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您从监狱出来，已经是1983年了。当时的感觉跟入狱前有什么不一样？
冯：当然不一样了。我在劳改农场里一直不断地看书看报，关心时事，从国家政策的变化、从社会风气的转向来看，中国的前途非常有希望，我非常有信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知道我们这一批人肯定会平反的，一段时期以来心里也非常亢奋。后来好多狱友陆陆续续都平反出狱了，但左等右等，就是没等到点自己的名，眼看到了年底还没有消息，人一下子回不过神来，蔫了。有一天，我忽然感觉自己状态不对。本光法师以前常告诫我们，要警惕自己的情绪，不能让情绪滑入阴暗地带。于是自己一提神，迅速把这些不良情绪清理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重新回到一贯乐观积极的心态中来。后来平反通知书终于等来了，就在1983年元旦，出狱归家了。
史：回到成都以后，您的生活、工作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冯：回到成都一时没什么事干，就先去做卖布的生意。那个时候，成都的个体户还很少，大家都认为还是端上全民所有制的“铁饭碗”来得稳当。我每天一大早揣上一本书出门，蹬一辆小货三轮，批发一些布料，然后蹬到青年路去，一边看书一边卖布。那个时候生意好做啊，布卖得很快，自己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能赚大把大把的钱。但是仅这么做了两个月，就做不下去了——不是生意不好，而是没有时间看书，没有时间去亲近本光法师和贾老。这个事情很痛苦啊，我什么都忍得，就这个事情忍不得。正好不久我的父亲从人民商场退休，那时候有子女顶替父母工作的政策，于是我就成了人民商场的职工。刚开始是当搬运工，一月有二十多元，对我来说也就满意了。几年后换成了商场柜台的营业员，每天只上半天班，另外半天就可以跑到老师们那里去“泡”，工资虽然很少，但自己也很满足了。
冯学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3）
跟老师们艰苦求学的历程
史：看来您是在入狱以前，就已经在传统文化修养上很有功底了。当时传统文化被当成“封建迷信”，学这个是很危险的。能谈谈您跟传统文化是怎样结下缘分的吗？
冯：1968年年底我到江油当知青。虽然我刚开始是红卫兵，但是不闹革命，是个不闹革命的红卫兵。到田里去干活我也是偷懒的，为什么？一下乡，就遇到海灯法师。那时候他在四川威望很高，可是人们不怎么知道他的佛学，只知道他的少林功夫闻名天下。但是我在海灯法师那儿不愿意学武术，那个时候年轻，也就20岁，心高气傲，匪气很重，但是有自知之明，知道如果学了武功的话，可能要到外面提劲打靶、惹是生非，那就很危险。有一次，老和尚被关到群众专政指挥部去了，我遇到范应莲，他提着一个饭篮子，哭着说：“伯伯已经七天不吃饭了。”我不管那么多，当即冲到群众专政指挥部，一把揪过负责人，叫道：“你今天必须把老和尚给我放了，不然，我马上就把房子给你烧了！”山乡里的造反派干部见的世面不多，总觉得省城来的红卫兵是“天兵天将”，不敢得罪。我当时的架势也把他们给唬住了，很快就把海灯法师放了。那时海灯法师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再绝食几天，也许就在群众专政指挥部撒手归西了。我知道他是虚云老和尚门下的禅宗传人，既然见了这么一位大禅师，就应该向他学佛法。但是在那个时候，海灯法师只教武术，不教佛法，所以把我介绍给成都的本光法师。
史：好像本光法师是对您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吧？能谈谈本光法师的情况吗？
冯：本光法师是我学习传统文化的启蒙老师，1969－1991年，一共二十多年啊。可以说教“小学”的老师是他，教“中学”的老师是他，教“大学”的老师还是他，最后“研究生导师”也是他。他老人家1991年圆寂。本光法师何许人也？他俗名杨乃光，家学渊源深厚，父亲是川北的学督（相当于川北教育局的局长）。他出生于1906年，1925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潮的洗礼，后来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参加共产党。1927年张作霖杀害李大钊，本光法师也成为被通缉的对象。当时四川同乡会把他送到普陀山去出家了，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和尚。他后来去了武昌佛学院，亲近太虚大师，成为太虚大师的侍者。再后来，他先后在汉藏教理院、金陵大学、四川佛学院、上海静安佛学院等处任教。本光法师的经历很奇特，他从宁波天童寺到普陀山的时候，在浙江萧山遇到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的先生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是孙中山的战友。老太太是方山易学的传人。方山易是什么呢？学佛的人都知道是唐代的“枣柏大士”李长者所创，他写了四十卷《新华严经论》，把《华严经》和《易经》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用《易经》的框架、六十四卦的框架来阐述《华严经》。这位老太太叫林际微，她把方山易的秘笈对本光法师倾囊相授，所以本光法师又成了方山易学的传人。我跟本光法师前后二十多年，感受很深。从佛教的基本教义、唯识学的大义、般若中观的精义、华严的体系、禅宗的修持、禅法的提持等各方面，本光法师都一一作了交代，涉及渐修、如来禅乃至祖师禅。
