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更严重的报复还在后面，不要以为科学可以对付一切，人类只有首先学会“做人”，才有真正的安全。
大气层的漏洞
如果全球升温的预测最终是准确的，恒河口将是未来的半个世纪遭受损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地球气候的变化与我们在最近两三个世纪消耗的惊人的矿物有关，这几乎是不成问题的。无论专家们的预感是否应验，无疑，煤、油和天然气的燃烧使大气层的二氧化碳负担急剧增加。植物自然产生的二氧化碳和腐烂蔬菜、动物消化系统所释放的沼气，吸收了太阳的热量，否则这些热量会以红外线的形式反射回太空。自然的“温室气”使地球温度保持在平均15℃，并有助于地球上生命的生长。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由工业烟囱和内燃机引擎倾泻出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给20世纪造成了越来越重的负担。自17世纪中期开始，地球温度逐渐上升，最近100年上升了大约℃。1995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研究小组（IPCC）的一份草案则描述了21实际将出现的情况：
由于冰川和南极部分冰层的溶化，海水增多，水温升高，海平面将上升2米。海水将淹没广袤的低洼海岸，包括尼罗河、恒河和密西西比河在内的大部分三角洲，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大部分海滩，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和一些岛国，如马尔代夫群岛、塞舌尔群岛、库克及马沙尔群岛。十亿多人将迁居，或许还要多得多。
地球平均气温的上升，不仅直接危害人体的健康，也使许多古典传染病“复活”，并在纬度上分别向南北方向推进，挪威、加拿大出现疟疾就是明显的例证。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的威胁对每一个国家都存在，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气候…生物…瘟疫
在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古代自然瘟疫病菌携带者（和一种中间携带者），瘟疫就在这些具有高度免疫力的野生动物间无害地传播。喜玛拉雅山脉和非洲中部及东部（以及中世纪的亚洲大草原），曾一度是在数个世纪里席卷欧洲以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瘟疫的终极发源地。
如果非洲东部地区是瘟疫的一个古代病源区的活，那么为什么瘟疫会在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突然从病源区当中爆发呢？为什么它会在半休眠了数百年之后，訇然开启其细菌库的大门，继而如洪水般淹没这个世界呢？
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幸存的瘟疫病源区所进行的调查证明，大多数瘟疫的爆发都是由突发而剧烈的气候变化引发的。在严重的干旱之后继之以正常的天气，也会引起瘟疫的爆发；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特别是在干旱之后发生这样的降雨，则最有可能引发瘟疫的四处蔓延。
在发生“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的情况下，植物的生长大大增加。这样，就有了更多的食物，而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则会大量繁殖。啮齿类动物的数量达到了如此庞大的地步，以至于它们相对于以它们为食的食肉动物的生存率大大增加，并由此引发繁殖激增。为了寻找它们的草料领地，啮齿类动物的活动区域必然扩大。同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携带着瘟疫的野生动物便无情地向外扩散了。很快地，这些生物与其他没有携带瘟疫的啮齿类动物有了接触，进而将疾病传染给人群。
在发生“干旱”的情况下，由于缺乏雨水和食物，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以及体型较大的食肉动物大量死亡。但是，一旦干旱结束，较之繁殖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而言，啮齿类动物以其快速的繁殖速度、更多的产仔量以及更短的孕育周期，得以迅速恢复其数量。这样，在几年之内，狩猎者与猎物之间巨大的不平衡，就会向猎物一方倾斜了。繁殖激增的情况由此发生，而瘟疫大量滋生的啮齿类动物则如野火般蔓延开来。
所有的情况当中最具戏剧性的，还是发生在严重的干旱继之以激增的降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情况恰恰与非洲东部地区在530年代世界范围的气候混乱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据我们所知，瘟疫源自非洲东部并在541年登陆埃及。瘟疫需要气候的激发作用，以将其从地处偏远的“野生动物”库中“解放”出来。另外，一次大规模的世界范围的气候紊乱，确实就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携带有瘟疫病菌的啮齿类动物与其他的动物，在这一过程当中就像离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凶猛。
