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觯枰钠骄奔渲挥�7年。这似乎是上帝用一个中国成语在提醒人们：“乐极生悲”。
引言
瘟疫在古代是坟场，在近代是战场，在当代则是考场。人在瘟疫中分化，道德在瘟疫中分化，风气在瘟疫中分化，政治在瘟疫中分化。
在那场摧毁罗马帝国的瘟疫中，君士坦丁堡人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千年的思考蓝本；几年前发生在印度的鼠疫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参考书”。祈祷的宗教仪式是在瘟疫中的发明，外科消毒手术也是从瘟疫演化而来；瘟疫培养了巫术迷信等不良文化，也催生隔离检疫等制度。瘟疫养成了宗教史上著名的鞭笞派，瘟疫更是把犹太人推进了民族矛盾的深渊。
医生的“创意”和巫师的生意
中世纪的医生们还不了解病菌，更不了解黑死病病毒，他们的治疗方法千奇百怪。有的医师劝病人吞服熔化的黄金和粉碎的绿宝石；有的要人们把腐烂的动物尸体扔在街头；有的认为抵御毒气的最佳方法是在炉中焚烧芳香植物或粉末，或者随身携带一种称作苹果香的琥珀和蜡的混合物，以产生强烈的香味；相反，也有人认为臭气才是抵御病毒的最有效的办法，因而他们每天都去厕所呼吸臭。也有的把公山羊牵进卧室，用粪便擦身，用人尿洗漱，以便以臭御病；有的劝病人饮下死亡病人浓泡中的血水以毒攻毒；有的劝患者喝下妇女的经血，说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治疗方法。使用通便剂和催吐剂，放血，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或把干蛤蟆放在上面等方法也常被使用。巫术也开始出现，有的巫师在患者脖颈挂上护身符，说护身符中有上帝的启示；有的把鸽胸血或小狗血涂在病人发烧的额头上，说这些动物的血可以驱散邪气。可惜这些方法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往往使病人死得更快。
14世纪著名的法国外科医生肖利亚克，担任过克雷芒六世及其后两代教皇的私人医生。他为自己的主要病人教皇克雷芒六世安排了严格的饮食作息制度，让他们与外界隔离，并在他的宫殿里生起两盆熊熊燃烧的大火，直到瘟疫过去才把它熄灭。许多医生则推崇逃离城市躲避病灾，到一个避开南风和远离有害雾气的海边或沼泽的地方安居。
普通的人当然不可能像教皇那样拥有私人医生，有了医生似乎也不济事。肖利亚克哀叹说：“医生在当时是极为可悲的，……在疾病面前无能为力。”别说拿出有效的药物或治疗手段，就是对瘟疫起因的推测也使所有的医生一头雾水。德高望重的法国外科医师古依·德·乔利亚克建议，可以通过凝视受害者的简单方法来捉住疾病；巴黎大学的医生们用占星术来判断瘟疫。医生们对鼠疫束手无策，威尼斯的医生们躲在家里不肯出门，而是让佣人去应付患者的来访。
在世界各地流行的霍乱中，疗法也可谓“精彩纷呈”，有人使用了通常用作泻药的大剂量甘汞或水银合剂，甚至蓖麻油；另一些人建议使用氨、砒霜、大黄、鸦片、甚至羊肉汤。还有些人使用电击疗法或用烧红的熨斗燎烫身体部位。
1918年的流感让西班牙、英国、美国、巴西、新西兰、比属刚果和秘鲁、德国、瑞典、葡萄牙等许多国家一片惶恐，人们曾经做过许多尝试以求防止爆发流感。一些地方的警察执勤时戴上了防毒面具；冰岛首府都柏林的洒水车把消毒剂喷洒到所有排水沟中；一个新西兰的女教师把福尔马林药水泼洒在灼热的灰烬上，用气体薰蒸自己的校舍；西班牙毕尔巴鄂市的居民则必须遵照市政当局的规定，呼吸热腾腾的硫磺蒸气。
这些方法自然不能阻止流感的横行，但在防止感染方面，在当时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效果。有些地方用十分危险的方法驱除流感，世界各地有不少被流感吓坏了的人不仅把家中的门窗关得死死的，而且将所有缝隙都堵得严严的。他们原以为这样就能防止病菌侵入，然而事与愿违，仅牙买加一地就有为数众多的人因缺氧而窒息死亡。
