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干了半天活。当时我就对他表示感谢，可是到底说了什么，现在却不记得了。就这样，父与子，在秋日阳光下一起看了一场比赛。
看完球，父亲开车把我带回家，一路经过新泽西好几个城镇。这条路他开卡车送货已经跑了25年了。回到家里以后，父亲说：“留着那个瓶子。从明天起咱们接着攒钱，下回再去看比赛。”我立刻就去瓶子上贴了个新标签：扬基运动场基金，1961。
我们又一起看了两场棒球比赛。
1963年，我已经上8年级。就在年后第二天，父亲去换汽车轮胎的时候突然去世。我把攒钱的玻璃罐扔了。
举行完葬礼，家里挤满了来吊唁的亲友和邻居，但是我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么空虚。我一个人走到楼上父母的卧室，希望看到父亲留下的东西，从中得到些安慰。他的一双劳动靴、他的带斑点的小帽，甚至他生前一直带在身边的那个红颜色钱包，所有这些物品都没人动过，摆在原来的地方，给人肃穆庄严的感觉。后来我又发现他的祈祷书放在镜台上，我一页一页翻着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突然，一张小蓝纸从书里掉出来，飘落在地上。我把它捡起来，纸上写着：1960年10月1日，普通入场券。从来不为怀旧收藏东西的人都留着一张入场券，为了纪念同我在球场里一同度过的一个下午。我小心翼翼地把这张蓝纸片放回到他的祈祷书里面，倒好像那是一件什么圣物似的。我缓步走到楼下，开始过我的没有父爱的生活。
——艾德温？罗蒙德，宾夕法尼亚州温德嘉普，诗人，
卡车司机艾德温？老罗蒙德（1909—1963）之子
你的平凡是我的骄傲
美国梦
他是美国梦中的一个衣冠齐楚的人。
我祖父成家以后，没有力量抚养孩子，所以我爸爸和他的几个弟兄都被送到新泽西州的一家孤儿院。这几个孩子在孤儿院待了4年，直到祖父经济好转，才被接回家里。我爸爸上学念完8年级，但是从学校出来，却找不到任何工作。那时候正赶上美国经济大萧条，他在家里等于多一口人吃饭，只好到外面流浪。他乘火车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但是什么地方都没有活儿干。他在每个城镇都不敢停留，生怕被警察抓住，当成无业游民关进监狱，同一大帮流浪者用锁链拴在一起。
他是在1934年同我母亲结婚的，好不容易才在纽约一家制衣工厂找到工作——在一间像蒸笼似的车间里熨衣服。这个活儿他一干就干了44年。爸爸非常讨厌熨衣服，但为了养家糊口却不能不做。在他有了孩子以后，每年都带孩子到工厂来一次，为了让他们知道，他挣这点儿血汗钱多不容易。他用这个办法激励我们，让我们奋发图强，将来做个白领，做“真正的”美国人，不要像他这类意大利移民后代，一辈子给人卖苦力。爸爸相信美国的奇迹就在于任何一个出身卑微的人都有机会往高处爬。证券市场意味着他也可以拥有美国一部分。他订了一份《华尔街日报》，从头版看到末版。他说他在攻读大学课程。
爸爸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习惯。早上起床，他总穿上旧衣服，先给炉子加上煤，接着到外边遛狗。然后他换上整齐服装，从布朗克斯乘地铁去曼哈顿上班。在地铁车厢里，他握着皮拉手，尽管车厢摇摇晃晃，他的眼睛却从来不离开手中的《日报》。到了制衣厂，他就换上工作服。中午休息，再换上早上穿来的那身西服，走到莫林证券去看股票走势的荧光屏。他开始买一种股票，只要他买的股票稍微上涨一点儿就把它抛出。因为他深知“牛”和“熊”在股市上都站得住脚，只是不能像猪似的贪得无厌。“让下一位也赚点儿吧。”他说。这以后他又买另一个品种，再买另一种。
午饭后回到工厂，他又换上工作服。下班的时候，他重新穿上一身整齐干净衣服，系上领带，坐车回家。《华尔街日报》也被带回家里，因为吃完晚饭，他还要接着阅读，回家以后他第7次换衣服，这次换的是舒适的休闲服。44年来，每个工作日他都要这样把衣服换来换去，程序从来没有改变过。
爸爸是1987年去世的，这个每熨一件衣服只挣1角到2角5分的人靠着炒股，去世前竟积攒下140，000美元，外加购置了一幢房子、一辆汽车和退休后的老年保险。妈妈也享有一部分房屋产权，再加上爸爸存款的利息和她自己的社会保险，生活非常舒适。爸爸的几个孩子和孙子孙女都上了大学，当了“真正的”美国人。爸爸生前的美国梦实现了。
——多萝西？考克斯，佛罗里达州布雷登顿，总务经理，
熨衣工人杰克？吉奥齐诺？费得里柯（1910—1987）之女
安心，只因为有你
关怀
他总把女儿放在第一位——甚至在女儿都已长大成人，他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
我妹妹和我都已年过五十，我俩一直是单身。生活上，不论大事小事，父亲都悉心照料，几十年如一日。但是突然间，角色的分配倒转过来了。父亲去医院，需要我们扶助了。医生诊断说，他的食管里长了恶性肿瘤。我在开车送他回家的路上问他：“你准备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说。
“咱们去找个专家再诊断一下吧。”我告诉他。
10天里，我又带他去一位癌病专科大夫那里。这位大夫直言不讳地说，父亲的生命只有三个星期了。“这么多年我一直给癌症患者看病，”大夫说，“我还没有见到过哪个病人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这个程度的。”
父亲把手伸给看病的大夫，说：“我已经活得够本了，大夫，谢谢你把我的真实病情告诉我。”我尽力克制住自己；我知道要是我忍不住哭出来，父亲一定会更伤心的。
我们上了汽车，向回家的路驶去。到一个停车路标时，父亲说：“把汽车后倒几步，这里有个修车店。我要看看他们是不是正在修你妹妹的车。得催催他们，别让你妹妹老没有车用。”医生刚刚告诉他，他只能活3个星期，可他脑子里想的还是我们姐妹的事。
