门外，相隔大概二十里地，会面不容易，还是靠通信的时候多。两本东西写完毕，现在记不起确切时日了，好像在那年暑假过后他回西南联大之后，写的分量几乎彼此各半，两篇‘前言’都是我写的，两篇‘例言’都是他写的。”
1941年4月30日，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办《文史教学》，朱自清、叶圣陶、顾颉刚、钱穆担任编委。
朱自清休假返回联大任教，仍然住在梨烟村，但妻与子留在成都。过了不久，朱自清由梨烟村迁居至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和几个同事一起，住清华大学单身宿舍。此时，朱自清已经辞去联大和清华大学的行政职务，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沈从文多次到朱自清的单身宿舍，在他的印象中，朱自清这位严谨而清寒的学者，缺食少衣，除参与联大和同事的活动，生活有点寂寞：“就在那么一种情形下，《毁灭》与《背影》作者，站在住处窗口边，没有散文没有诗，默默地过了六年。这种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荫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同住七个老同事记忆中，一定终生不易消失。”［1］沈从文《不毁灭的背影》
梁思成林徽因建房子
1938年1月中旬，林徽因经过三十九天的长途跋涉到达昆明，租居于翠湖边巡津街尽头的昆明前市长寓宅“止园”。梁思成的背脊椎关节炎硬化症复发，病倒约半年。
2月，林徽因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就读于“恩光小学”。后转进许地山办的“两广小学”。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描述家庭生活：“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吃的……”林徽因还给费慰梅描述了孩子们的情况：梁再冰常常带着一幅女孩子娴静的笑容，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期待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1939年秋天。梁思成林徽因迁居昆明郊外麦地村的“兴国庵”，庵里的尼姑已经走空了。由于兴国庵里入住了营造学社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同仁，房子非常紧张，梁思成一家三代，挤在一间半房子里。1940年5月林徽因迁居离麦地村两里的龙头镇龙头村，并在龙头村设计、监制了自己和钱端升两家比邻的住房。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介绍：
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里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东北8公里处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的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我们的房子有三个大一点的房间，一间原则上归我用的厨房和一间空着的用人（佣人）房，因为不能保证这几个月都能用上用人，尽管理论上我们还能请得起，但事实上超过了我们的支付能力（每月70美元左右）。
出乎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价钱。所以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我想这种表述方式大概是对的）。在建房的最后阶段事情变得有些滑稽，虽然也让人兴奋。所有在我们旁边也盖了类似房子的朋友（李济、钱端升），高兴地指出各自特别罗嗦之处。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至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为了能够迁入这个甚至不足以“避风雨”——这是中国的经典定义，你们想必听过思成的讲演的——屋顶之下，我们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住进这所新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颇有些美观和舒适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但看来除非有费慰梅和费正清来访，它总也不能算完满。因为它要求有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
不久，金岳霖又在龙头村建房与梁思成林徽因比邻。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中说：“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果然，刚刚安居了几个月，###的调令来了。中国营造学社再次随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迁到四川。11月29日，梁思成一家和中国营造学社，不得不告别昆明的大批朋友，搬到一个远离大城市、环境完全陌生的小镇——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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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的“龙虫并雕斋”
在昆明受到的战争直接威胁是空袭，从1938年9月开始，日军的飞机轰炸昆明。对于联大师生而言，最危险的事情是，西南联大成为日寇轰炸的目标。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侵占香港、越南、缅甸，原来是大后方的昆明成为前方。不过，由于美国卷入二战，成为同盟国，美军的空军飞虎队驻扎昆明，和来犯敌机空中作战，日军的空袭渐渐消失了。
日军刚开空袭时，有些人过分夸大空袭的危险，说像昆明这样大的城，用五百磅的炸弹，四角各扔一个，这座城就全完了。冯友兰回忆，于是人们就开始考虑到选择居住的地方，要分散，不要集中，要远离军事目标。人们就开始向城外迁移，用当时的话说，叫“疏散”。
1940年秋，昆明城常遭敌机空袭，联大的教授都搬到郊区租农民的房子住。王力休假从越南回来，近郊的民房都被租完了，他只好到东北郊龙泉镇龙头村租一间民房。这是一间很矮小的破房子。当地农民习惯人畜同居，小小的房子分为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关猪牛。这房子的主人搬了家，房子空了，楼上楼下的面积算起来还不到20平方米。楼下是关牲畜的，又脏又臭，四壁发黄，斑斑驳驳。王力觉得在这战争时期，有个安身之所就行。他稍事修葺，买点石灰粉刷了一下，就搬进来，住下了。房子的门低得能碰头，屋顶的瓦片能见日光，雨天漏雨，冬天透风。门外猪牛粪遍地，臭气熏人。王力和妻子夏蔚霞刚开始很不适应，时间长了，安之若素。王力在大门两边贴了副春联：“闲招白云鹤千里，静读黄庭香一炉。”他进门时，总爱念一遍字迹漫漶的春联，道一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聊以自慰。
龙头村离昆明十多公里。王力每周要到联大上一次课。他每逢进城那天，就提个书袋，穿上夫人给他做的布鞋，徒步上路。一般是当天进城，第二天早晨上课，下午转回龙头村。
1941年1月，王力的儿子王辑国就出生在这个小房子里。宗璞在回忆其父冯友兰的文章中提到这件事：“王力夫人的头生儿子，是母亲（任载坤）接生的。王夫人夏蔚霞告诉我，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她要临产，差人去请冯太太，冯先生也来了。后来是母亲抱着她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落地。”
王力教授写过一篇名叫“灯”的小品文。疏散到乡下，告别了电灯，点起了煤油灯。后来因为煤油太贵了，买不起，于是又改点菜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