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病逝。
傅斯年压翻了车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奉命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租赁云南大学隔壁的青云街靛花巷三号，这栋楼房临近翠湖。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史学大师陈寅恪都在这里居住过。此外，联大国文系主任罗常培，总务长郑天挺等人也曾在此留住。
1938年夏天，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携妻带子来到昆明，与史语所同人相会于昆明靛花巷三号。随着日军空袭昆明，傅斯年和史语所疏散到龙泉镇龙头村。
史语所搬迁，主要就是傅斯年视为珍宝的21万册藏书。山高水险，行程万里，傅斯年亲自选择路径，并指定由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护送。那廉君的回忆文章，提到傅斯年在昆明生活的场景：
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和长沙人力车夫的斯文慢步，正好相反，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近逼死坡（就在翠湖边，是南明时代遗迹，今仍有“永历帝殉难处”碑记），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有一则有趣的逸事。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
叼着烟斗的傅斯年（2）
“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
1938年9月28日，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昆明后，驻昆的研究机关疏散到郊外。史语所的石璋如因考察过龙泉镇瓦窑村的陶瓷烧制情况，认识了棕皮营村的赵崇义村长，看到他家附近有一座佛寺，响应寺，寺内有相当大的一个空院，背靠宝台山，面对金汁河，环境清幽。傅斯年实地查看后，史语所全部搬迁到响应寺。由于办公场所拥挤，宝台山上还有两座佛寺，于是，史语所图书馆和部分科研小组，租用两个寺庙。这是一段安静的日子，虽然头顶有敌机飞过，但不必跑警报了。傅斯年在宝台山上的弥陀寺的“观音殿”（善本图书室）内校勘《明实录》，读书，写学术论著。［1］［1］陈立言《傅斯年在昆明》
傅斯年租用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家的地自建房子，打算长住，等待抗战胜利。然而，1940年冬，史语所迁到四川南溪李庄镇，傅斯年离开了昆明。
傅斯年离昆后，他建的房子由古琴专家查阜西继住。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在棕皮营附近的寺庙安营扎寨期间，金克木访问过他。1939年，金克木获得一个机会到湖南大学教法文。暑假期间，他到昆明拜访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罗给金一张名片，介绍金去见在昆明乡间的傅斯年。
金克木回忆说，“傅胖子”叼着烟斗出来见我时没端架子，也不问来意。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
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一间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小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开门见山，没说几句，傅斯年说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金克木打断他的话，提出一位教授。傅斯年叭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这时，金克木发现烟斗里装的是云南烟叶碎片，不是外国烟丝，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烟，不冒烟。
“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傅斯年鼓励金克木学习希腊文，并送给金克木一本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纪》。“他说到拉丁文，还是劝我学希腊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绝，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1］［1］金克木，《倒读历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傅斯年和蒋梦麟吵架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蒋梦麟在美国考察教育。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想拉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夫人陶曾谷的鼓动下，欣然同意，但并不辞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一职。这个消息由北###学院院长周炳琳带回昆明，蒋此举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满。北大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郑天挺说：“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蒋梦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又说：“梦麟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无遗矣！”
叼着烟斗的傅斯年（3）
西南联大的教授为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不党不官，所以才有郑天挺之语。有“傅大炮”之称的傅斯年脾气火暴，言语耿直，以抨击国民党贪污腐败而闻名。傅斯年对蒋梦麟此举会有何反应，我们先来看看他的非常之举。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在重庆的傅斯年对老朋友蒋梦麟出任秘书长一事颇为气愤，曾面陈蒋应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据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孟邻（蒋梦麟号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7月8日，蒋梦麟给郑天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其中道：“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两人友好如初。［1］［1］郑嗣仁《郑天挺与北京大学》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
