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一边喝一边说些闲话。爸爸跟我说他一天是怎么过的,也问问我的生活。咖啡喝完以后,他又把我送上床,亲吻我,叫我再好好睡一觉,自己这才上班。这是我同爸爸非常特殊的聚会,一天都不落。
后来我长大了,从家里搬了出去。每天都跟他在电话里说一会儿话。父女再聚会已经改成一起做晚饭的时候了。爸爸给妈妈做,我给自己的丈夫做。我们从来没有错过这一碰头聊天的机会。
爸爸是1995年去世的,现在我仍然非常想念他。如今,每天早上我还做一壶咖啡,坐在厨房桌子上喝。我的咖啡还是稍微带点棕黄色,加了不少牛奶和糖,喝在嘴里甜丝丝的。当我举起杯子,喝到嘴里第一口的时候,我好像看见爸爸就坐在桌子对面,手里拿着他的咖啡杯正对我笑。他跟我说再见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难过,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早上他还会回来陪着我。我喝咖啡不是例行常规,它有特别的含义。我是跟爸爸一起喝咖啡的。
——贝斯?哈克特,纽约州康内萨斯市,大学生
技师罗杰尔?哈克特(1924—1995)之女
转身,我就能看到你
神学院学生
和你的儿子在一起是一件事;他伤透你的心的时候仍然同他在一起是另外一件事。
我父亲是19、20世纪之交在爱尔兰出生的。我哥哥从万圣中学毕业,走上讲台领取毕业文凭的时候,父亲非常骄傲,因为这是我们家第一个读完高中的人。3年以后,我也高中毕业了。我告诉父亲我想上大学,他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回答。几个星期以后,我又跟我的父母说,我考虑要上的学校是纽约神学院,这下子父亲同母亲都喜形于色,立刻表示赞成。在当年那个时代,一个爱尔兰家庭的孩子将来有资格做神职人员是一件非常光采的事。
我在神学院研读神学的8年漫长而艰苦。特别是最后一学年,很早就要为5月里被授予圣职举行的仪式做种种准备。又要选择一处宽敞的大厅,又要填写邀请信,又要安排坐次席位——简直像在举行一场没有新娘的结婚典礼。圣安塞尔姆教区——我们家所属的教区,所有教徒都积极开动起来,为卡罗尔一家这个大喜日子做准备。在忙碌中,日子很快地过去了。
圣诞节来了,又过去了。这时候我心坎里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令我心神不安的想法。我真的要当一辈子牧师吗?我真的要去天主面前宣誓,就此决定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吗?这一年复活节前一周我在圣帕特里克教堂举行的祈祷仪式上有幸表演独唱。仪式过后,我获得半日休假,回家去看望一下父母。这时离我接受圣职的日子只有6周了,两位老人都忙着做最后一些准备工作,没有时间同我谈我的问题。
回到神学院以后,已在我心中冒头的那些想法仍然不断困扰着我,直到最后我打定主意,决心放弃早先树立的生活目标,改换另一种生活道路。我有一个好朋友,早已是牧师,派驻在离我父母家只有一英里远的教堂里。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他,他说他可以把一辆汽车停靠在神学院院子里,什么时候我跟学校谈妥我要退学的事,立刻就可以驾驶他的汽车离开。1961年春天一个安静的早晨,其他学员还都在上课,我开着这位朋友的车,缓缓驶出校门,汽车驶进庸克尔斯镇的街道。从此我告别了神职人员的生活。
我把车一直开到东南布朗柯斯我朋友的住处。“我该怎么办,乔?”我跟朋友说,“我怎么回家告诉他们?我会把他们的心伤透的。”我的朋友自告奋勇先到我家把我离开神学院的事跟我父母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回来了。“没问题了,汤姆。你可以放心回家去了。”
我走进我自幼就非常熟悉的那幢小公寓房,两位老人正并排坐在一把睡椅上。我往他们前面一站,想不出要说什么。我开始哭起来,只是连声说对不起他们。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件事隐瞒了这么久。“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孩子,”父亲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事。”
在父亲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装满尚未投邮的邀请信的纸盒就放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不留情面地叫我想到我的半途而废的职责。
父亲站起身,面对着我。“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别人谁都不能替你策划。这几个月你一定很不好受。你心里有事却跟谁都不说。我和你母亲都为你骄傲。做出这样的决定也真够难为你的。”我站在那儿,又惭愧又尴尬。最后父亲向厨房那边点了点头,对我说:“来吧,茶都快凉了。你去给母亲倒一杯。”
3个月以后,我母亲死于癌症,父亲又活了10年,但是一次也没有提过这个话题,更没有问过我当初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一直到他去世,父亲一直向我示范,如何做孩子的父亲。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站在我身边,并没有抛弃我。
——汤姆?卡罗尔,纽约州麻马罗奈克,退休大学系主任
工程师巴尔尼?卡罗尔(1899—1971)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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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是爱的代价
球迷
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父亲永远能接到我们的电话。
我父亲是扬基棒球队的一名非常热情的球迷。妈妈对我说,她同爸爸谈恋爱的时候,常常要给爸爸打点好一份丰盛的午餐。爸爸拿着午餐去扬基球队赛场连看周日两场比赛,一整天也不再露面。他要从赛前球队热身活动看起,一直看到最后一局比赛终结。
我从小就受他感染,也喜欢看棒球比赛。当我们去不了赛场的时候,就从一台菲尔柯老收音机里听讲解员瑞德?巴贝尔或者梅尔?阿伦现场评述整个比赛过程。我们家还有一台13英寸的黑白老电视机,有时候工作,有时候不工作。赶上它工作的时候,就从电视机里看比赛。我会把爸爸的一把安乐椅放在电视机前,再准备好他的拖鞋。晚饭刚吃完,我们就坐到电视机前面,爸爸坐在椅子上,我坐在他腿前,听他给我讲比赛如何精彩。
1955年秋季开学,我已经回到到布朗克斯的学校。9月的一天上午,学生代表到我上课的教室来找我。他拿着校长的条子叫我穿上外衣、拿着书去校长办公室一趟。我走进校长办公室,看见身穿衬衫、只系着领带的父亲正倚在校长的办公桌上。我们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很严厉的女人,把纪律看得高于一切。我还记得她当时对父亲说,除非是生死存亡的严重事件,学生是不允许出校门的。父亲眼睛瞪着她说:“今天扬基队同布鲁克林多基尔队比赛。这是国际联赛的第7场比赛。这可是一件大事!”