史：本光法师传授学问的特点是什么呢？
冯：本光法师的确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说，佛法要学好，儒家、先秦诸子、孔孟老庄荀这些都要学，法家的韩非、商鞅这些也要学，《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这些更要学，唐诗宋词要学，《金瓶梅》《红楼梦》也要看，乃至西方的，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也应该学，马克思、斯大林的也要学。特别是斯大林的，为什么学斯大林的呢？因为斯大林的东西有极高的斗争艺术。毛泽东思想更要学，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当代中国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老先生当时就是这样指导我们的，他说你们别犯傻，去学什么“老三篇”，什么《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这些不要看。你们要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一类文章，这些是大智慧的文章。1969年我皈依本光法师的时候，他就这么“胆大包天”地说。正是因为这些老和尚、老一辈有这样的胆识，敢于这样教化，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学得入木三分。他的教育方法对我们来说，入骨入髓呀！
冯学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4）
史：这样看来，您在青年时代能跟着这样了不起的老师求学，也是有着非凡奇遇的啊！
冯：这就是缘分啊！那个时候，我在江油有海灯法师，回到成都有本光法师，于是根本就不闹“革命”，也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几乎天天跟在这几个老和尚身边，亲近他们。那个时候一穷二白，大家都没有钱，但是有的是时间。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之下，他们怕传统文化的传承断绝在自己手里，也愿意把他们的所学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教出来。正因为如此，当年这些老师特别是本光法师给我奠定了综合的国学基础，孔、孟，老、庄，佛教，包括西方的哲学。后来我在监狱里面，一待就是八年，好在有这样的基础，就像牛吃了一肚子的草，在一个僻静处，细嚼慢咽地反刍一样，把前些年在那些老先生、老和尚那里受到的教育、获得的知识慢慢消化，慢慢整理，慢慢去感受，慢慢地体会。这八年监狱生活确实相当于“闭关”，没有妄想可打，到那里就是死心塌地去干这个事，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得精神病。靠着这些古今中外的文化理论，我才能平安地从监狱里“活”出来。
史：我知道您在上世纪80年代，除跟本光法师学习以外，也跟贾题韬老先生很亲近，算得上是贾老最看重的学生。贾老曾经跟南怀瑾的老师袁焕仙老夫子一起创办维摩精舍，是现代佛教居士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精通禅宗及法相唯识净密诸宗，在道家的丹道功夫上也非常出名。谈谈您跟贾老学习的情况吧。
冯：我最早认识贾老是在1974年，但真正亲近他老人家，是1983年从监狱里出来才开始的。贾老算是我在学修上的“博导”。记得李绪恢老师带我去见贾老的时候，介绍说这个年轻人在禅宗上有较高的造诣。贾老对我一点也不客气，完全是一个老禅师要跟我见“真钢”。他问我：“你给我说说看，你现在都有什么见地？”我当时很年轻，胆子也大，就上前一步大声跟贾老说：“好，您听着！”结果半天没有下文。贾老很奇怪，就又问：“我听着呢，你说啊。”我接着大声说：“我早就说完了！”贾老很高兴，说：“好！年轻人，有来历！”从此贾老对我也就另眼相看。那时候刚恢复宗教政策，贾老已经七十多岁，也是刚平反不久，担任省佛教协会的秘书长。从那时起一直到1995年贾老去世，我差不多都跟在他身边，一边学习一边当助手。1987－1988年期间，贾老在成都文殊院开讲《六祖坛经》，当时我是总招待、总接待、总侍者，招呼应酬全是我的事。那时贾老住得远，交通很不方便，我就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加了一个座，变成了一辆简易的人力三轮，成都人叫它“火巴耳朵”。我每周到时间就骑上“火巴耳朵”去接贾老上课，上完课又骑车送贾老回家。贾老的《六祖坛经》，就是我根据当时的讲课录音一字一句整理而成的。这本书出版已经十几年了，现在还很受欢迎，不断再版，是目前众多《六祖坛经》里讲得最好的一本。
史：大概整个80年代您都是在求学中度过的吧？除了海灯法师、本光法师、贾题韬老先生，您还亲近了哪些德高望重的老师呢？
