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我觉得你的这些成功记录还是有一个共同点：你们做的与别人的都有些不一样，实际上一直是通过创新而取胜。是这样吗？
何：你说得对。以前做研究的时候，我对自己有个起码的要求，就是不能因循，不能人云亦云。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自然，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后来做企业，有一个尝试的过程，不断进入新的行道。在这些行道里，我们作为新来者，没有入行多年的积淀，凭什么去和别人比？只有去创新。可以说每涉足一个新行道，我们都是外行。当外行也有外行的优势，就是脑袋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可以给那个行业带去新的东西。我一直认为，要做一件事，就要尽量争取做到一流。但要做到一流，创新就是一个必要条件。
海：创新也是有风险的，但是你好像一直能够成功地化解，这又是靠的什么呢？
何：不错，从策略上讲，安全的做法是跟随而不是创新，所以追求创新的实际上总是少数。我们的创新一直比较成功，有自己的因素，也有环境的原因。从自身这方面，是具备创新的能力，也能审时度势。从环境上来看，我们一直在进入一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的行业，也就容易形成一种比较优势。做书，我们面对的老一辈书商其实没有很强的专业素质，而是把书当成普通货物来做；做茶坊、酒吧，正处于这些行业发展的早期；做餐饮，则处在行业的转折期。我们介入这些行业的时间点上，客观环境和我们的思维特征也正好合拍。所以机会和风险并存的时候，我们抓住了机会。
海：创新是大家都希望做到的，而你好像总能做到，你认为是因为自己特别聪明特别活跃，还是其中也有规律可循呢？
何：当然是有规律的。我不是那种思维特别跳跃的人，相反，我觉得自己是更能够沉下心来做透一件事情的人。虽然你看到一系列的创新过程，但其中也有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文化。从参加工作研究川剧开始，我就一直和文化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一直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变化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东九时区、红番部落是做文化，巴国布衣也是做文化，一系列品牌就是文化的载体。后来做川江号子、布衣客栈，同样是做文化这个思路的延伸。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这些品牌的文化内涵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巴国布衣，最初塑造的是川东文化主题，随着巴国布衣在全国的发展，这个主题的内涵就逐渐扩展到四川文化；而面对市场国际化的环境，这个主题又将往中国文化这个概念上扩展。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7）
海：时代的发展同你的创新和发展似乎一直合拍，你觉得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主动的把握和适应？
何：也许有幸运的因素吧，但从我们自身来说，一直是试图去把握这种时代节奏。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我们做一个粗略的划分，头一个十年，可以说是勇敢者的时代，那个时候能下定决心去做事，几乎就等同于成功；第二个十年，也可以说是点子时代吧，只要有新创意、新点子，就能够抓住机会；第三个十年，企业界更规范了，这是一个要求内力、要求系统能力的时代。我认为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在作合适的选择。最早的阶段，能够抛弃铁饭碗；后来，能够不断地做新项目；在巴国布衣创立的时候，整个企业界开始进入规范，我们也开始做系统深入的创新，这个阶段，我理解的创新，就是做行业的标准。看得到摸得着的新点子，是很容易实现的，但系统的创新困难就会大很多。巴国布衣不仅是塑造一个新主题，也是在塑造一个新的企业形态，这就会打破很多老框框。比如筹建巴国布衣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厨师长刘明友拿出了三次菜谱，都被否掉了。我当时跟他讲，要按照另外的思路来做。刘厨是个性情很平和的人，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按照我的要求做出了新菜品，这些菜品对传统原则是颠覆性的。菜是做出来了，但刘厨对我说，要是我的老师知道我这样做菜，是要骂的。我就说，为什么你要拿人家的尺子来比自己呢？你就做一套新规矩，然后做到最好，你就是大师。现在刘厨就是中国烹饪界的大师。做企业，最深层最重要也最困难的，是制度创新。巴国布衣当时建立企业的方式，打破了不少行规，很多业内人士是强烈反对的。但现在，新的经营模式几乎在餐饮业中通行，说明我们对新标准的塑造是成功的。
海：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所谓成败，要看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就循着这条线索来谈一下。先说地利吧，你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怎么样？