巫师很可能是在15世纪的黑死病中成长起来的。巫师是一种介于医学和宗教之间的特殊除“职业”，比如，他们会给瘟疫患者提供喝醋之类的“偏方”，放血术那样十分危险的手段，据考也是巫师们的发明。在历次瘟疫中，巫师都很忙碌，在那些普通人或者拒绝信仰宗教的人的眼里，巫师们也许就是活生生的上帝、真主、佛祖。迷信也是在瘟疫中盛行的“疗法”，1918年流感传染期间，大部分日本人在家门上粘贴符咒（这样的传统在中国则更加古老），据说可以用这种办法避免瘟神的光顾；在美国的新奥尔良，贩卖符咒的商人买卖兴隆。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在，在流行病中采用的迷信手段依然没有根除。
民间偏方：熏香疗法
1348年爆发黑死病期间，许多芳香植物与药草，像大蒜、松树、乳香、迷迭香、尤加利等，广泛地被运用在安置病人的修道院、医院里燃烧，藉使其空气清鲜，帮助病人呼吸，并保护工作中的修道士与医护人员。后来有人说中世纪正是芳香植物和香料把人类从瘟疫中拯救出来。当时人们把乳香、素馨、薰衣草、肉豆蔻、苦艾、没药、沉香、月桂、迷迭香、紫苏鼠尾草、玫瑰花、接骨木等香料加到篝火中燃熏，有效地阻止了瘟疫的蔓延。
17世纪时，英国流行鼠疫，英国有一个小镇伯克勒斯伯是当时的薰衣草贸易中心，由于小镇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薰衣草的芳香，所以，该镇当时竟奇迹般地避免了黑死病的传染和流行。17世纪时，植物精油消炎抗菌功效已获科学实证，也愈来愈受到正统医学的重视。
中国很早就懂得焚烧艾叶、菖蒲等来驱疫避秽，每年端午节熏燃各种香料植物以杀灭越冬后的各种害虫以减少夏季疾病，这个传统一直流传至今（尤其是在农村）。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和重大的宫廷活动中也要焚香以清新空气、清洁环境。富贵人家在重大活动前要沐浴更衣、焚香，这些都有益于身心健康。古人用芳香疗法来医治疾病，绝大多数是采用熏蒸法，特别是四大文明古国的宗教徒们礼拜，常常燃点艾叶、菖蒲、乳香、沉香、檀香、玫瑰花等芳香物，用以驱逐秽气、杀虫灭菌，对一些病人的治疗也有一定的效果。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法国政府在进行肺结核病普查时，发现蔻蒂（Coty）香水厂的女工们没有一个患有肺病。这个现象促使人们对各种香料、特别是天然精油的杀菌抑菌作用重视起来并深入加以研究。已经证实的有：精油中的苯甲醇可以杀灭绿脓杆菌、变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苯乙醇和异丙醇的杀菌力都大于酒精；龙脑和8…羟基喹啉可以共灭葡萄球菌、枯草杆菌、大肠杆菌和结核杆菌；鱼腥草、金银花、大蒜等挥发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显著抑制作用；黄花杜鹃、满山红、百里香等芳香植物的挥发油有镇咳、祛痰、平喘等作用。
今天，在澳洲，医院使用植物精油取代化学消毒水的情形很普遍，为的是给病人一个更洁净无菌的就医环境。至今，包括法国、伊朗、澳洲、美国、南非、德国、瑞士等国，早已开启医学的芳香疗法临床试验，并具相当成效。
习俗的力量
习俗都是历史的产物。历次瘟疫中反反复复的行为凝结成了习俗；曾经形成的习俗也影响了人们在瘟疫中的行为。
驱逐麻风病人是一条古代犹太法律。尽管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驱逐麻风病人的理由往往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是恶魔咐身的怪物，这些被驱逐的是令人同情的角色，但不能不承认，对于处理这种慢性传染病来说，大方向还是正确的，只是在程度和方式上大大过火了。