他死的时候没什么痛苦，离那次去看医生正好3个星期。他夜里一觉睡过去就再也没睡醒。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一直是关怀自己女儿的好爸爸。
——佩格？埃弗哈德，宾夕法尼亚州韩廷顿，邮件检查员，
质量检查唐纳德？P。埃弗哈德（1927…2004）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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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
尽管你同你儿子的关系不太好，为了挽救他，你还是可以同意他的服役申请的。
16岁的时候，我是个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没有人管得了的少年。我们家住在约纽市罗克维海滩附近的一处公房里，我爸爸是清洁工，下班以后还要到一家意大利餐馆打零工。虽然他又靠人情、又走后门让我进入高级中学，我却读不下书去，最后还是退了学。这件事伤透了爸爸的心。辍学后，我白天工作，晚上整夜泡酒吧。我像一架头朝下、尾巴向上、在半空转圈子的飞机，早晚要一个跟头栽下来出大事儿。
我决定参军。我算计着，只要等到我过17岁生日就可以去当兵了。但17岁当兵，还需要父母两人同意，我母亲却不肯签字。（当时美国正在进行越南战争。）过了几天，我到父亲工作的卫生站去找他。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主动同他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曾去南太平洋作过战。我利用他也当过兵的经历，请求他跟母亲谈谈，让我也去当兵。就这样，还没过一个月，我已经是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兵站士兵瓦尔特？A。阿尔卡里欧了。父亲在通话中教我怎样使用来福枪，如何瞄准，如何射击。不久我就被派往海外，不是去亚洲，而是派到了欧洲。
在部队期间，我旧时结识的仍然留在国内的一些伙伴，有人因贩毒入狱，也有人死于非命，而我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美国军人。一个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且越早摆正越好。我的目标是在军中待到年限，光荣退役，后来我果然做到了。
大约30年以后，就在父亲去世前不久，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当时我那么小年纪，他却肯支持我参军。我这时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我觉得我该把这件事弄清楚。父亲把我拉得离他更近一点，看着我的眼睛说：“如果我把你丢失在街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谢谢你拉了我一把，爸爸。
——瓦尔特？A。阿尔卡里欧，纽约州罗克维海滩，保险公司咨询员
清洁工人约瑟夫？B。阿尔卡里欧（1914—1994）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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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建议
很多影片都使用过这样一个老桥段：一个英气勃勃的指挥官打了一个招募的新兵一记耳光。年轻的新兵说：“谢谢长官，我要的正是这个。”（Mennen须后水就有这样一个广告。）有时候掴耳光是言语上的；有时候挨耳光的不是年轻小伙儿而是成人。
我念完大学的时候，爸爸开车带我回家。路上对我说：“我看你活得不怎么舒服。”
“你指的是什么？”
“你已经长成个高大漂亮的年轻人，脊背挺直，脑筋灵活，只不过一天到晚只知道挣钱。”
“我们家钱总不够花，所以我才关心挣钱的事。你大概不了解，没钱带女朋友看电影、跳舞是什么滋味。”
“嗯，”他说，“但你还是不要为钱犯愁。你的心思应该放在工作上，不论干什么事，都要干得最好。你多半想象不到，现在我们家的境遇比起我父母在世的时候已经是天上地下了。”他又说：“你见过拉灵枢的汽车安上行李架，靠运货赚钱吗？”
毕业以后的几年，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事业中，对家庭生活关心太少，以至我的妻子离开了我。她本来是我在大学读书期间的恋人，没想到这么多年的感情最后竟破裂了。
爸爸对我说：“听我告诉你。你听说过生活的艺术吗？你必须会工作，但也必须会生活。如果两者不分，只知道一味干事，是要吃苦头的。我顺便问你一下，你已经积蓄了多少钱了？”
我说：“我的积蓄大概有你的两倍了，爸爸。”
“啊，我知道，”他说，“我只是想听你再告诉我一遍。”
我二十七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杰米。她很爱我，我也爱她。但是由于我对第一次婚姻破裂记忆犹新，生怕再犯错误，就向杰米建议两人先共同生活一段再谈嫁娶问题。杰米对此没有意见，只是我那每周要望两次弥撒的母亲很不高兴我这样做。父亲这时候又对我说了他的看法。“从你受的教育来看，不该未婚就同居，”他说，“但是时代究竟不同了。我不是说我可以容忍你这样做，我只是设身处地替你想了想。也许你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就这样办吧，你母亲那方面我可以替你做一点儿工作。”
又过了两年，我同杰米住在阿尔伯克基，我父亲和母亲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有一天，爸爸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汤姆，我有件事要跟你谈谈。星期五怎么样？”