何：你是说地域吗？我觉得四川、四川人这些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很多东西，巴国布衣、川江号子的文化主题都来自于这里，川菜、川式火锅也来自于这里。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首先是个文化概念，这是我们的根。从企业来讲，文化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现在我们的企业有不少实体，也涉及多种行业，其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文化。尽管有形的东西可以千差万别，但有明确一致的文化主题就不会散乱。企业、产品要立足于市场，就必须依赖于创新，我们也一直强调创新，但任何创新都是有指向的，我们的创新就是要以文化为指向、以文化为皈依。也许“文化”这个词已经用得太滥，变得不知所云了，我可以重新解释一下，简单说，我认为文化就是可以让一个死物生动起来的东西。这就像一股气，来自于一方大地，我指的不仅是四川，而是中华。
海：那么我们再来谈谈人和。
何：我的经历中有一个明显与众不同的特点：不是一个人。很多知识分子下海是个体行为，而我经历的这个过程是集体转身；很多商人是个体经营、个体管理，我们则始终是群体行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为这将决定思维方式。在作决定的时候，我不能单想到自己一个人，可能会更有责任感，也不会轻易去冒险，做事会考虑连贯性等等。实际上这种团体作战的方式会影响到每一个成员的状态。按照心理学的理论，群体不是个体的简单相加，而是另一个层次上的完整的东西。因为有这种群体感，我们在作决策时，就倾向于尽量看长远一些；在企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就会强调品牌。事实上，我认为从群体角度出发的选择，往往是最好的选择。从个人角度来讲，生活、工作在这么一个相互之间高度认同的群体中，我觉得很惬意，也感到很幸运。
海：天时，应该就是指时代了。从你进大学到现在，想起来很感慨吧？
何：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谁都会有一番感慨的。我觉得这三十年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浓缩的三十年，从一个非常封闭贫穷的状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令人不得不惊叹的跨越。西方花了几百年走的路，我们几十年就走过来了，真是觉得天翻地覆。我常觉得自己把戏剧性的时代踩到了，这是多么幸运。从1977年至今，我在其中踩出了自己的脚印。我认为人生有限，既然处在这个时代，就应尽量享受这个时代，和时代一起走。
海：你是一个成功者，但是有些开始和你相似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其中有些什么区别吗？
何：所谓成功，不过是一件事情在某个时候特定的结果。没有人会一直成功的，所以我也没觉得自己就是个成功者。要说我和别人的一些区别，可能一个是我喜欢想一些问题，而且尽力把它想透；另一个也许是我好折腾吧，在折腾的过程中找到了别人没找到的东西。我敢于放弃当时人们看重的东西。我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学会不在乎世俗标准，这样才能拥有时代。三十年是一个固定的长度，对所有人来说是一样长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宽度，有的人的路走得很窄，相对来说，我的路走得较宽。即使我没有成功，我也愿意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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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采访何农就像和邻居大哥聊天，从生活到工作，从思想到理想，说来话长，却是很惬意的事。在毫不张扬的表述中，他述说着灵魂的坚守，创造的飞扬。可就是这个毫不张扬的重庆男人，把他和巴国布衣的故事从容而淡定地写在了成都的发展历史上。
“作为知识分子，从宏观上、终极意义上来说，看世界、看人生，我是悲观的；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从一个具体的人生来说，我是乐观的，感恩而满足。”
“我做事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守信用，即便一个不太重要的事也要践约。”
“我的心思都在企业上。我会尽自己所能把巴国布衣这个品牌做成百年老店。”
何农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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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月平：山区农民的土地情结（1）
⊙人物简介
