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才到我屋里来那天，省里的、德阳市的，来了七八十个人。工作组是第二年派来的，叫抢救木版年画工程工作组，在我屋里摄影、摄像，前后差不多搞了一个礼拜。过后，2007年的3月份，又派了几个人来——是年画博物馆带来的，主要是来看我还在不在。他们给我评了个“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荣誉称号，我还在的话呢，就让我到北京去开会、领证书。后来我就到北京去开了会，在人民大会堂领取了证书。你看嘛，这就是证书，上面还有###才的签名。
石：###才在您那里待了好久？
李：待了两个多小时。当时二十四孝的彩绘已经完成了，我还在二十四孝前给他们打了道筒（道琴），打了两转。###才听得很高兴。
石：我上次来买画时，看见您这里墙上挂着一套手绘的二十四孝，您当时给###才看的就是那一套吧？那一套二十四孝彩绘，跟以前的有些不一样。
李：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石：内容一样，但有些画面跟以前有差别。比如那个王祥卧冰，你当时拿了一本前几年出的书，给我们对比着讲，说王祥大冬天的去卧冰求鱼，冻得肯定很难受，但书上的画，是王祥卧在冰上一副很惬意的样子，就像在休闲；你画的王祥就不一样，是冻得手脚抱在一起，瑟瑟发抖的样子。
李：有些画面改动了一些，但大部分还是遵照传统的，只是颜色稍微改动了一下。为啥要作改动呢？主要是要让画面和实际生活更贴切。为啥这样说？作画看着简单，实际上有很多东西要考虑。作画的人，要搞清楚什么叫画，画的是啥？画画，画的是人的心态，是作画人的心态。心态要平和，不能一个压一个，不能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为啥现在社会上要讲个和谐呢？啥叫和谐，就是大家都要平和。然后呢，要分得出五颜六色，分得出贫富贵贱，分得出老中青，颜色才调和。有些人拿老样子把二十四孝画出来，线条啊各方面都好，但是颜色不调和，这就要不得，就失掉本性了。比如郭巨埋儿，他给人家穿了一件啥衣裳呢？他给人家穿了一件大红色的衣裳。你说郭巨都在埋娃娃了，穿一件红色的衣裳是不是不适合呢？再比如说曾子打柴，曾子的妈，头发都白了，曾子都是捡柴卖来维持生活了，他把曾子的妈画成官宦人家老夫人的穿着，这像不像啊？所以说，颜色要能分出贫富贵贱。
石：怎么想到要重新做二十四孝彩绘的？
李：原先的二十四孝全部是黑白拓片版子。我为啥要做二十四孝的彩绘呢？我是看到现在社会上，特别是农村，不孝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就想还是做一个出来，在社会上作一点宣传、教育。我就教我儿子刻木版，我跟我女儿着色，整整做了半年时间。做好后，又把二十四孝每个孝子的故事记在心里，编成歌词打道筒，在外地去宣传了半年。为啥要这样做呢？一个手艺人，并不是全部都要说钱，在社会上还是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要宣传尊老爱幼、孝敬父母。
石：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责任感。
李：一个手艺人，心里只想到钱就办不好事，还是要有责任感，要想到给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我是画画的，其他的不行，总可以用我的画做点事嘛。北京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时候，我就捐献了我的画，上千元，他们还给我发了证书。
石：您宣传了半年，都走了哪些地方？
李：走的地方多，绵竹、邻县的很多乡场，好多地方都去了，像一些庙子啊、北马关啊这些地方，也都是去了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李方福：见证绵竹年画的风雨历程（7）
石：都是你们自己赶车去，然后将画摆起宣传？
李：都是自己赶车去，作义务宣传。
石：遇到过麻烦没有？
李：基本上还可以，但是也遇到过。有一次赶安县，摊子刚摆好，群众一下就围了过来，我就一个个给他们讲故事。结果人越围越多，城管看见了，就要收我两元管理费。我说你收我的管理费？我没有找你们要钱就足之够也。为啥呢？我是在搞义务宣传。人人都尊老爱幼、孝敬父母，晓得遵纪守法，我们国家才得太平嘛。你说我一个农民，拿自己的生活费来作义务宣传，为的啥？你还好意思来跟我要摊子费？围观的群众听了都笑起来，城管只好说，那我就不收你的钱了。
石：您搞宣传，群众的反映如何？
李：群众都还喜欢。为啥子要打道筒？就是为了让大家都有兴趣来听。一个个故事我们要全部记在心里，还是要吃些苦的。但有效果我们就高兴。我们去作宣传，主要是想让社会上的人都晓得孝敬父母，群众喜欢，我们就算尽到了责任。
石：画年画这么多年，您最愉快的是哪一段时间？
