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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8岁的儿子，作为母亲来说，我觉得孩子的成绩并不重要，不能学得太死，要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习。成才固然重要，但做人更重要。我从来不打骂儿子，但是他最听我的。记得有一次带他去伊藤洋华堂吃东西，说好不超过三十元，他吃得很满足。后来他看到奥运福娃，就闹着要买。我说不行，如果开始你要买福娃，那就不能吃东西，只能选择一样，因为说好了在三十元以内开支。儿子哭闹着不走，我就坐在一边等他，对孩子不合理的要求坚决不妥协。等他哭够了，我就给他讲道理，最后问他想通没有，他说想通了。平时我会经常对他说，妈妈很爱你。做母亲的，要让孩子知道你的心意。
易：能用一句话来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你一生的影响吗？
陈：我们国家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但我更多的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且还将继续受益。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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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川剧院在白云巷3号，”陈巧茹清脆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东风大桥与水碾河之间，到那儿一问都知道的。”说话简洁，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印象中的陈巧茹应该是干脆利落的女强人。
白云巷，极富诗意的街名，让人不免想起杜牧的诗句：白云深处有人家。可当我站在白云巷3号成都市川剧院的大门前，却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剧院大门立柱上的红漆被岁月冲刷得斑驳不堪，露出灰白的底子，上面隐约可见一行带着点金色的行书——成都市川剧院。院内是几栋灰色水泥墙面的旧楼，只有办公楼外墙刷上了黄色的涂料，看上去醒目一些。在周围高楼大厦晶亮的玻璃幕墙映衬下，这里如同上个世纪留给人们的一处充满回忆的纪念地。
陈巧茹正在开会，透过玻璃窗，她一眼看见我，巧笑招呼。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院长办公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小书柜和一组沙发。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书柜上的彩色演出海报——陈巧茹主演的《欲海狂潮》。
眼前的陈巧茹穿着米色格子裤，黑色紧身上衣，身材玲珑、修长，一双凤眼顾盼生姿，鼻梁挺立、嘴角含笑，天生演戏的料子。“你先看看资料，我开完会就来。”她体贴地说，打电话让人送来一本精致的宣传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陈巧茹翻开宣传册说：“今年4月，在北京保利剧院和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舞台上演出了我们川剧院的保留剧目《红梅记》和《欲海狂潮》，上面都有介绍。”
采访显得有点随意，一是我没有准备一问一答，二是我想让采访变成两个女人间的闲聊，三是拿陈巧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跳跃思维。因此，我们总是在不同的话题间穿梭。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甚至从没看过她演的戏。这样反而让我拥有无限的自由度和想象空间去感受、探究甚至猜测面前完全陌生的对象。
采访出来，白云巷车少人稀，清静闲适。这时，陈巧茹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清晰起来。她的生活与普通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学戏、工作、结婚、生子。不过，从她的一言一行中你能感受到，她拥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意愿。她的人生就是在不停地实践、思考，再实践、再思考中攀升，从不停滞。她的人生轨迹，如同水面泛起的波纹，一波接一波，不断向外扩张，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走向省会成都，从成都走向全国，从中国走向世界。
陈巧茹说：“我不是女强人。”是的，在我眼中，她是一位聪慧的漂亮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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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用图片，除单独署名外，其余均由受访者提供。
樊建川 我一直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1）
樊建川近照 人物简介