侯月平，四川省邛崃市大同乡盐水村七组农民。1952年出生，1959年在大同公社七大队读小学，一年后辍学。1963年开始务农，挑粪种地，挣与大人一样的工分。改革开放后，除了种地，先后养过猪、喂过牛、栽过竹，间或还做背夫。1980年，农田由生产队分到专业组，干过一段时间的组长。1983年与大邑县双河公社的张明珍结婚，女儿侯永英1984年出生。20世纪80年代兄弟三人分家，侯月平分得玉米架房屋三间。如今，侯月平老两口住在大路边新修的房子里，88岁的父亲与他们一起生活，只不过平时父亲守着山上的老屋。女儿已经出嫁，在大同乡场上开有一家牛肉餐馆，女婿跑运输，顺带做饲料生意。家里实有三口人四亩地。几十年来，侯月平一直在山区务农。
种田其实有甜头
陈瑞生（以下简称陈）：侯大哥，这几十年，你和家里有哪些变化？说来听一下，主要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现在。
侯月平（以下简称侯）：我没得文化，嘴又笨，答不起你的问题，采访就更不晓得咋个说。
陈：那就当成龙门阵来摆。你随便说。
侯：摆啥子呢？
陈：先从你们家的吃开始。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这个总记得吧。还有就是你吃过哪些苦？又尝过哪些甜？
侯：农村里头，特别是我们山区，哪个没吃过苦？老娘死的时候，我才10岁。又遇到“低标准”，公社搞食堂，把我们喊在一起，吃的是糠糠。我们屋头人多，问题大。幸好老爹在大队食堂采购糠啊、菜啊，有一点小好处，所以我们受的罪要少些。食堂不够吃，我们就煮老屋种的红苕藤子，一个人才一小瓢。老爹一个人拖一大家，怪不得我才读过一年小学。在山区，像我们这个年纪，没有文化的人要占百分之七八十，多得很。我读的小学，在山边上一个地主的旧房子里。那个时候读书，家境好点的娃娃，还有一个饭团团，我连玉麦馍馍都没得一个，饱一顿饿一顿的。从小我记得的吃，差不多就只是糠、烂红苕藤藤、石灰泡玉麦壳壳碾碎的淀粉，还有用磨子推来塞肚皮的枇杷树皮皮。你没有吃过，非常戳口。
陈：啥子时候好起来的呢？
侯：田地分到户以后，承包的粮食打得多，填饱了肚皮，我就喂猪和鸡鸭。鼻子底下这一画自然一年比一年对得住。承包以前活路磨人不说，每个月才十几元。现在安逸，随便砍点竹子都要挣上百元。你就是耍到天黑，也没得人过问。我每天干两台酒，连米饭都节约了。生产队那些老人也一样，单说我老爹，不要看他今年88岁，还在山上守着他的玉麦架老屋，舍不得搬下来住。但他会生活，过得比生产队好多年轻人都滋润，肉、蛋、糖，天天都有。他跟我过，吃的东西给他买上山去。大姐从城里回来，要给他买吃的东西，女儿回山上老屋看牛，也要给他提点咬得动的。上边老的比我们吃得好，下面小的也一样。我们女儿基本上没有吃过苦，她现在开馆子，主要卖牛肉，好的年景要卖十几头牛，你说她还愁啥子吃。
陈：这种生活，已经与城里区别不大，甚至有的城里人还赶不上。
侯：是嘛。现在连猪肉也吃得少了。你看我们喂在田里的鸭子，主要不是拿到市场卖的，想吃了，就宰一只。还有就是，现在农民有了钱，特别是我们这里“过事”的名堂多，修个龙门子要摆九碗（川西农村宴席称“九大碗”，也简称为“酒碗”“九碗”），买部汽车要请客，过生日要操办，儿女考上大学要庆贺，连打一眼灶也要吃吃喝喝。所以说，隔不了好久就有红白喜事的九碗干、油大拈。当然，吃人家要回礼。我们山区一般赶礼是一百元，遇到事多，一年光礼钱随便咋说都要上千。我们两个人在屋头，一年就要用一万好几。二三十年前，农村没有现在这些人情来往，最多是修房子、娶新人办一下。吃得也简单，墩子、肘子就算好的了。现在呢，鸡鸭鱼样样齐全。
陈：你先苦后甜哦。
侯：话是这样说。但我30岁前吃的苦，今后死了，保证把儿孙他们跪惨。
陈：是不是说上世纪50－70年代，你是前三十年吃苦，从1980年到现在的后三十年享福？ 。。
侯月平：山区农民的土地情结（2）
侯：我们农村，像我这个岁数，享福还说不上，要动不得了，才够资格。不过我现在还算自在。
陈：你说的这个苦，不仅指嘴巴，更主要的是身体吧？
侯：是，我下田做活路的时间早。11岁在生产队担粪，岁数小，桶就不舀满。担起来东荡西晃，到田头剩下不到半桶。但要跟大人一样算工分，担一担，大人四厘我也四厘，每天挣十几分（一分为十厘）。20岁背玉麦包，一天四千斤，挣三十分，一元三角钱。天天背几千斤，从早磨到黑；掰玉麦的时候，横竖要整到深夜。田地分到户之前，生产队的活路特别多，不管冬天再冷，夏天太阳再大，都要干。小端阳把秧子栽完，就栽红苕，薅红苕，然后掰玉麦，挖红苕，然后点胡豆……一年到头都在做，挣得又不多，把人磨得心慌。但是懒不得，一懒，年终算下来还要倒补生产队几百元；勤快呢，就进几百元。
陈：包产到户就好得多了。
侯：那当然，勤快和懒都是自己的事情，做多做少、得多得少各人心头都有数。确实，田地分到户，就跟以往大不同。以前磨安逸，一个月才一二十元。现在随便咋整都松活，我光是砍竹子一个月就要挣六七十元，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嘛。
陈：包产到户后，除了种田，你就没有做过其他活路？
侯：咋没有呢？我在大邑的天宫庙煤矿卖过力。1979年，我不到30岁，气力好，就跟着几个老表在山上当“背二哥”。背的是锄棒和扁担，从山里背到大同和石坡的木材站统购统销。一天走三四十里路，挣四元钱。早晨天不见亮就进山，出来到收购点天就黑了。山上的路不好走，锄棒和扁担又长，如果腰箍打得高，下坡不注意，人很可能一栽就出去了。好在背夫挣的脚钱付现，从来不赊账。
那时候，只要有钱挣，山里人都是见啥做啥，没得文化的只有吃小钱嘛。我还到砍竹队去帮过人家砍竹子，等老板把竹笼说定，我们生产队的几个就约起，在屋头掰一天玉麦，出去砍一天竹子，一天砍一千多斤，很快就帮老板砍完。
大队的田分到户之前，1980年先分到专业组，我当过一段时间的组长，后来是我哥。
陈：这些东一下西一下的活路你做了好久？
侯：每个时间都不长，就又跑回来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