李：最愉快的，应该还是在“文化大革命”过后开始改革开放那一段时间。那时候，绵竹县能画的，有三十几户人，很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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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2008年6月28日上午，来到李方福位于绵竹市安国横街94号的工作室兼卖画门市时，李方福正斜靠在画案前的竹椅上闭目养神。因为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十多分钟，我没有贸然去打扰他，而是站在门口，细细打量着被朝阳静静抚摸着的安国横街。作为一条远离闹市的普通小街，安国横街的建筑和弥漫于街道的生活、商业气息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不过，对很多关注和喜爱绵竹年画的人而言，这条普通僻静的小街却又无疑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因为在这里，他们能找到李方福的年画。
眼前的安国横街安静而祥和，让人很难想象它刚刚经历了大地震的劫难。在来的路上，我看见了很多倒塌的房屋——实际上，就在与安国横街近在咫尺的地方，便有房屋倒塌。但安国横街的平房从外观上看，却几乎是完整地在大地震中存留了下来，只有无数紧闭的铝合金卷帘门透露出的萧条，流泻出一些经历了地震的影子。望着阳光斜斜洒落的街道，我突然生出一番联想：是这条街道上那个普通又不普通的门面里悬挂的诸多门神，在保佑着街道的平安吧。
这个联想让我将目光落在李方福那些手绘的巨幅文、武门神上，它们悬挂在李方福的铺子里，显得威武而镇静。李方福的年画属于绵竹年画的北路画派。与南路画派不同，北路年画以线条硬朗、色彩鲜艳厚重、画面富有变化著称。在制作上，北路年画均将年画墨线稿贴在墙壁上，手端颜色碗依次上色，再于案上画脸开相，所以其作品大多不拘泥于线版的框架，有着较强的随意性和较大的即兴发挥空间。同时，北路画派较多地采用了明展明挂的技法，亦即以同一颜色按不同浓淡排列成阶梯状，再用白粉挂线，讲究手摸要有凸感，形成了做工精细、色彩鲜艳富丽、质感厚重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李方福的年画中均有着明显的体现。
在我正看着的时候，李方福睁开眼睛看见了我，于是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虽然已经78岁高龄，但岁月似乎并没有在他脸上刻下与之对应的痕迹，精神矍铄的他声音洪亮，透出爽朗和乐观的性情。而他慈祥豁达的笑容，正如绵竹年画新锐画家刘竹梅在谈到他和陈兴才时所说，“不论是谁，他们都是用一种平和的、善意的微笑迎送客人。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看破尘俗），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有这样的笑容”。
马明宇：感谢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1）
马儿发福了 人物简介
马明宇，1970年2月4日出生，籍贯重庆。
1983年入选四川省少年足球队。后升入四川省青年队和四川省足球队。
1989年进入国家足球二队。后入选国家青年队，任队长。
1995年以四十二万元的身价从四川全兴队转会到广东宏远队。
1996年入选国家足球队，司职前卫。
1997年1月以一百五十万元的身价转会四川全兴足球俱乐部。
1997年3月入选国家足球队，备战并参加第十六届世界杯足球亚洲区预选赛，同年5月14日进入西南交通大学学习。
2000年8月转会意大利甲级球队佩鲁贾队。
2002年代表中国参加2002年韩日世界杯足球赛。
2003年退役。
2002年至今，经营明宇足球俱乐部。
2007年至今，担任成都谢菲联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成都谢菲联队领队。
8岁就踢出点名堂了
薛剑（以下简称薛）：改革开放三十年对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深刻而且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先富起来的一代”，你在刚开始涉足足球圈的时候，是否想过，靠踢足球可以挣到很多钱，也可以成为明星？
马明宇（以下简称马）：改革开放应该是在1978年吧，那个时候我才8岁，你说我能对这个东西有啥子概念？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后来我才晓得，那两年像深圳这样的沿海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那个时候我还在重庆，相对要封闭得多。而且重庆那个时候还不是现在的直辖市，还属于四川省下面的一个市，影响就更要差小一些。
1978年的时候，我还在重庆的小学读书，那个时候也就三年级吧。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踢球的，但那个时候踢球都是“坝坝球”，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朝专业的方向发展。那个时候父母经常给我灌输的思想就是：娃儿，要认真读书，以后考上大学了，就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后来踢球慢慢踢出点名堂了，妈妈爸爸才想起要把我朝少年体校送，后来才有点想当专业运动员的想法。我晓得，那个时候如果能够进体工队，就等于这辈子啥子都不用愁了——成了国家的正式员工，每个月有好几十块钱的工资，退休后也有保障。但是在当时，我们家还是有些恼火。我那个时候正在长身体，又在踢球，每天的消耗很大，所以总是感觉吃不饱。你是晓得的，娃娃家都喜欢吃肉。那个时候肉是要凭肉票买的，并不是有钱就买得到。还好我爸当时有一个朋友是卖肉的，就隔三差五的给我们家弄些肉啊、棒子骨这些回来，不过还是少，一个星期最多有个一两回。但与其他同学相比，我还算吃得好些的了。