樊建川，1957年生于四川宜宾。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知青。1976年参军，1979年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1981年到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任教，1987年转业到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1991年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1993年5月辞职到成都打工，1994年创办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3年，以个人名义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兴建以抗战、“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于2005年8月15日开馆。
陈田（以下简称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你搞收藏，是一个对岁月流变特别敏感的人，回顾这三十年一定别有滋味。很有意味的是，综观你这三十年的生活轨迹，和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每一个重要环节都环环相扣。
樊建川（以下简称樊）：我是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的噻！我写文章，出书，建立全国第一座不屈战俘纪念馆、第一座援华美军纪念馆、第一座川军抗战纪念馆、第一个手印广场……拥有许多个“第一”，没“牺牲”，没当“烈士”，说明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大了。最近，我领受了两项荣誉——“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美国布莱恩特大学“荣誉博士”。布莱恩特大学这次只颁发了两个“荣誉博士”，另一个给了乔治？布什——小布什的老汉儿（父亲）。我就这么成了小布什他老汉儿的“同学”。
1976－1980：当兵、上大学
陈：那你可太威风了。几十年荣耀一身嘛！我记得你第一次获得全国性的荣誉，好像恰巧就是在1978年？
樊：是啊，1978年的《解放军报》上还登载过我在“打二锤”比赛中得奖的消息。
陈：啥子是“打二锤”？现在的年轻人怕是不晓得了。
樊：相当于施工，一只手掌到钢钎，一只手抡锤，看可以连续打好多锤。考你的体力、臂力，技术要好才行。1979年我就上大学了，第一篇理论文章发表在《山西日报》上，对林业生产提出了一些看法。还是大一学生哦，就发表理论文章了。
陈：恢复高考是1977年，你咋个1979年才上大学呢？
樊：我爸是军人，妈也是，他们都打过仗，打过土匪，我也就参了军。当兵两年后才能考大学，所以是1979年上的大学。算上下乡和当兵，我从事体力劳动四年。那时候，没有自来水，更谈不上电，喝稀饭、吃菜团子，整天处于吃不饱的状态，瘦得只有九十多斤。饿晕过两次，晕倒了，送到医院去看病，说是低糖。用红糖化成水让你喝了，就不管了。当兵练得肺部撕裂，吐血，父亲寄来云南白药，吃一口喝一口酒，好惨。所以我现在做博物馆舍得干呢，八天拼出一个地震博物馆，就是因为做过比这个更艰苦的事情。
1981－1987：平静悠闲的教书生活
陈：你毕业后去了第三军医大学教书，这段经历你谈得很少。
樊：在第三军医大学的七年（1981…1987）我最悠闲，没压力。课讲得好，学生喜欢听。还读了不少书。1981年我在《红旗》《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其中一篇的观点是，目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百分之九十在农村，而美国农村人口仅占百分之五；我预测我国农村人口将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将减少百分之三十。果然言中了嘛。《经济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办的，发行量几十万，在上面发表文章很厉害了。回想起来，当时又在大城市，在大学里，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时期。
陈：那你咋个舍得离开大学，回到宜宾呢？
樊：主要是太轻松平淡了，轻松到从来不用讲稿，成天端个茶壶，太闲了，身体倒是养好了。1987年我满三十岁，把自己教书匠的未来看得很清楚。这种生活，一眼看穿，很难受。所讲的课早就烂熟于心，生活却很麻木，没有动力。回宜宾，是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高收入变成低收入，从能掌控自己的前途到不知未来，决心很难下，但还是想回去。
1988－1992：在宜宾当官的日子
陈：回到宜宾，其实你做得很好。
樊：是啊。回宜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地委政研室，当个科员，普通公务员。大学毕业的人，刚开始只能在那里打开水、扫地。但很短的时间，就一年吧，我凭自己的能力，凭文字功底和调研成果，升任副科长，两年后成为主任。那时地委主要文件的起草，比如工作要点、工作安排、年底总结，“一把手”的大报告，贯彻省委主要决定，都是我做的。这些虽然是文字功夫，要求却相当高，你要了解各产业、行业、部门的情况，还要对政策很熟。当时我可以说是“第一笔杆子”，很会理思路，写得真不错。我1987年去的，1991年就当副市长了。主管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也发展得很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樊建川 我一直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2）
陈：那为什么要辞职下海啊？这好像一个谜。
樊：莫得啥子“谜”。当时报纸上还登了一篇文章——《市长下海，众说纷纭》。其实宜宾小，偏僻；收入低，当官的不贪，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我到成都打工，第一份工资是三千块钱，在一个外资公司任办公室主任，一两个月后就当副总经理，月收入九千了。而且我喜欢收藏，成都是个好口岸。1979年我变成上衣有四个口袋的“知识分子”后，就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有高级趣味的人。那时便开始收集传单、小报、像章等。上世纪90年代成都古玩市场兴起，也是我的收藏突飞猛进的开始。到1993年，我收藏的“文革”艺术品就装满了十几个箱子。