我不知道爸爸用什么办法弄到两张参观比赛的入场券。他本来可以约任何一个同他在一起的人看比赛,朋友也好,他的老顾客也好,甚至可以带上妈妈 ,但他还是到学校来,把我弄走了。就这样,他同自己的儿子在扬基球队赛场度过秋季的一个下午。
镜头快速向前推,时间已经到了20年后。这是一个周六下午,电视台正在直播扬基队同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的比赛实况。这一天还是老运动员重新出场的日子,扬基队五六十年代的老球员和同一时代的老印第安人队员在正式比赛开始前必须进行两局表演赛。扬基队的一位老人正站在看台上振臂呼喊。约吉、博比?理查森等一些老球员这天都出场了。这些人都是我父亲当年一一指点叫我熟悉的球员。扬基棒球队是我们的黏合剂,把我们父子紧密地联合起来。
我拿起话筒就拨了父母家的电话。妈妈的声音一下子把我拉回到现实世界。刚才我在想什么?爸爸死了快10年了。我怎么会全都忘了?我跟妈妈说了一会儿话,告诉她橄榄球比赛的事,就把电话挂断了。老球员的两局比赛我都看了。看的时候又是笑又忍不住落泪。
——阿诺德?安农齐亚塔,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销售经理
屠宰商弗兰克?安农齐亚塔(1910—1953)之子
一个快活的男人
爸爸离开了她,但是他教会她感受生活的幸福。
我父亲是个快活的人。他1925年生于伊利诺伊州小雷纳城,是一家意大利移民8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长大成家,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自己家庭上,不论做什么都为了自己的儿女。他一天到晚奔波,是想能有稳定收入,让家里人生活得更好一些。妈妈不会开车,所以爸爸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他分内的事,好像并没有多做什么似的。作为生产商的代理人,每天他都要为生意上的事开汽车跑很长的路,但是回到家里还是乐呵呵地给孩子当司机,开车带我参加各种活动。我们都喜欢坐他的车,一路又说又笑,非常开心。
在我们家,吃晚餐是件大事。我父亲是道地意大利人,讲究吃喝,妈妈做菜很棒。至今我还记得父亲吃饱以后,怎样把餐巾撂在桌子上,把椅子往后挪了挪,就心满意足地咂起嘴来。“孩子们,”这时候他总要发表评论,“这种饭你们去外面餐馆里可吃不着。”
爸爸和妈妈相亲相爱,感情至深,这对我们一天天长大的几个孩子是很大的安慰。我常常看到他俩牵着手,有时候在厨房里偷偷接吻。吃饭的时候,他们还相互递眼色,仿佛两人心里有个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似的。我们几个女孩儿长大以后喜欢算命玩,各人都把未来的愿望一件件写下来,希望住到哪个城市啊,将来生几个孩子啊,等等。在选择配偶一项上,我们都希望嫁一个“像爸爸”那样的丈夫。
父亲从不伤害我们的自尊心,不论我们有什么野心勃勃的念头,他都不泼冷水。他总是鼓励我们说:“你要是不努力去做怎么知道不可能呢?”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爱说的一句话是“皱眉头比露笑脸麻烦得多。”爸爸是个快活的人。
爸爸活到50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身体出了大毛病了。同一个问题,他常常问了又问;同一句话,常常说了又说。过去他总是夸自己记性好,现在做生意却忘记给人下定单。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去一个熟悉地方也找不到路。从前可不是这样,他对行车路线一贯了如指掌。在医院做了多次检查以后,他被诊断为患了老年痴呆症。对家里人来说,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但这是我们——包括爸爸自己——不能不接受的残酷事实。我问他怎样看待自己的疾病,爸爸回答说:“如果这是天主的旨意,亲爱的,那我就只能接受了。”爸爸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宗教信仰同他对家人的关爱一样坚不可摧。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爸爸接连几次叫人发现他把什么都忘了。看到他这样健忘,我心如刀割。这时候我正怀着第5个孩子,想到即将出生的孙女将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祖父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老人,我痛苦极了。我走到另一间屋子,躺在床上,打算独自待一会儿。几分钟以后,爸爸经过我躺的地方,看到我。“亲爱的,”他说,“你躺在这儿太冷了。我去给你拿一条毯子来吧。”这一暂短时刻,爸爸把毛毯轻轻盖在我身上的这一简单行动,让人看出他的品性。他是个多么与众不同的人啊。