10月27日下午四时，梅贻琦召集联大教授会举办茶叙，欢迎傅斯年到联大任职。3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职，并担任西南联大常委。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冯友兰教授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几句话把联大作为民主堡垒的特点作了精确的表述。“一二·一运动”成就了联大“民主堡垒”之美誉，将联大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1945年末，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心，爱国学生掀起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1945年12月1日，50多名国民党军人和便衣特务闯进校园，向学生大打出手。中###员学生潘琰带领同学们与之抗争，凶恶的敌人竟将两颗手榴弹投向人群。潘琰胸部中弹牺牲，与潘琰一起壮烈牺牲的还有于再、李鲁连和张华昌。惨案发生后，西南联大师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活动。这就是历史上的“一二·一运动”。“一二·一”惨案是昆明国民党军政首脑李宗黄、关麟征有预谋、有计划挑起的，愤怒的闻一多痛斥国民党是“白色恐怖”！
“一二·一”惨案使联大教授的政治立场分化，“左派”、“右派”、“中间派”泾渭分明，在处理###时，联大教授的态度是当时时局的缩影。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一下飞机，见到关麟征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但傅斯年毕竟是站在国民党当局的立场上来处理###，在1945年12月17日的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面对面发生冲突。当局要求复课，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才能复课。傅斯年要求学生限期复课，闻一多反对。据张奚若两天后对《罢委会通讯》记者讲，争执中“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１］［1］《闻一多年谱长编》
傅斯年从重庆带来消息，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２］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这次虽然同情遇难学生，但完全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当年闻一多非常反对学生罢课闹###，这一次，完全支持学生罢课。这种转变，显然符合历史的逻辑。［2］《三松堂自序》
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双方都做了妥协。
梅贻琦在教授会上一言不发，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对闻一多的评价，称其为“理想革命家”。在处理“一二·一”惨案引发的###问题上，可以想见梅贻琦内心的压力，傅斯年和梅贻琦曾提出一起辞职，亦有部分教授随之请辞。
1946年3月17日，在经过停灵复课后长达两个多月的反复斗争下，昆明###决定为“一二·一”牺牲的烈士出殡，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担任了公祭典礼的主祭人。昆明的学生、市民3万多人，参加了出殡游行。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1）
杨振声在北大求学时和傅斯年、罗家伦一起创办《新潮》；五四运动中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1925年出版小说《玉君》；1928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青岛大学校长；20世纪30年代主编中小学教科书；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执教联大中文系，推动新文学的教学；联大结束后北上接管北大。杨振声在近代文学史和高等教育史上都应留下一笔。然而，他却是被遗忘的。
杨振声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擅饮酒。他在字画鉴定和欣赏方面，可称专家。居北平时，他爱逛古董店铺，喜欢收藏字画，每有新的收藏，常常约请邓以蛰、胡适、朱自清等朋友一起欣赏。曾和张伯驹等人结社，一起作诗钟。杨振声学养深厚，举止文雅。梁实秋这样评价他：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杨振声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我们不妨从其学生的回忆中摘取几段，感受教授当年。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正式上课。临大中文系学生孙昌熙是山东人，得到杨振声的关怀：“先生在公务丛胜中，在山东形势吃紧，鲁籍学生惶惶不安的时候，不忘照料他们。爱乡才能爱国，卫国就是保家，培养人才，储备力量，收复失地，我体会这大概就是当时先生的心情。”一些因有困难而影响读书的山东学生，或是为了谈谈形势的学生常去找杨振声。孙昌熙在这种情形下见到了杨先生。“时已冬令，先生已穿长棉袍，愈显高大，而风度潇洒。前发稍稀，长方形脸上，目光炯炯，高鼻梁，口含一只大烟斗，多听，多思考，不多讲话，然而即之也温。笑起来极为爽朗，是位典型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随后，孙昌熙在与杨先生的不断接触中，逐步感受到他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先生在娓娓而谈中，多幽默风采，使人如坐春风。他也月旦人物，但不露锋，让你自己去思索：如对某国画家的作品，只说他在国内开画展时，展出的是西洋画，而在外国则展出中国画。先生有资格评论的。先生的艺术素养极深，书法韵味高妙……”
陈平原教授认为，“支撑着西南联大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是杨振声先生”。西南联大时期，中国文学系要不要开设“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课程，依然是个很大的挑战。联大校园里，新文学家不少，个人创作没问题，作为课程讲授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是早已声名远扬的新诗人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也都对此不感兴趣；真正推动西南联大的现代文学教学的，还是杨振声先生。
从《国立西南联大校史》中可得知，杨振声先后任西南联大主任秘书、叙永分校主任等重要行政职务，还主编了大一国文。“（联大）中文系对大一国文课是十分重视的，系里成立《大一国文》委员会，请杨振声主持。”选杨振声来做这项工作，可能是考虑到他具备的两种优势：一方面他是对新文学有影响力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在30年代就开始领导###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 。。
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2）
这册西南联大所有学生必修的《大一国文》课本包含文言文15篇，语体文11篇，古典诗词44首。反映新文###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被引进了这本大学国文教材。这一做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把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地区自“五四”以后重视白话文的传统带到比较封闭保守的西南，同时给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以巨大打击。
多年之后，汪曾祺回忆当时读《大一国文》，认为是一本“京派国文”。他在谈联大大一国文的特点时，写道：
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