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绩的《联大生活追忆》一文，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联大学生进茶馆读书的情形：
西仓坡下有个翠湖公园，离新校舍不远，不收门票，游人不多，坐在凉亭里读书确实不坏。园里有一茶馆，饮茶的桌凳就放在湖堤旁边，桌子上常放着两碟花生瓜子，数量少而价钱很贵。不过，坐在桌旁不泡茶，不吃花生瓜子，看看书做做作业，倒也不要紧。
昆明的电力超载很多，后来实行分区轮流停电，轮到拓东路停电，工学院的学生吃过晚饭，赶紧挟起书包往外跑，去寻找有电的地区的茶馆。四人占一张茶桌，一人一杯清茶，打开书包做起作业来。平时觉得昆明的茶馆不少，但这时却又感到太少。有时跑了大半个昆明城也难找到一席之地。茶馆老板看到学生占茶桌很是头疼，因为学生一坐下来，不到关门是不会走的。一宵生意就这几个学生主顾了。当年的茶馆老板总算还能体谅我们这些穷学生，他们无可奈何，只是不再提壶来给你冲水罢了。不冲开水倒也不在乎，反正茶客之意不在水，而在借电灯之一缕微微光也。
“买一杯最便宜的普洱茶只要五分钱，而且有煤气灯照明，最重要的是可以占着位子坐一个晚上，读书写字十分清静。”当时的学生周锦荪说，“校园内没有供应饮水的设施，去茶馆还可顺带解决口渴问题。”茶馆的大部分老板都能理解流浪学子的苦处，有些茶馆甚至针对学生，专门提供了“喝白开水只收费三分钱”的服务。
师生都爱泡茶馆（2）
联大学生泡茶馆读书、复习。“到了考试时，图书馆经常要很早就去占位子，后来者就每每向隅，茶馆里的生意自然就更兴隆了。”
读完书，温习完功课，娱乐就在茶馆，在茶馆聊天，打桥牌，或者下棋。
玩桥牌是最普通的娱乐，就只有茶馆里最适宜了。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泡上几杯茶，一包花生米，任你高兴的时候吵闹，牌坏的时候叫倒霉，都没有人来管你。有客人来要招待或是几个熟朋友要聊聊天，也只有在茶馆里，上至国家大事，下至教授们的怪脾气，学校里前几年的轶闻琐事，某个女同学又如何，你都能在茶馆里不劳而获。
许多同学经常坐在里边泡杯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等。自由自在，舒畅随意，没有什么拘束；也可以在那里面跟老师们辩论什么，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我们经常也在宿舍里或者在教室里就某件事，某个人，某本书，某个观点展开热烈的辩论，争个不休）。［1］［1］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
联大学生泡茶馆，还把这一风气带到联大四川叙永分校。叙永分校缺少图书馆和阅览室这些基础设施，茶馆仍是学生读书的地方。四川的茶馆有个规矩，茶客临时走开，只要把茶杯的盖子斜扣在茶杯上，茶座就被保留下来，回来可再继续喝茶。学生们就这样花一杯茶的钱，坐上一整天。有时有的学生连茶钱也付不起，就只得来碗“玻璃”（即白开水），用它来占座位，那就会变成不受欢迎的茶客了。大多数的学生宁愿选择城中的一座小公园或河滩空地作为他们温习功课和切磋学问的场所。
和学生相比，联大的教授泡茶馆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赵瑞蕻在《离乱弦歌忆旧游》书中回忆：“街上也有几家咖啡店，我记得昆师门口有一家‘雅座’；北门街上那个店叫做咖啡之家更神气点。我记得燕卜荪先生喜欢独自坐在那儿，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书。”师生聊天的场所不限于茶馆，刚走出小茶馆，又在小吃摊相逢。师生们多半是走进一个小食店，随意吃碗“过桥米线”或者饵块（一种籼米做的白色糕，切成一片片的，配上佐料），那也是大家时常见面聊天的场所。
泡茶馆泡久了上瘾。汪曾祺的《泡茶馆》文中写到了一个“泡茶馆的冠军”。这个同学姓陆，一怪人，还是研究生，曾经徒步旅行半个中国。“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这个陆同学，和今天泡网吧玩网络游戏的大学生相似，同样的痴迷，当年的陆同学是读书，今天的大学生是游戏，沉迷不知归途。
汪曾祺的记忆中，还有一个“茶仙”——有一姓朱的，也是研究生。他爱到处溜，腿累了就走进一家茶馆，坐下喝一气茶。昆明的茶馆他都喝遍了。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馆，并且知道附近哪是公共厕所，喝足了茶可以小便，不致被尿憋死。
人分三六九等，茶馆也有大小之分。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
李政道把昆明的茶馆比作巴黎的咖啡馆，是文人雅集之处，也是激发创作的地方。联大学生在茶馆写论文和读书报告，而汪曾祺在茶馆写过小说，答过考卷。有一次，汪曾祺于茶馆西墙上发现了一首诗，一首真正的诗：记得旧时好，跟随爹爹去吃茶。门前磨螺壳，巷口弄泥沙。