爸爸的一双奇妙的蓝眼睛很快就失去了光泽,但疾病却缠扰了他15年。这15年间,妈妈在家里一直尽心照顾他,怀着极大的勇气,也怀着无限关爱。最后,在他永远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都在他身边,送他回到天主那里,口里叨念着:“爸爸,我们爱你。”
生病以前,爸爸教导我们:不求回报的爱给予一个人获取自由的力量;对自己应有信心;应该懂得欣赏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生病以后,爸爸教导我们:不求回报的爱给予一个人获取自由的力量;要有智慧接受我们所不能改变的;要认识到信仰与力量可以来自痛苦和受难,正像钢铁须经烈火淬炼一样。
我父亲是个快活的男人;我是个幸运的女人。
——朱迪思?安?麦肯斯,伊利诺伊州罗克弗德,语言障碍病理学家
代理商杰克?P。博纳维亚(1925—1997)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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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快乐,分享棒球时刻
门票
一张小纸片儿有时候带回一段珍贵记忆。
我们家阁楼上存放着不少旧东西。有一天我父亲站在阁楼的窗户里,把一些“传家宝”一件件扔下来,准备当垃圾处理,这让邻居看得目瞪口呆。父亲不是个睹物伤情的人,我不记得他为了怀旧留下什么物品。但也有一次例外,这同10月里举行的一次棒球比赛有关。
在我们家,我是唯一喜欢棒球的人。因为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机,所以我只能收听电台广播的比赛的实况。我一直梦想有一天在扬基运动场看到我心目中的英雄们实地打球。
那年冬天,我写了一张次年扬基棒球队比赛日程表。每天晚上我都打开看一遍,一边看夏季比赛日期,一边做梦。有一天我发现我父亲到门外往卡车上装货以前,正在看我那张表。我非常吃惊。
下一个星期天,他站在厨房水池前刮脸,准备上教堂。父亲是卡车司机,为了不让口袋里的零钱掉出来,总把身上的硬币装在一个红颜色的钱包里。他一边往脸上涂肥皂,一边转过头来对我说:“从我钱包里拿出几个硬币存到什么地方。一个礼拜存一回,看看到了夏天咱们能不能上扬基运动场去看场比赛。”
我立刻把一只装花生酱的玻璃瓶刷洗干净,在瓶子外面贴上纸条:扬基运动场基金,1960。
我同父亲每人每周都往瓶子里添几枚硬币。夏天过了一半,瓶子里的钱已经装满了。但是直到8月末,我们仍然没能去看棒球比赛。父亲实在太忙了,连星期六,甚至星期天也要干活儿。我把扬基队的小三角旗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往后移,心里越来越害怕,这年夏季看不上球赛了。
一天晚上,在帮着父亲装车的时候,我告诉他扬基队还有两次周末比赛就到别的赛区去了。父亲摘下帽子说:“别着急,艾德温。我的活没有从前那么忙了,咱们肯定会有个空闲的星期六的。”
我们迎着秋风走回家,这让我们意识到今年的棒球季快要结束了。
在倒数第2场比赛的头天晚上,父亲对我说:“我要去一趟特润顿,要是没有什么临时任务,11点以前我一定能赶回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还想去看比赛的话。”
第二天上午我一直等着他回来,已经11点15分了,还不见他的踪影。我继续坐在那里等,抱着我的储钱瓶,不知不觉已经到11点50分了。正在我心有不甘地准备再等一年的时候,房门一下子从外面撞开,父亲对我大声喊:“给我5分钟换衣服,我们去!”
运动场修建得像一座中世纪城堡,“扬基运动场”几个字像巨人似的又高又大。父亲买了两张蓝色门票,我们随着人流上了三层平台,坐在高层看台的座位上。我兴奋得简直连呼吸也停止了。
眼前的景象比我想象中更加宏伟:几千个座位,绿茵茵的草坪,最叫我心动的是,这不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人物图片,而是扬基队的一个个活生生的运动员。
我坐在看台上为每次投球欢呼,但整个下午我父亲却一直无精打采;他对棒球运动什么都不懂。(他根本不爱运动。)有好几次我偷偷望了他一眼,父亲的高大身躯挤在硬板椅子里,一脸疲惫困顿。他已经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星期六上午还干了半天活。当时我就对他表示感谢,可是到底说了什么,现在却不记得了。就这样,父与子,在秋日阳光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