或者用水或者用沙沐浴，在回教以及印度教的仪式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这主要是出于对神的敬意，是否具有防止传染病散播的效果还令人疑惑。1829年、1863年、1881年3次大范围爆发的霍乱就是在教徒的朝圣活动中起始的。
扎伊尔的雅布库有一个古老的风俗，死人的时候，在埋葬前其内脏必须由家中的女人用手取出。这个习俗在1976年扎伊尔爆发埃博拉热的时候，让更多的人走上了死亡的道路。由于死者染有埃博拉病毒，取其内脏的家人把病毒带了出来，并且广泛传播。有一个患者死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其家属和亲戚共有21人死亡。
大约在公元1100年，意大利人便知道了用蒸馏法提炼酒精饮料。两个世纪以后，到14世纪，饮酒已经十分普遍。人们曾以为，饮酒可以预防传染病。这当然不是真的，可是醉酒的人可以感觉迟钝，这在当时情况下倒不失为一种逃避现实恐惧的办法。当时整个欧洲饮酒成风，甚至那场瘟疫过去，饮酒风也未停止，现在成了欧洲的传统。
隔离·洗手·吐痰
隔离是现代对付流行病的常见办法。实际上，隔离措施古已有之，只是比现代的隔离更加严酷。
1347年的意大利瘟疫中，米兰市使用了一种残酷的办法，发现病人后就用砖石把病人所住的房屋全部封死，病人被封在里面等死。这种隔离现在看来是不够人道，但米兰在这次瘟疫中成为欧洲惟一侥幸未受重大损失的城市，也许与这种办法有关。在基督教国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施行了隔离，最著名的就是依圣经的训令处理麻风病人。在“大死亡”期间，被吓坏的公民偶尔会自己执行一种更为粗暴的隔离：他们简单地把染病者的家门钉起来，让他们在里面饿死。
如果说隔离是一种事后处置措施，比隔离更进一步的是检疫（检疫期这个词出自法文，原意是指隔离40天）。检疫是预防，是防患于未然。经过那场黑死病浩劫之后，第一次检疫是1465年意大利的拉古萨，要求船只在一处孤绝之地抛锚停留40天，不许一个人上岸（不幸的是，人是可以隔绝的，但老鼠们却带着它们的跳蚤游上岸来）。随后检疫隔离慢慢成了很平常的事。1831年4月，在英格兰东北海岸纽卡斯尔附近的桑德兰海港，英国政府下令对所有从俄国来的船只扣押15天进行隔离检疫。1832年6月纽约出现霍乱，市政当局马上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检疫。1887年有两批海轮由霍乱疫区法国马赛港及意大利拿坡里港开往美国，到岸人员均经美国政府进行海港检疫，对可疑病人和带菌者皆用细菌学检查，查出霍乱弧菌者皆被隔离在港口，使得霍乱未传入美国。
医学上的“隔离”概念最早是由意大利内科医生弗拉卡斯托罗1546年提出的，弗拉卡斯托罗认为，疾病可以通过健康人直接与患者接触传播，也可以通过健康人间接地与受到感染的物品接触传播，甚至隔一段距离也能传播。
饭前便后洗手是现代人的基本卫生习惯，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连医生做手术都不洗手。当时的医生竟以他们的身上带有职业的污物而自豪，认为洗手是受侮辱。1847年，匈牙利的生物学家塞米尔维斯呼吁妇科医生在助产前以含氯的清水净手，却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他为此丢了饭碗，1865年死于精神病。直到1860年代，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利斯扛起巴斯德病原体理论的大旗，坚决要求外科医生动手术以前，在一些确信能杀死细菌的化学药品溶液中彻底洗净双手。从1867年开始，也就是塞米尔维斯去世后的两年，“消毒外科手术”终于得到了普及。