历史留下了6世纪在地中海地区东部瘟疫所造成的死亡率情况以及有关6世纪不列颠岛西南部的定居地湮灭的证据。另外有记录表明，在欧洲北部，其中包括不列颠岛西南部，瘟疫的传播比温暖、干燥的欧洲大陆南端更为容易，更为迅速。在干燥的地中海地区瘟疫病菌只能生存数分钟，而在潮湿阴冷的天气下，瘟疫病菌的生存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不论是干燥的地区还是潮湿的地区，都会因跳蚤的叮咬传播而感染瘟疫。但是，除此之外，不列颠岛上还更容易受到空气传播的瘟疫病菌的感染，这些瘟疫病菌根本无需跳蚤叮咬传播的帮助就能使人直接吸入。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瘟疫和一个地区的气候和生态之间的关联。
城市：病菌的天堂
也许比疾病影响历史更为微妙的是，人的行为能将时疫扩大到非常的规模，为“慢性”病（比如爱滋病）的扩散打下基础，这些疾病不是突然出现或隐退，而是需要很多年才出现症候。对这些灾难“贡献”最大的当数城市。在历史上，中心大都市一直被当做人类最杰出智慧的磁铁，城市的增长力历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的标志之一。都市吸引了无数的人，却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敌人——细菌的聚集地。
细菌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繁茂滋生，因为那里的人们经常保持身体的接触，吸入别人呼出、咳嗽或打喷嚏的废气，有范围很大的潜在的性伴侣，他们从当做排水沟用的河里取水饮用，垃圾多得难以处理。在这么熟悉的人群中一个人直接或间接地要接触那么多人，于是，已经在水中、废物、房屋、家具和食物中滋生的细菌，便会像一场烈火在烘干的大草原上迅速蔓延开来。
在繁荣的城市，有众多人住着光彩豪华的住宅，却也有无数的人仍然在没有活水和有效的污物处理的条件下生活着，而这正是细菌的天堂。房屋不足异常拥挤的贫穷城市，更易被感染。“如果罗马贵族偶尔由于水道中的细赤痢，”医学记者劳瑞尔·加瑞特写道，“下游的平民肯定要遭受贵族感染后的废物造成的双倍的细菌危害。”
1853年8月末在伦敦的布罗德大街，那个小小教区中两周内便死了700人，著名的医生约翰·斯诺发现霍乱空前肆虐是因为人们都在用同一个污染了的水泵取水，他劝说教区行政长官拆除了瘟疫中心的布罗德大街上的民用水泵，这才使那里住户和工厂都逃过了劫难。这是一个不算太古老但很经典的故事。现在在大多数城市，用水泵取水的是不多见了，但是，如果我们用水泵借代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设施，那我们和1853年的布罗德大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尤其重要的是，现在的城市系统越来越庞杂、越来越官僚，一个医生就可以让城市当局改变既有的设施，这几乎是天方夜谈。
在城市，公共化的程度越高，流行病的通道就越多、越通畅，一旦流行病获得传播通道，它将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毁灭性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尤其在居民没有任何自然防线来抵御微生物入侵之时。
西方城市今天整体上已经非常卫生了，但仍是致命的微生物的滋生之地，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变得严重。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指出：“两个世纪以前，世界上98％的人是农夫和村民。很快有一半的人成了城市人，许多人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这样城市的水、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公共健康规划的使用是超载的。”
那些最易受到新型细菌感染的将是大城市中“丧失免疫力的人和穷人”。卡伦警告道：“如果年轻人缺乏食物，没有工作和希望，他们就会变成社会和医疗业的定时炸弹，变成疾病的传播者。”
引言
自古以来战争就是瘟疫的放大器和开路先锋。14世纪蒙古军队首领詹尼伯格在一场攻城之战中把患有鼠疫的士兵尸体抛入城中而引发更严重的鼠疫，詹尼伯格因此背上了千古骂名，但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在中国投放细菌导致瘟疫却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这体现了人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态度。在生物科技发达的今天，制造一场瘟疫易如反掌，1美元的成本就可以让1平方公里范围的生物化为云烟。恐怖主义组织掌握着大量毁灭性的生化武器，生物科技提供的“复制瘟疫”的可能性也许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悲哀。
战争放大瘟疫
引言：战争是潜在流行病的开路者和放大器，这个结论恐怕谁都可以接受。战争不算是瘟疫的元凶，但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帮凶。在整个历史上，许多次重大的瘟疫都是借着战争扩散，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故意的。只是无论哪一种情况，战争的制造者们都不会甘愿将瘟疫传播的黑账算到他们头上而已。
1348年黑死病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似乎有一点可以肯定，战争在这次瘟疫中充当了一个特殊角色。据记载，1347年，基普查克·汉·詹尼伯格正率领一支蒙古军队围攻热那亚人的港口卡发（今费奥多西亚，属乌克兰），因士兵染上鼠疫，部队迅速瓦解，詹尼伯格在绝望之中命令将所有病人的尸体用巨大的石弩弹射到卡发城中，让那里的居民也染上这种可怕的疾病。尽管有些难民设法逃到了海上，但由于已经身染鼠疫还是死在船舱里，于是水手们也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就这样，海船载着他们的尸体来到了意大利，同他们一起来到这里的自然还有可怕的鼠疫。
