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多才下课”。这个回忆的细节有误，刘文典抽烟卷，不是烟袋，也不是烟斗。有一张刘文典的照片显示他手夹香烟，一个人的抽烟方式是多年的习惯，不大容易改的。比如，潘光旦就是口含烟斗。《知堂回忆录》中，周作人的记忆，也证实了笔者的判断：“（刘叔雅）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在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课堂）以前始弃之。”周作人的记忆，还传达了这样一个细节，刘文典在课堂上是不吸烟的。
刘文典讲“《文选》选读”，有一次，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到星期三，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融融月光之下，学生聆听刘文典像行吟诗人一样朗诵谢庄的《月赋》：“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刘文典每朗诵一句，即引经据典讲解，学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
无独有偶，吴宓也曾把课堂搬到月光底下。1940年10月15日，也就是联大刚刚遭到轰炸后两天，晚上7至9点，在新校舍大图书馆外，吴宓与同学们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课。《吴宓日记》中记道：“到者五六学生，宓由避警报而讲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学对于生死问题之训示。大率皆主自修以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谈。”由战争、时局作讲课的引子和前奏，盖当时吸引学生的一种讲授方法也。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以狂狷、孤傲闻名，他的狂当然是建立在他的才华和学问之上。刘文典是古籍校勘大家，国学博大精深。他选定古籍校勘和注疏学的研究，而研究的重点放在子部，在诸子著作中他又先从《淮南子》突破。192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近现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胡适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国故整理也。淮南五书，折衷周秦诸子？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也。”继《淮南鸿烈集解》后，刘文典发奋不止，又继续进行《庄子》和《说苑》等书的校勘工作。1939年，他的《庄子补正》（十卷本）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得以出版。陈寅恪在《庄子补正》的序中写道：“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医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
也许有这样雄厚的学术资本，刘文典有睥睨一切的自信：“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余半个是冯友兰。”
狂人刘文典也以“二云居士”闻名，他爱食云南烟土和云南火腿。遗憾的是，他最终因贪食烟土离校未归被西南联大解聘。
1943年刘文典应普洱大豪绅、盐商张孟希之邀，为其母撰墓志，张孟希赠他“云土”50两。他的普洱之行遭到了联大同事的非议，认为他不堪为人师表。闻一多强烈反对，坚决不再聘请。即使刘文典收到了聘书，也要收回。刘文典普洱之行，的确有缺衣少食的因素；刘文典贪食鸦片，借此缓解、麻痹丧子之痛，也情有可原。梅贻琦延迟回复刘文典的信中说：“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刘文典的普洱之行，他辩解“自问实无大过”，但犯了联大学者的大忌。联大学者精神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联大学者的精神特征。
据闻黎明的研究，刘文典的普洱之行，还有一层连刘本人都不曾知晓的隐情。“谁也没有想到，促成刘文典普洱之行的，竟然是皖南事变后疏散到那里的西南联大地下党员和进步骨干。而刘文典的到达，也起到客观掩护这批学生的作用。”
刘文典被联大解聘后，在陈寅恪、吴宓的推荐下，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执教云南大学。1946年5月4日，联大解散北返，刘文典仍在云南大学，终老昆明。
闻一多讲古诗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诗经”和“唐诗”最受学生欢迎。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诗人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如果说朱自清沉静似水，闻一多则热烈如火。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吸引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他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后来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没有学分。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意味。让我们看到他作为民主斗士金刚怒目的另外一面。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唐诗中有这样空灵唯美的诗意，有人生幻灭的虚无感，更重要的是，唐诗中的人间疾苦更能引起闻一多的感触。闻一多经常跟李凌和他的同学们说起这样的事情，说完以后就讲唐诗，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愤怒地说：“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国的事还是这样悲惨，比那时候还不如？”李凌和他们同学还因此有这样一个作业“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令李凌记忆深刻。
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汪曾祺代作）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一多激赏。
闻一多的课程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其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分析精辟；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人格魅力，疾恶如仇，诗人和斗士的双重身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轻学子。闻一多在思想转变之前，还有浓厚的名士派头。他在清华大学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
