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的致命链球菌。它对老鼠有效，也挽救了他即将死于败血症的女儿。在十年中医生们能够从一大批新“磺胺”制剂中进行选择，正如通俗科学作家伊萨克·阿斯莫夫所言，足以对付很大范围的感染，从产褥热、肺炎直到淋病、脑膜炎。即便如此，有时也得为这些早期神奇的药物的长处付出讨厌的代价。最令人震惊的是莱尔综合症，该病使患者皮肤成片剥落，其他的包括肝炎、肾衰竭和贫血。更为常见的，是施用了磺胺制剂的患者经常要忍受肌肉疼痛的痛苦、幻觉和梦魇、失眠、呕吐、压抑、晕眩或丧失食欲以及其他令人苦恼的副作用。就在那时，一次令人惊奇的偶然，盘尼西林出现了。
大救星：盘尼西林
1920年代，苏格兰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葡萄球菌被培养皿上的一块霉菌所摧毁——这次偶然事件导致了20年后有奇迹般功效的抗生素类药物的发展以及医疗业的一场革命。
1928年的一天，弗莱明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发现了能杀死致命的细菌的青霉菌，并将其活跃成分命各为“盘尼西林”。弗莱明及时地在一本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观察结果，但是包括弗莱明本人的所有人在将近12年间把盘尼西林撂在一边，发掘盘尼西林作为主要药物的使命留给了澳大利亚的霍华德·弗洛里和德国出生的恩斯特·钱恩。弗洛里和钱恩两人都在牛津大学工作，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研究出了如何大批量生产盘尼西林。他们的实验也揭示了新抗生素至关重要的质量何题。为了真正有效，治疗必须继续到整个菌群被肃清干净，而不是仅仅到症状消退为止。然而，就在那时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因为英国的制药工业已到极限，弗洛里便去美国监督第一批大批量盘尼西林的生产。
盘尼西林以破坏危险细菌生长而起作用：它使细胞壁变得虚弱，从而使细胞膨胀，爆裂而死。其他许多抗生素以杀死细菌而奏效，有的干扰细菌细胞内部或表面酶的功能；有的抗生素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工作——例如攻击细菌的单染色体，干扰它的DNA，这会扰乱它的再生能力，阻止它在人体中横冲直撞。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对于成功的抗生素疗法，有一句关键的格言：“完成过程”，就是使用充足的剂量扫除所有感染的细菌。
1940年代初最早可以得到盘尼西林的时候，它是非常稀罕和昂贵的，它开始为二战中的盟军服务。1943年，只生产了13千克盘尼西林的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颁令这种新药“必须给最好的军队使用”。英美有几百万军人在世界上穿行，梅毒和淋病在他们中间泛滥。将军们决定使用他们为数不多的盘尼西林来使性病缠身的士兵恢复战斗力，也用来救治意外受伤的人。
随着战争的结束，盘尼西林能够成批生产用于交易了，到了1953年，就能够制造和开出处方的盘尼西林已达400吨左右。这似乎真是一项奇迹，它不但治愈了长期的破坏性疾病，如梅毒和淋病，它也使许多疾病消失无踪，如肺炎、脑膜炎、产褥热、败血症以及一系列有时是致命的儿童耳鼻喉感染，包括可怕的“链球菌喉”。盘尼西林在当时没有显示任何明显的副作用。
抗生素时代