当然，战争和瘟疫的关系历来很复杂，是战争遇到了瘟疫还是瘟疫遇到了战争，情形是截然不同的。历史上有很多次战争在进程中遇到瘟疫，从而使战争逆转方向的例子，瘟疫就会成为某一方的“武器”，最终获胜的一方往往很庆幸，虽然瘟疫也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损失。当瘟疫遇到战争的时候，瘟疫的传播速度就会加快，无论是古代的刀枪相见，还是现代的电子战，都会扩大和加深瘟疫的后果。东南亚地区半个世纪不间断的战争，直接助长了在这里反复发生了疟疾细菌对任何药物的抗力，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生物武器的威胁
詹尼伯格把患有鼠疫的士兵尸体投掷到发城中，客观的说只是为了解气。在历史上，尽管许多瘟疫都通过战争而放大，但在战争中有预谋地“制造”瘟疫，是现代才有的“作剧”。
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比蓄意将瘟疫释放到无辜者身上更为荒谬和恐怖的了，但是确实存在专为此而设计的武器。它们使用两种基本的“药剂”或活性成分。首先，要有活的微生物，如炭疽菌、黄热病毒或鼠疫菌；第二是毒素——由这些微生物产生的自然毒素。生物武器设计者最喜欢的毒素是芽孢梭菌引起的肉毒中毒。除了以致命或官能不全疾病感染士兵或平民，生物战也可以用于破坏对手的庄稼和牲畜。药剂可由空中喷洒、炸弹、导弹甚或轻型火器发送给目标。
生物武器对恐怖分子极有吸引力，控制它们的设计、生产和发放是极其困难的，生物武器也许正在全球像细胞分裂一样地大量扩散。虽然它们在国际上还是非法的，许多国家同意不发展或使用生物武器。但仍有许多国家却不受任何这类公约的约束。新近爆发的英美对伊拉克的战争，由头就是伊拉克的生化武器问题。很可能，那些忽视生物武器公约的国家都发现，这些便宜且易于生产的武器可以代替核武器来威慑潜在的敌人。依据专家的判断，除俄国和伊拉克之外，最有可能拥有进攻性生物武器的包括北朝鲜（据说它持有用于军事的天花病毒）、利比亚、伊朗、印度、以色列、叙利亚和南非。还有许多国家据说也需要它们。
当然，在许多国家中保持一定的秩序也是可能的，无论是通过外交的舆论压力、贸易制裁，还是最极端的战争。但这样的约束对恐怖分子是无效的。恐怖主义者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惩罚人类堕落所犯下的罪行，不限手段不假慈悲。其宗旨就是以和平的名义，耗尽不答应其要求的敌人，无论自己的要求多么蛮横无理。有些国家认可了这种策略——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通过秘密方式来资助这些恐怖集团。恐怖主义者发现生物武器极具吸引力。它们非常致命，很适合于突然袭击，制造起来成本低廉，能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在阴险的人手里，甚至可以榨干最强大最繁荣的社会资源。
细菌：不是炸弹，胜似炸弹
生物武器与其他武器相比有特殊的优势，它能使敌人失去食物这样的基本资源，并扰乱对方的基础服务设施。一把精心放置的生物活性药剂能在牲畜中传播疾病，或者摧毁大面积的庄稼，这也许是无论多少常规轰炸都难以办到的。
生物战在战线之后的另一种应用是没人提到过的，那就是在和平时代使用生物活性药剂，毁灭政治对方动物和植物。这么做可以是纯属出自仇恨，为了打破一个国家的平衡，进而颠覆其政权基础，或者削弱它的经济实力使之无法应付一场战争。如果药剂散布得足够聪明，受害者几乎不可能明白是自然的不幸还是暗中的破坏使其庄稼颗粒无收牲畜死亡殆尽。1971年，古巴爆发了几场疾病。其中一种是非洲猪瘟热，在两个相距非常遥远的地点同时爆发；为阻止瘟疫扩散，有50万头猪被宰杀。而在古巴贵重的烟草种植中出现了青霉病，甘蔗黑穗病破坏了蔗糖产业，一场出血性登革热使群众陷入骚乱。卡斯特罗总统指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释放的疾病。无论这是否属实，古巴的人民和经济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一系列传染病演示了仅仅一些发疯的病原体就能给一个国家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
真正适于直接用于战场和战场之外的微生物，并不比大炮的种类更多。但是，使对方的战斗部队和平民丧失战斗力比消灭他们更有效。一具尸体可以被埋葬、被忘记；但是一名伤员或一名重患者会牵累一连串的人，使他们分心使团队溃败。无论是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无论是用于杀伤还是使对方丧失能力，理想的生物武器具有以下特点：
◆效果稳定可靠
◆只需很小的剂量便能发挥作用
◆潜伏期短并能够预测
◆可用于攻击以前没有感染过此类疾病的目标
◆对方没有可行的治疗方法
◆易于批量生产
◆可以可靠地贮存和运输
从使用者的角度看，最基本的还有，完全可以保障自己或友方军队和平民不受侵染。按惯例另外要考虑的是散布后的污染控制。传染病的历史表明，蓄意释放任何携带者像昆虫那样不可预测的疾病，都是不太明智的，但多数使用者根本就管不了这么多。
对生物武器和核武器效果的直接比较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1993年，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在一座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000—10000人的城市进行了两种武器的比较研究，计算出一枚千吨的核导弹能造成圆形平方公里的破坏，万—8万人死亡。在乌云密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