是用墨笔题写在墙上的。有点类似古诗人，题诗于壁。这使汪曾祺大为惊异，他纳闷，这是什么人写的呢？
大茶馆有文艺演出，多是民间曲艺，有时唱围鼓，吸引茶客，这叫“吃围鼓茶”。茶馆里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有，汪曾祺泡茶馆，丰富了人生阅历，在茶馆读世阅人，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基础。没有泡茶馆的经历，恐怕不会写出汪氏独特的小说，也不会有《沙家浜》“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这样脍炙人口的唱段。
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汪曾祺总结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第二，茶馆出人才。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汪曾祺还有一首诗，回忆当年泡茶馆的时光：水厄囊空亦可赊枯肠三碗嗑葵花。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束光阴付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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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施蛰存淘古董
当年昆明有一条佛（福）照街，夜幕降临自成夜市，大约摆有五六十个旧货地摊，每一个地摊上都点一盏电石灯，绿色的火焰照着地面一二尺，施蛰存说，远看好像在开盂兰盆会，点地藏香。这些摊主都是拾荒收旧者流，摊上的货物，大多是家用器物，有五金、电料、零件、衣服和日用品之类，一般不会引起联大学者的兴趣，往往看一眼就走过，但偶然也会有意外发现。
沈从文初到昆明时，常和当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施蛰存逛夜市，淘古董，在电石灯的绿光里晃动着他们的身影。1939年1月，由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合并的国立艺专迁到昆明，国立艺专校长滕固、雕塑家江小鹣，也经常逛福照街夜市的古董摊。几个古董摊子都是古籍旧书、文房用品、古瓷玉饰、漆器绣品，还有象牙、琥珀、玛瑙或大理石的雕件，外省来的人都拥挤在这样的摊子前，使摊主索价日益见涨。
有一段时间，沈从文收得最多的是一种缅甸漆器，叫缅盒。有一次，沈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他对施蛰存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沈很高兴地花一元中央币买了下来。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文中说：“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1942年，沈从文在致施蛰存的信中说：“（缅盒）已经买到大大小小十多个了。瓷器也收了不少，八骏图又收到二只。”
沈从文买来的小件古董，并不独赏，常和朋友、学生一起分享。看到朋友喜欢时，沈从文就慷慨地送人。
沈从文淘古董，有时动员他的妻妹张充和一起去。当时张充和的工作是专职编教科书，这项工作由杨振声负责，沈从文是总编辑并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兼做注解。张充和对古董不大感兴趣，她知道“沈二哥”拉她一起去的目的，一是回家合谋谎报古董的价格，以免姐姐张兆和生气；二是张充和逛的高兴了，可以大方地掏钱代他买下。张充和回忆联大复校回北平后，沈从文和朱光潜相约一起去买古董，并谎报价格“骗”老婆。
文人爱书，尽管手头拮据，却又爱光顾旧书店。沈从文除了淘古董，也买旧书。1945年10月5日，沈从文购得中华书局1936年版《漆器考》。他在此书上批注，“从枪声盈耳中购来”，“书过于简率不合用。多错误，少材料。”
施蛰存在昆明夜市买过两方古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是沈从文劝他买下，花了四元中央币。后来，施送给了林同济的美国籍夫人，她用来做茶几垫子。施蛰存也热衷于搜寻缅刀和缅盒，因为他早先在清人诗集以及笔记里读到，云南人在缅甸经商一般都要带回缅刀送男子、缅盒赠妇女。施还买过一个有三格的小缅盒，朱漆细花，与江南古墓中出土的六朝奁具相仿。
1940年3月，施蛰存离开了昆明。福照街，这一联大学者淘古董的好去处，也没有逃脱被日寇轰炸的命运。1941年2月3日沈从文自昆明复函施氏，还提及福照街，其中写道：“金碧路毁去三分之一，小东门、平政街、螺峰街尾各毁去一部分，正义路上半段炸毁约二三十铺面，佛照街损失相差不多。文化巷大半毁去，钱局街情形约同。文林街近大西门一段毁去，云大、联大各毁一部分。”