继盘尼西林之后第二种曾经神奇无比的抗生素是链霉素，1944年在新泽西太学分离出来，不久便投入了大批量生产。它的威力和声誉在于它有效治愈了另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结核。像盘尼西林的先驱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一样，链霉素的发明者塞尔曼·瓦克斯曼也获得了诺贝尔奖。此后，其他抗生素陆续出现。1947年出现氯霉素，它扫除了隐藏在百日咳、白喉（以前主要的儿童病）、胃肠炎、痢疾、伤寒、霍乱、炭疽背后的细菌，以及大量的轻度感染。1948年四环素出现，这是最早的“广谱”抗生素——通俗医学作家杰弗雷·卡农称为“不太像魔术弹而却像魔术炸弹”。现在仍在使用的四环素可以对付脂肪腺炎、支气管炎、霍乱、结膜炎、耳炎、肺炎以及斑疹伤寒等等。四环素的巨大优势，在当时看来，是它能够有效用于还未确诊的情况下，今天它彻底被用于家畜饲养，来促进其生长；也作为一种预防的药物。
1960年代之后只有一种新的抗生素产生——喹啉。它主要应用于治疗尿道感染，喹啉能够破坏细菌的染色体。它们似乎对人类染色体没有影响，如果有，后果将十分严重，因为吃了这种药的人很容易生出畸形儿。在这样的基本层次上起作用的药物使微生物学家十分忧虑。更严重的是，喹啉完全是人造的——它们在自然中没有任何替代物——并且无人能完全确定它们对自然有机体的影响。一些使人惊恐的副作用已经出现。它的一种变体，能够引起血液、肝肾的混乱，休克和偶然的死亡。1992年在美国喹啉被撤消，不再投入使用，但一般不发达国家仍然在使用。
细菌：朋友还是敌人？
细菌是单细胞组成的微生物。它们通常以其形状命名：“球菌”是圆的，“杆菌”是棒状的，“弧菌”像逗号，那些像线圈或螺旋的叫做“螺旋体”。大的杆菌可达10微米（万分之一厘米）；最小的球菌可能直径只有175毫微米（千分之一微米）。有些单独生活，其他的成对、成链、成群地生活在一起。它们既非植物亦非动物，而且菌细胞与动植物细胞不同，它们没有包含一定数量染色体的细胞核。相反，保存细菌遗传代码的物质，仅是一个染色体，自由漂浮在细胞中。
细菌是以分裂的形式繁殖的，有时每20分钟左右就分裂一次，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存活。有的需要空气，有的则只能在无氧环境下才能存活。说不清有多少细菌（有非常多的细菌对我们有益）在人体内或体表生活着。一个人身上和人体内的细菌比地球上曾经有过的人还多。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组成我们每个人的细胞中十分之九是细菌。
大多数细菌对地球上生命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腐生”细菌使世界保持干净和翠绿。它们消耗腐烂的绿色植物和动物尸体，在此过程中把植物必不可少的氮释放进土壤。表皮葡萄球菌生活在人的皮肤表面（每平方厘米便有15万个左右）把每一个小壁龛都塞得满满的，大体上使其他有害菌无处存活。绿灰链球菌生活在我们的口腔中，全凭数量来阻止带来感染的入侵者。相对而言有害菌的种类很少，但是这少数细菌导致的破坏却是惊人的，它们所引起的症状很严重，因之而死的人数很多。
过去的生物学家认为，人体自然的正常功能失去平衡时便会出现疾病，这种失衡正是有害菌导致的。更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葡萄球菌是致命的，它们生活在人体之内。看上去这似乎是个矛盾，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葡萄球菌与健康人体是处于平衡状态的。释放出毒素使人体免疫系统承受压力的细菌也很少。但当细菌数量增加得太多，需要免疫系统去处理的时候就会惹出麻烦。这就会发生所谓中毒性休克综合症，它尤其是由葡萄球菌的毒性胁变所引起的。细菌将一种毒性酶排出细胞壁之外，它能够杀死为身体供氧的血红细胞，这叫做“外泌毒”；细胞壁内带毒称为“内毒素”。