“星期五我没什么事，”我说，“你要怎么谈？”
“星期五上午你乘飞机到我这儿来，咱们在飞机场见面。”
“我得在你那儿待多久？”
“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咱们就在飞机场谈。你乘下午的航班回去。这个周末你就要忙活了。”
我下了飞机，爸爸正在等着我。“咱们谈正事吧，”他说，“你想进去还是想出来？”
“进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出来？”
“跟杰米的圈圈啊。”
“杰米很不错。”
“那就太好了。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哎呀，爸爸。谁说我们要结婚了？”
“听我说，汤姆，”爸爸说，“我知道同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代相比，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但是感情上的事却没有多大改变。杰米这孩子非常好，我同你母亲都很喜欢她。但是我们喜欢不喜欢跟你们结不结婚没关系。现在要做的是，你应该决定要不要同她结为正式夫妻了。她是个好女孩儿，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你们孩子的好母亲。你该拿这种身份对待她。你们还很年轻，很多思想都是新的。我们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优秀的家庭，不是只为自己打算的年轻一代。所以我才问你：“你是想进去还是想出来。”
“爸爸，我要进去。可是你为什么说这个周末我就要忙活了？”
“是这样的。要是她也同意，你就得去给她买一只钻石定婚戒指了。这件事你一定得办，孩子。万一她不同意，你就得帮她打点行装，再给她存一笔钱，作为购买一所公寓房前六个月的预付金。”
“你是叫我现在就向她求婚吗？”
“我认为你现在向她求婚，成功的把握很大。好吧，祝你一路平安。”
8个月以后，我同杰米结了错。结婚时我请爸爸当我的傧相。结婚后6个月，我们带爸爸、妈妈去夏威夷度了一次假。从夏威夷回来10个月，爸爸一觉睡过去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托马斯？A？巴尔，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企业家
电器商店经理杰罗姆？A？巴尔（1925—1992）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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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
手段要严厉些——用不着废话。
1972年我同父母住在南加利福尼亚州。我们家有一幢房子、一座仓房式的大养牛棚和别的一些小房子。我和我姐姐应该把车停放在离住房有一段距离的带棚的泊位上，爸爸虽然要求我们这样做，但我还是图方便，总是把车停在离房子比较近的一棵桃树树荫里。
一天早上，在我爸爸已经外出工作的几个小时之后，我跳上我的白色小汽车准备去上学。这时我发现汽车靠近驾驶坐位的窗玻璃被摇开，一根绕在桃树干上的又粗又重的大铁链穿过车窗用一把大挂锁把方向盘锁得死死的。方向盘无法转动，我的汽车自然也就不能驾驶了。没有办法，我只好骑自行车去上学了。往返45英里路累得我不知出了几身大汗。回到家里，我混身瘫软，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我去院子里看了看，汽车仍然被铁链锁住。爸爸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也什么都没问。第二天早上铁链不见了。我不说你也知道，从那一天起，我就一直把车停在泊位上了。
——米切尔？C？托马斯，内华达州里诺，家庭保健医师，
建筑承包人罗伊？F？托马斯（1919）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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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生存的勇气
只为看孙女一眼
父亲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但是他还惦记着一件事，所以一直挣扎着不肯撒手人寰。
我父亲是第一代入籍美国的意大利移民，我是他的独子。我的几个姐妹都已经结婚，给他生了一群外孙子外孙女。虽然我母亲，父亲的爱妻格蕾西齐5年前就已经去世，父亲对自己的晚年生活还是感到很称心的。只有我，年已40，仍然是单身汉，让他毫无抱孙子的希望，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块心病。但是日久天长，他也就任其自然了。
事有凑巧，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士，没过多久，我们就结了婚。婚后几个月，父亲被诊断出得了癌症，而且已经转移到肝脏和肺部了。知道自己活不过一年的消息，他丝毫也不畏惧地说，他对生死看得很轻，并不害怕。这时我同妻子玛丽发现我们已经有了孩子。我立刻到父亲家，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父亲正在家里睡觉，因为进行化疗，他一天到晚总是昏昏欲睡。我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