2003年4月24日，上海市人大专门审议修改了《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随地吐痰、便溺者，将被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对乱扔果皮、纸屑、烟蒂、饮料罐、口香糖等废弃物和乱丢废电池等实行单独收集的特殊废弃物者，将处100元以下罚款。”这样的高额的罚款在中国破了记录，但上海的这一决定深得民心，随后深圳市也出台了同样的规定，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没有修改律令，但在稽查处罚时都是按最高罚款额度执行。其他城市，也掀起了重罚随地吐痰的热潮。许多人都期望根除随地吐痰的陋习，虽然这样的期望过于“奢侈”，但人们痛恨随地吐痰的心情可见一斑。
随地吐痰危害公共卫生，许多疾病都会通过唾沫和口痰传播，因此许多城市对随地吐痰都施以重罚，在中国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对随地吐痰的罚款分别为600港元和500澳元。在新加坡，随地吐痰和乱抛口香糖可以处以拘禁等刑罚，世界许多大都市，都视随地吐痰为可耻行为，到了这样的层次，罚款就不是最重要的治理手段，但反过来说，在人们还习惯于随地吐痰的情况下，不经过一个重罚严打的痛苦过程，就很难达到“不禁而止”的境界。
“政府行为”
在古代瘟疫所及的国家，当政者都会拿出相应的措施。历史学家以弗所得约翰记载的公元6世纪那场瘟疫中，皇帝拿出大量黄金、派专人挖巨大的坟墓掩埋死者尸体，大概算是历史上较早的“政府行为”，虽然掩埋尸体只是善后行为，但是，可以推测，如果尸体不能及时地掩埋，瘟疫将会更加肆虐。在人类历史上历次死亡人数较多的瘟疫中，如何处理死者，都成了考验政府的大难题。
为了阻止鼠疫的蔓延，威尼斯市政当局曾经公布过现今看来也还很实用而有效的种种规定：出现鼠疫的住宅必须关闭，垃圾满地的街道应当扫除干净，鼠疫病人一定要住进指定的住所，只准许在夜间为死者安葬等等。1349年，爱德华三世命令伦敦总督“所有街上的人粪和其他污物必须清理干净。所有恶劣气味必须清除，不至于更多的人死于这些气味。”
在黑死病这样肆虐欧洲的时候，一些国家的政府也采取了许多荒唐绝伦的行动，他们要么宰杀公牛祭祀上帝，要么燃起篝火“净化”空气，要么求助于占星术、炼丹术或巫术，这就是他们对付黑死病的办法。有些国家的政府也颁布了一些可笑的法律，例如不许在庭院里掷骰赌博，醉鬼、乞丐、吉卜赛人和麻风病患者被赶出城镇，尸体搬运工要戴上铃铛，陌生人被无情地抽打，等等。
到了近代或当代，凭借着日益发达的科技，政府在瘟疫中总是有所作为。但是，随着瘟疫与社会稳定的微妙关系日益明晰，政府的态度和反应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组织社会资源应付疫情以及对疫情信息的公开化程度等方面。
冤屈的犹太人
在欧洲的一些城市中，曾有人把流行鼠疫的根源推到社会贫苦阶层和少数民族头上，残废者、异教徒、摩尔人和麻风病人在基督教统治的西班牙至少要受到咒骂和污辱，犹太人受到的迫害就更可怕了。当时流传的谣言说，犹太人在基督教徒饮用的井水中投放了毒物，于是产生了瘟疫。1348年5月普罗封斯的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巴塞尔的犹太人被关进木头房屋里，然后有人点起火来把他们活活烧死，据记载被烧死犹太人有万名。同年11月，德国所有的城市中都发生了屠杀犹太人的事件，仅在斯特拉斯堡，就有万人被谋杀。在施派尔，当地居民把犹太人的尸体塞入大木桶中，然后再把木桶滚入莱茵河里。数千犹太人在施特拉斯堡死于非命，尽管那时鼠疫还根本未蔓延到那里。法兰德斯地区也同样出现了屠杀，在西班牙反犹太人的骚乱也时有发生。
整个犹太民族成了瘟疫的替罪羊，在“黑死病”中有许多民众被指控传播鼠疫并被处死。在历史上记载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