一旦葡萄球菌的数目多到一定程度，人体的免疫系统便开始行动。称作巨噬细胞的白血球，担任整个身体组织警卫的“大食客”等待的正是这样的入侵者。如果需要，它们会穿过组织去帮助其他的细胞与感染做斗争。这些“自杀的细胞”会消耗掉来犯细菌及其毒素，结果它们自身也会死亡，严重的感染会因此被阻止。如果入侵的细菌数量太大，巨噬细胞将会被压倒；虽然许多巨噬细胞会完成使命，但是更多的葡萄球菌仍会突破它们的防线，继续去侵蚀血红细胞。在一场全面发动的进攻中，血红细胞消耗如此巨大，以致躯体开始因缺氧而窒息。
在毒性休克综合症中，葡萄球菌所携有害毒素如此致命，以致受害者开始临床休克，精神混乱同时伴以危险的高烧、严重的血压降低、腹泻、呕吐、肝肾失灵。研究者们发现，妇女阴道中的细菌逐渐繁殖，会向一个狂乱的灾变发展。在大部分TSS病例中，这些妇女都有过一、二次感染，表面上看似偶然的较温和的症状。这使她们的免疫系统误人歧途——有些妇女真的产生了抗体——允许残余的葡萄球菌留在原处继续发展。当细菌数量爆炸时，免疫系统的反应变得不相称也不够充分，这将导致休克，有时是致命的。
医院：另类通道
1952年，盘尼西林几乎可百分之百地摧毁葡萄球菌，30年之后那个数字已降到10％。在旧金山肆虐狂暴的葡萄球菌已发展出打败所有其他抗生素的能力。它是第一种真正的超级病毒。
能够预测的是，具有极高抗性的超级病毒开始出现在病人、抗生素和细菌高度集中的一个地方：医院。医生们在护理一位住院的患者的过程中，他们似乎消过毒的白大褂为细菌从病人到病人、从病房到病房之间的扩散提供了方便的工具，这么说决不是针对我们的医务人员。 。。
在莫菲特医院，葡萄球菌杀手直接来源于一名护士，她无意中也传染了另两名婴儿。院方因这种超级病毒的出现而万分焦急，立即用抗生素对医护人员和婴儿进行处理，关闭病房，用橡胶封条、窗帘和床单将其封死——用上了所有能困住细菌的方法，包括擦洗、消毒患者留下的每样东西。但是这种彻底的清洁也只不过是一种事后行为。
虽然葡萄球菌无处不在，它也是无害的，除非它进入了伤口或烧伤处——或者免疫系统失灵的人体内。那时它将使宿主付出巨大代价让自己兴旺繁盛起来。任何工作在医院中的人可能染上细菌，也可能是在他们自家的花园里，然后把它们带人医院而自己则毫无风险。一旦葡萄球菌到了那里，它们很容易过渡到任何潜在的、直接的新生境中。医院中充满了因意外或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而致伤或烧伤的人，其免疫系统已经因满负荷工作而疲劳。
在极端情况下，医院里到处都是抗生素。尤其危险的是集中看护室中的儿童们，他们伤口尚未愈合，免疫系统尚未形成，正处于衰弱时期，无助地躺在强大的抗生素茧壳中。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许多外科医生采用预防措施来弥补他们手术室或病房落后的卫生条件……结果导致抗生素的过量使用，这必然会引起反作用。”因为这样会将巨大压力施加在葡萄球菌和其他细菌身上，使它们调整所有的基因程序，建立起越来越坚固的防御，抵抗药物的攻击。
1960年代大部分医生在二甲氧基苯青霉素的帮助下放弃了盘尼西林。新药摧毁了葡萄球菌的β内酰胺酶的抵抗，但仅仅维持了几年。1980年代葡萄球菌超级病毒出现时，很快获得了MRSA（抗二甲氧基基苯青霉素葡萄球菌）称号；MRSA很快冲出医院进入更广泛的社区，通过幼儿园和全天护理中心扩散，它在那里抓住有小伤口小搔痕的孩子，也通过市内贫民区共用针头的吸毒者进行扩散。1992年美国所有葡萄球菌变异中便有15％左右是MRSA，令人吃惊的是其中40％是在大医院中发现的。用人数来计算那数字更加惊人。那年有2300万人动过外科手术，其中92万人发展成了术后感染，大多数就是MRSA造成的。更昂贵更复杂的抗生素用于治疗，导致了更大的抗药性循环，直到1993年只有一种药物，万古霉素能够摧毁MRSA细菌。但这最后的希望也会偶然落空。
与超级病毒的超级感染做斗争的代价像火箭发射一样猛升。据推断，病人住院时间的拖长和更昂贵抗生素的使用，每年要增添300亿美元的支出。从盘尼西林过渡到甲氧苯青霉素一项就使基本医疗费增加了十倍。