1988年，沈从文遽归道山，施蛰存闻讯连夜写了一幅挽联，托老友包谦六先生书好，寄给张兆和女士，以示哀情。挽联曰：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滇云浦雨，平生交谊仰文华。“滇云”指两人在昆明的交游。施蛰存写这挽联时，会想起两人一起淘古董的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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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喜欢收藏旧兵器
在抗战前的北平，多数学者爱收藏。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史家张子高喜欢收藏古墨，是著名的古墨收藏家、鉴定家。他一生写了许多古墨研究和考证文章，他同叶恭绰、张綗伯、尹润生三位收藏家合编了《四家藏墨图录》一书。清华大学教授、美术史家邓以蜇（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之子、两弹元勋邓稼先之父）喜欢收藏字画，曾对故宫博物院的字画作鉴定。这两位先生的收藏方向，受职业影响。杨振声喜欢买字画，沈从文喜欢淘古董，则纯粹是个人的精神趣味。
搜集旧书几乎是治文史学者共同的癖好，钱穆、张荫麟、吴晗在北平都收藏了数目可观的古籍和史书。有一个小故事，令人莞尔，可以看出那时学者搜旧书的癖好。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两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蒋随即转回去想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后赶回去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北大经济学教授赵迺抟，在联大讲授“经济思想史”。虽然是留美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但是，赵迺抟却仍然是中国人的作风和装束。他褪色的蓝布长衫有一半被长髯遮住。他经常即兴赋诗解释自己的观点，兴味盎然地引用中国诗文，煞费苦心地用中国术语解释西方商业周期。赵迺抟能够信手拈来古诗，和他喜欢旧诗有关。
赵迺抟以藏书丰富自傲，收藏线装书已到很高的境界。他曾讲一个故事：某教授在美读书时，买到一本最近出版的旧书，颇为自得，他用打油诗来嘲笑他的无知，诗曰：“翁仲如何作仲翁，皆缘书读欠夫功，马金堂玉应难到，只好苏姑作判通。”盖苏州曾有一通判，看见坟前翁仲说成仲翁也。
冯友兰的爱好是收藏旧兵器，有点出人意料。联大时期的冯友兰戴眼镜，着长衫，留长髯，说话急的时候有点结巴。做事情“不着急”的哲学家，授课之余，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舞刀弄枪。
冯友兰为何有这样一个独特的爱好？他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在战前的北平，冯友兰喜欢逛古董铺，“我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巷，叫弓箭大院，是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冯友兰在那里收罗了上百支的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
昆明有一条文明街，街上有个摆旧货地摊的夜市。冯友兰经常去那里逛，有时买旧兵器。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回忆起父亲在昆明的生活，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文中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冯钟辽的文章也提到了冯友兰藏旧兵器展：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这个数目不小，想来是他几十年收藏积累下来的。昆明时期，冯友兰在古董摊上淘旧兵器，在书房玩赏刀剑，让人想起“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之句。或许，在联大学者的精神深处，都有辛弃疾式的梦想，“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在国难方殷之时，文人有陆游式的 “佩剑情结”，这也是中国诗词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