薛：在1983年的时候，你进入四川省体工队下属的四川省少年足球队，那个时候就是国家正式员工了。没想到你刚刚踢球时的梦想，那么快就实现了吧？
马：也不是没有想到。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走的都是业余体校到体工队这条路，和我一个时期的，不管是足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还是体操、游泳、乒乓球运动员，几乎都是这个样子过来的。每年体工队的教练都会到各个地方去招娃娃，选中了就带到成都来。重庆市的足球在当时算是全省踢得比较好的。体工队的教练过来选人的时候，就把我看起了。当时进了四川省少年足球队，就要从重庆到成都来。那个时候我才13岁，还是有些小哦。现在好多娃娃在13岁这么小的时候就离开爸爸妈妈了嘛？而且那个时候感觉重庆距离成都好远，坐火车都要坐十几个小时，哪儿有现在这么方便嘛。
但是我还是觉得挺骄傲的。（笑）你想嘛，进了体工队就算国家正式员工了，就要开始算工龄了，而且每个月还要发工资。好安逸哦！才13岁的娃娃就享受这样的待遇，如果不是踢球，我肯定还是像其他人一样，在学校里面按部就班地读书，然后考大学，大学毕业了再出来找工作。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是很幸运。但也有遗憾，这辈子就是书读得太少了，总觉得缺少点啥子。所以后来有机会读大学，我就去了。那个时候我都快三十了，都是一个老大学生了！虽然没有经历过高考那么残酷的竞争，但能够进大学学习还是多少弥补了一点遗憾。读过书的和没读书的，真的完全是两个概念。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马明宇：感谢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2）
薛：当年在体工队的工资高吗？
马：那个时候还是小娃娃，反正国家管你吃，管你住，还要给你发衣服。对钱多钱少没啥子概念，也就十几块钱，然后慢慢涨到几十块钱。原来不是隔几年就要调一次工资吗？每个人按照每个级别不一样，调整的幅度不一样。我从少年队到青年队，然后再到四川省队，反正每到一个不同的队，工资肯定会调整一下。到1989年的时候，我进了国家二队。而且当年打比赛，我们又拿了全国冠军。按照规定，我的工资一下子涨到了一百多块钱。那个时候人民币好像还没有一百的，最多是十块钱的“大团结”。一次性拿那么多钱在手里头，都不晓得该咋个花！总觉得是花不完的。还有一个笑话。那个时候我们出去打比赛都是坐火车，要坐几十个小时。从来没有说坐飞机打比赛的，当时坐飞机是要一定级别的人才坐得到的，不是哪个想坐就可以坐的。但是1990年我们到长沙参加“贺龙杯”比赛的时候，竟然破天荒地坐了一回飞机。当时波音、麦道、空客这些少得可怜，基本都没有。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坐的是伊尔18。晓得这个消息之后，我们那个队都很兴奋。本来是早上9点过的飞机，结果我5点过就醒了——其实一晚上就没有咋个睡。太兴奋了！5点过就再也在床上待不住了，悄悄摸出房间，出来一看，原来魏群也在走廊上，我们相视一笑：睡不着哇？
我其实很知足。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啥子阿迪达斯、耐克这些体育品牌来赞助，而且听都没有听说过。我们穿的衣服都是上海啊、天津这些地方产的衣服。那个时候叫春秋衫，蓝色、绿色、红色的衣服上，有两道白杠杠。现在穿起肯定土，但在当时都算是相当好的了。我记得有一个牌子叫“梅花”哇，好像是上海产的。那个年代穿上海产的衣服很洋盘，我们穿起出去，好多人看到了都要眼红。但是和深圳、广州那些地方比起来，我们要差很多。听到过广州、深圳那些地方的朋友回来给我们摆，就感觉那些地方就像天堂一样，啥子都不缺，啥子都有，到那些地方去，去了就可以随便捡到钱一样。在听了那些人摆了以后，我们有些队友当即就要求退役，然后就过去下海了。这些对我的冲击和影响还是大。毕竟自己也快20岁了，也开始思考很多东西。
我们那个时候的运动员不像现在，运动寿命可以这么长。我当时就感觉自己踢到二十五六岁就差不多了，该退役了。但是退役下来干啥子呢？按照老一辈运动员的路子，我们退役以后就是去厂矿、企事业单位；家里有些关系的，可以到政府部门。其实我对前途还是不担心，反正退役下来，组织啊、单位这些总要管我们，不会不管我们。但看到我的队友甚至体工队的一些领导都辞职了，然后到广东那边去发展，你说我没有想过这些问题，那肯定是骗人的。真的想过，而且还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总还是有些瞻前顾后，思想不够开放。给你说一件事情嘛。1988年我们代表成都队参加城运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