在地球村没有什么像疾病的传播那样快。贫困国家既无钱又无基础设施，难以应付猖獗一时的超级病毒的威胁。在所有国家，无论富裕和贫困，抗生素的使用或误用都刺激了超级病毒的进化，而国际间的贸易与旅行——尤其是飞机——为抗药性极高的细菌变异顺利地从一国迁移到另一国提供了现成的通道。
到了本世纪的大门刚刚开启的时候，葡萄球菌绝不是威胁世界的惟一的超级病毒。例如，更新了体力和毒性的链球菌再次猖獗，它们强化了所有的致命能力。“A号链球菌”曾经以腥红热夺去成千上万儿童的生命，它是在1989年再次出现的。A号链球菌的消失与再现是一个经典范例，它演示了对一种细菌的明显胜利实际是对另一种细菌的邀请。1960年代A号链球菌似乎完全消失了。腥红热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曾经是很遥远的，但它依然回来了。也许人们命名的“古典传染病”都会卷土重来。
细菌和医药的赛跑
对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相信疾病从根本上是可治的西方人而言，令人震颤的是不可治愈的致命疾病的复苏。它们看上去可能仅仅像腥红热、白喉或旧时的结核一样虚弱无力，但随后就会变得大为不同，那时推动它们的细菌已不再是同样的细菌了。它们至少使受害者同样痛苦与衰弱，对心理、生理和财政同样具有破坏性。
虽然它们造成了巨大的浩劫，但这些再生的杀手并不代表过人类的最后威胁。它们倾向于留在正在消失的传染病中，然后演变成一场挡不住的灾难。它们也许是另一些疾病的征兆，此我们可能没有什么防御之术。
半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对细菌的战争，现在各种迹象表明战斗已经陷入了有气无力的僵局——就像一场固定阵地的消耗战，双方都在奋力支撑，以备在战壕牛进行下一次战斗。细菌就在外面，就要进攻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消灭敌人。我们必须净化自己，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我们已经看到在细菌超出控制猖獗起来时，我们自夸的“精锐部队”——抗生素，并未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用军事术语来说，它们还导致了大量的“间接损失”——它们残杀了大量的“平民”，那些保持我们正常功能与健康的友好菌群。这种破坏使我们更易受到有害菌的感染。另外，那些细菌“敌人”同样唤起它们巨大的潜能来适应新的环境，它们发展出强大的防御能力卷土重来；我们又研制出新的“魔术弹”来回击，更像滥用一气的炸弹一样，把它们到处发射；细菌再次改变并赶上我们，我们又创造出新的抗生素，而细菌又已改变……如此循环不已。
1981年，在《不死的细菌》一书中，马克·拉普描述了抗生素的发明及其巨大许诺所产生的后果：
“很不幸，我们与自然界玩了一个恶作剧，我们控制住这些化学物，以一种方式使它们更加完美，以致改变了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微生物的结构。我们现在增生了以前自然界中从未存在过的微生物有机体。我们选择了它们。我们发现，在过去微生物导致的人类的疾病只有10％，而现在能导致的疾病已达20％和30％。我们已用抗生素改变了整个自然界的面貌。”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拉普的描述在当时显得有些夸张，现在看来却是恰如其分。今天我们知道拉普是多么正确。如果医学家和医生们当初没有将细菌视为危险的敌人予以根除，而是当成不守规矩、需要细心管理的盟友；也许今天就没有必要花大力气对付恐怖的中毒性休克综合症。当然，我们不能使时间逆转。我们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