闻一多家书中的柔情
1938年1月，闻一多接到时在汉口任国民党政府###次长的顾毓琇的邀请，邀请他到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这个机构是作为最高当局的咨询机构。闻一多拒绝，他不愿做官，也不愿离开清华。在这个问题上，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和他不一致，她要求丈夫做官，在汉口并能照顾家。闻一多离开家时，心情不愉快。2月，当局已经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2月15日，闻一多写了一封家书，信中写道：“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连以前打算离校，或已经离校的，现在也回来一起去了。”
在这封信中，闻一多提到自己离开家时的情形，那种别妻离子的愁肠百转，今天读来仍令人动容：“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孩子）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他们第二天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一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这封家书中，我们看到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柔情。
1944年，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活越来越差，简直到了饥饿线上，如何解决八口人的衣食，成了闻一多教授焦虑的问题。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发起卖文售字，闻一多成了其中一员。
昆明接近象牙产区，欣赏和收藏牙章当时颇为盛行。有几位老朋友知道闻一多擅长篆刻，出了个主意，鼓励他公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不致影响教研工作，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文曰：
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姜寅清唐兰沈从文同启
闻一多治印的润资，明码标出，刚开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托青云街、正义路几家笔店收转。《润例》贴出后，昆明城为之轰动，来求其刻印者络绎不绝。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清高的传统，向以谈钱财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闻一多在困境中不得不挂牌治印谋生活所需，其内心想必是痛苦的。曾有一次，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的一句话，想来其中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闻一多通过治印，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1946年2月，闻一多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弟之经济情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闻一多的家书片段，说的是家事，但和国事紧密相连，实在是时局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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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清家书的温馨絮语（1）
由于战争，交通阻隔，有时一封家书要走好几个月，才能到家人手中，可谓“烽火连三月，家书值万金”。收到千里之外的家书，自然是惊喜的。笔者查阅到几封浦江清写给远在上海的妻子张企罗和孩子的家信，将联大教授的动态、清华同仁的生活细节，个人的饮食起居，统统写入家书，当然，少不了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和牵挂。
浦江清的家书，和他的日记一样，传达出那一代学人的家国情怀。浦江清的女儿浦汉明说：“现在，重读他们当年互诉衷肠的两地书时，我感到了家书重抵万金的沉甸甸的分量。那渗透于字里行间的绵绵情思，令我感同身受。他们与民族同命运共呼吸，怀着忧国忧民之心，竭力贡献着自己一点绵薄的力量。”
浦江清写于1943年1月9日的一封家书，非常细致地描述联大教授的经济状况：
我们这里（物价）也在高山尖儿上，在内地推为第一。公米到八百元一石。我们的薪津是原薪加生活津贴若干，再加米一石（折价），每月大约有千六、七百元。但是一个人用度，每月超了千元。省则也要千元。接下来浦江清用琐碎之笔墨，向妻子汇报昆明的物价，以及他的饮食：
三五牌纸烟在小摊上可得，白锡包等极不稀奇。价钱呢，我所知道的宝剑牌十支装廿元，金字塔廿支装四十元。联大教授们抽本地纸烟，每包二元五角，其劣可知。点心则糕饼平均价四元一个。花生米是两元一两。桔子很好，是廿元一斤。馄饨每客十元。上海汤米团每客八元，四个。除粽子不见外，此地吃的东西，可说是样样都有。但是我们不能享受，在城中不免见了口馋，所以用钱便费，到乡下便一切断念。
尽管物价上涨得厉害，但在饮食上还想吃得有滋味、有营养：
我们在乡下及城里的包饭是每月五、六百元，城里好些，每顿有肉，牛肉每斤十七元，比猪肉便宜一半，所以常吃红烧牛肉。乡下则每隔二天，有时候隔一天，吃一次肉。素菜有红萝卜、洋芋、白菜、菠菜等，营养价值并不坏。不过乡下的佣人，本非厨子，是本地人，不能做菜，又很刚愎，不叫人指导，所以菜不入味。尤其是多放茴香、花椒、辣椒这类，即素菜中亦放入内，说过好几次，都不听。烧木柴费极，我们六七个人一桌饭，每个人要摊到一百廿元的柴费，此地还在乡下，多出木柴的。我除一天三顿饭外，每天早上吃一个或两个煮鸡蛋（每个一元五角），每晚###点钟吃烤白薯一只（约二元），水果不能常吃，花生米则买生的自己炒，便宜不少。在营养上可以的。
浦江清信中提到的“乡下”，是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离龙泉镇有半里之遥。龙泉镇上，有各色小店，也有邮局。也有公共汽车通昆明，每人票价十八元，“我们如不带重东西，不去请教他的”。附近住着的，有冯友兰、陈梦家、余冠英等，在街子天（赶集日）即可在镇上遇到。浦江清和朱自清等未带家眷的单身教授，住在清华文科研究所租的大院里。每星期进城一次，在城里住两三天，上完课，就住在这里。 txt小说上传分享
浦江清家书的温馨絮语（2）
和昆明的其他阶层相比，联大教授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处在底层：“教授阶级甚穷，至于在此经商者，大商人不说，例如许骏斋有同乡四人在此开一小吃店，每人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