冯：当年成都维摩精舍那一批跟袁焕仙老夫子学习的老先生，我差不多都亲近过，包括恢老（李绪恢老先生）、岱老（杨光岱老先生）、申老（李自申老先生）、高老（邓岳高老先生）、生老（李更生老先生）等维摩精舍诸老宿。我后来写了一篇《忆维摩精舍诸老宿》，介绍维摩精舍的几位老先生是怎么走的，可以说都走得很精彩。这篇文章网上可以找到，你可以去看看。恢老是南怀瑾先生的师兄，是他老人家介绍我认识其他老先生的。
史：我记得您曾专门谈起过在杨光岱先生那里求学的事情。
冯：对。在维摩精舍诸老宿中，杨光岱先生在禅修上令我受益最多。熟悉维摩精舍的人都知道，杨光岱先生是袁焕仙门下“一棒三大士”之一。袁老太爷灵岩“打禅七”的时候，杨光岱先生还只是一个高中生，什么都不知道，正好撞上了，就跟着袁老太爷“打禅七”。有一天他去小便，那个时候没有抽水马桶，在寺庙里面住，还要跑到外面厕所去。突然，有一条狗扑过来，在他腿上咬了一口，就那么一下，哈，他顿悟了！###见性了！当时袁焕仙老先生打了一个“禅七”，就有南怀瑾、通宽和杨光岱三位开悟，真是了不起！我见到杨光岱老师那个时候，他也是七十多岁了，目光内视，禅修的确令人赞叹。他后来得了肝癌，却没有一点痛苦相，眼神和表情永远是安详的。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赤贫状态，没有钱，但还是想方设法给他找一点好药，弄一点人参之类补一补，但是他也不吃，就这样持续了两三年。你跟他打交道时，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病人。他基本不去医院，走的时候也很安详。
冯学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5）
除了维摩精舍这一批老先生，当年还亲近了其他一些老和尚、老先生，比如离欲上人、遍能和尚、王云舍老先生等。
四川佛教界的编外“主力队员”
史：大概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您就参与四川省佛教界的一些工作了吧？
冯：是的。当时国家各方面都已经走入正轨了。1988年，四川省佛教协会要修《四川省宗教志》，贾老点名让我参与佛教卷的编撰，一共也就两三个人，于是把我从人民商场营业员的岗位上借调出来。我是一个快手，一面广泛搜寻资料，一面勾勒纲要，最后综合定稿。就这样，经过这个小小的编修班子的努力，仅两年多的时间，这部《四川省宗教志》的佛教卷便顺利完成了。那时候，贾老想以此为由，将我的工作关系正式调入省佛协，但是因为我在人民商场是工人，省佛协必须是干部才能进。那个时候工人转干部是多难的事啊，所以也就没能进入省佛协工作，一直是佛协的编外“主力队员”。
史：您主持编修的另一部四川禅宗史料文献《巴蜀禅灯录》，大概也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吧？
冯：当时编《四川省宗教志》的时候，我就开始留意四川禅宗史料的收集。依照清代《锦江禅灯》的目次进行审核时，发现其中有很严重的错误和缺漏，一些对我国历史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也被漏掉了。于是感到有必要重新编写一部全面的四川禅宗史，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完整地保存和流传。这个想法得到了省佛协和省宗志办的赞同，《四川省宗教志》完成以后，马上又成立了《巴蜀禅灯录》的编写组，除我之外，还包括赵立明、赵嗣沧、杜大威、张妙首等人。全书历时一年便告完成，一面世，便被誉为中国禅学典籍中最全面、最丰富、最成系统的地方性禅宗史料长编。其中我撰写的近三万字的长篇导言《四川禅宗史概述》，得到了贾老、龙晦教授等前辈的首肯。数年之后，我第一次跟广东云门寺的佛源老和尚见面，老和尚说，原来你就是编写《巴蜀禅灯录》的那个冯学成啊！于是马上就邀请我到云门佛学院去讲学，后来又推荐我到河北省佛学院讲学。我跟佛源老和尚的缘分非常深，这些年跟他老人家也学了不少东西，当然不仅是在学问上，更是在人格和精神上。2001年，佛源老和尚将云门宗的法脉传给我，我便成了居士中唯一得了老和尚云门宗法脉的人。
史：您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就为四川省佛教界做了那么多的事，但您还是人民商场的营业员啊，这个工作矛盾是怎么处理的呢？
冯：其实我现在的身份，都还是成都人民商场的退休营业员。从1992年四川省佛学院成立开始，我利用休息日去佛学院上课。那时，佛学院的院长遍能法师邀请我去那里讲课，也开了不多的报酬。另外当时我也有多部书稿在计划撰写当中，再去站柜台实在是浪费时间。好在1995年，还是遍能法师出面，亲笔给人民商场的领导写信协调这个事情，结果商场网开一面，让我“留薪留职”，我的人事关系等仍留在商场，工资照发，也可以不去上班，算是商场支持了传统文化事业，就当是做了一场“功德”。
史：您后来又写了哪些著作呢？
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一边给佛学院上课，一边陆续撰著了《环境忧思录》《生活中的大圆满法》《棒喝截流》《心灵锁钥》《明月藏鹭——千首禅诗品析》等十余部书，内容涉及社会学、佛教思想文化体系、禅修见地、禅文化等方面，算是在中国佛教文化圈内有了一定的影响。2000年以后，我又写了《云门宗史话》和《赵州禅师语录壁观》两部大部头的书，在国内外的佛教界和禅学界的反响很强烈，算是自己动笔所写的书里边最得力的两部书。《云门宗史话》是应佛源老和尚之嘱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