有个插曲，离开宜宾，我本来要去投奔牟其中的，他给我回信要我去。幸好走到成都就没走了，去了还要漂泊。
1993年至今：经商、收藏、建博物馆
陈：说说收藏吧，“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基础与核心就是这个。90年代你非常狂热地收集“文革”瓷器，这是怎么回事呢？
樊：主要是从收藏价值上考虑。瓷器本身存在收藏的悖论，它易碎，但收藏得好可以保存一万年，加之图案形象生动，有立体感，所以传统收藏以收藏瓷器为主要内容。“文革”瓷器贵重，几乎都是制作精良的官窑作品。中国瓷器从汉代开始，几千年都是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主题，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红光满面、挺直腰杆的工农兵形象，好像一条艺术之河在这里拐了个弯，一晃十年，很快流走，又回到传统的主题上去了。“文革”瓷器是“文化大革命”的“清明上河图”，所存不多，我这里有四万多件。
问：能说说你对收藏有多狂热吗？
樊：一般是得到哪儿有“文革”瓷器的消息，就马上按到（赶到）那儿去。有一次我在外地买到一座真人大小的毛主席塑像，坐飞机过安检时这类物品本来都要求严格包装的，可我时间太紧，就不顾一切地抱着塑像安检，那时安检也不比现在严格，居然顺利通过。后来在飞机上我也抱着塑像，生怕摔着，非常紧张，水也不能喝。一位好心的空姐给塑像找到一个空位，我给塑像系上安全带，并坐在旁边扶着。塑像引起了乘客们的注意，每个乘客都想伺机摸摸。
还有一个文物市场上的熟人，我们都叫他陈二胖。他在小关庙开了一家羊肉汤锅店。一次，我去他店里吃饭，看见一座毛主席塑像赫然立在店中央。先央求他卖给我，他不肯，我只好甩下八百元钱，抱起就走。更好耍的是后来他遇见我，说自从我把塑像抱走后，他的生意就垮了，因为合伙人与他在经营方向上出现分歧，导致了分道扬镳。
陈：所有瓷器藏品中最让你激动的是什么呢？
樊：应该是毛主席的塑像吧，我至少收藏了二十座。这些塑像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毛主席各个时期的形象：有他读书阶段的，有年青时“行走江湖”的，有井冈山当红军时的，有解放战争年代的，有开国大典上的，有逝世后纪念堂里的；有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有和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在一起的，有分别和斯大林、林彪、华国锋在一起的……每座塑像姿态各异，毛主席或挥手，或背手，或拿烟卷，非常传神。毛主席对中国的影响持续时间很长，可以说直到今天，他对每个中国家庭都还有影响。所以毛主席像的收藏极具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毛主席对四川的态度体现在一句语录上——“四川很有希望”，我收藏到写有这句话的碗和泡菜坛子。新希望集团的老总刘永好说这个坛子应该是他们的，向我要，我说我们建川公司沾一个“川”字，也该是我们的嘛。
陈：你在十年前着迷于瓷器，后来好像转向了？
樊：瓷器光鲜，有图像，价值不菲，但还停在“文革”文物的浅层次。六七年前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书信、日记、检讨书、照片、遗书和外调通知、抄家收据、揭发材料等，才能深入地反映那个年代。我已经收集了几吨检讨书、几万本日记，力图留住“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人们的心路历程，这些现在还没有展示。我的“文革”艺术馆分为瓷器、像章、票证、镜鉴、座钟、宣传画、生活用品、音像、知青生活等几大分馆，没有上述这些深层次的材料。主要原因是现在离“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间还太短暂，就像拍照时太近无法对焦，无法把眉目看得清楚，所以恐怕要再等二十年才能理智客观地看待“文化大革命”。
樊建川 我一直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3）
陈：如果说刚开始收藏“文革”文物时，你是出于“趣味”和“甩了可惜”的想法，现在你的收藏动机好像发生了“微调”？
樊：“文化大革命”过后三十年，中国处在变革时期，一场从首都到直辖市、省城、县级市，再到乡村的“大拆迁”“大搬迁”正在进行。人们为了追求新生活，大量丢弃旧物，制造了一场集体无意识的销毁记忆行动。“大拆迁”时我就拼命捡“破烂”，开始，许多收藏界人士认为我不入流，我却从头到尾笑嘻了，一捆一捆地捡。现在他们才明白，一般文物的价值十年增长十倍，“文革”文物是十年增长五十倍，我可自豪着呢！
陈：你认为是什么让“文革”文物的价值十年可以增长五十倍？
樊：“文革”文物是几千年文明藤上结出的畸形瓜。艺术品一般都有传承，而“文革”生活艺术品离开了传统的价值观、人生体验、艺术要求，在那个年代拐了一个大弯便止步不前，感觉很漫长，其实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有一瞬间。1979年以前，“文革”生活艺术品被大量破坏，人们厌恶、抛弃甚至损毁它们，巴不得快速遗忘那段岁月。上万尊毛主席像被毁，数不胜数的粮票等各种票证丢失，像章大量回炉炼成铝……很多打着“销毁”二字的文物是在送往销毁站途中被抢救回来的。它们不能被毁掉，因为这是一段历史的细节明证。
陈：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人们急于抹掉对“文化大革命”生活的记忆呢？
樊：从个人角度来讲，“文化大革命”十年，生活贫困、压抑、疯狂，精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