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方式呈现给大众。由于电视具有灌输式的超级话语霸权，所以电视主持人早已被大众等同为记者化身。在高度组织化的技术分工下，电视记者表现得更像演员，表演成分远大于记者的职业要求。比如化妆，连被采访嘉宾都需要化妆。每次我到电视台客串，都被要求往光头上涂脂抹粉。我又不是演员，这与记者要传播的新闻内容有什么关系？这是对记者职业的侮辱！他们花在描眉画眼上的时间，远远超过用在稿子上的工夫，或者本来就是由人捉刀代笔，只须挤眉弄眼，故作深沉，面对摄像头上面的提示器，装模作样念一遍蒙事。因此，许多优秀的电视记者（主持人）顺理成章地蜕变成影视明星，而像里根总统那样由影视演员变成政治家、作家者则凤毛麟角。
学校教育中的知识、技术、装备、手段严重落后于社会，这也不是一两间武装到牙齿的电教室就能解决的。
有一次，我和新浪博客副总张国伟侃大山。我说张国伟你可以去任何一所大学开一门“博客传播”的课程，因为没有人知道博客、“不推不长”、点击率……是怎么形成的，只有你和极少数人洞悉这背后的一切。当然我也知道一些，但我不能操控它，你不仅洞悉，而且全力操控—你控制着中国最大的博客运转，操控着世界最大的博客运转。张国伟当即就说，技术是死的，人是活的。知道这些技术数字背后，有思想力量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博客时代也会过去，一种比博客更依赖技术，结合声音、图像的流媒体可能即将粉墨登场，并最终挤垮博客。可是，有哪所大学能跟得上博客的发生、发展、衰亡呢？博客不仅引导着传媒的焦点，还间接控制了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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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5）
今天的技术时代，让图像的传播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便宜，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容易。小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有照相机，照相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像今天一开始我讲到的，我靠一台宾得（Pentax）相机创建了中国政法大学摄影协会，海子还有其他很多好玩儿的人都是我的会员。那时候，摄影是让人羡慕的高等职业，可以远离体力劳动，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当时的宣传部长解战原老师偶尔给我们报销一些胶卷费，剩下一个胶卷尾巴就是天大的美事了。
喜欢照相是人的本性，即使不会照相的人，也喜欢被人照相。美女喜欢被貌似专业的人摄影，并把这看成是社会对自己美丽的肯定。摄影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被列入宣传的一部分—宣传有寻找、锁定、扩大、夸张、传播和灌输的意思—在世界上也是如此，戈培尔博士就曾送给隆美尔元帅一台特制的徕卡相机。
我1986年开始接触新华社，1987年1月进入新华社摄影部传真组当传真编辑。我的工作是每天在众多国内照片中挑选一些具有普遍价值或市场价值的照片，复制成传真照片，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传真”。传播的传，真假的真。言外之意，是我告诉你真实的事情。
举个例子吧。现在是12月，12月有12月的新闻特点，比如“一二·九”，于是我会在12月7日、8日找个大学转悠转悠，当然首选我熟悉而又有明显地标或者象征意义的学校。于是我去了北大，寻找符合我党宣传模式的典型瞬间，拍摄下来。我把拍完的胶卷交给冲印车间，然后去食堂吃饭。吃完饭的时候，胶卷已经冲洗完毕，接触印像，拿到一大把小样。我把最符合要求的小样挑出来，在上面画剪裁线，使图像更加紧凑，然后给这些照片写图片说明。之后，把由小样和图片说明做成的稿子交给编辑，编辑按照新华社当天的发稿要求，重新审核，检查错误，签上编辑姓名，加一个稿面，呈送摄影部值班室部一级领导审批。如果这张照片事关重大，还要呈送更高一级领导审阅，有的时候是社领导或更高一级，直至中南海。
层层审阅后，签名，决定发给《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还是其他报纸。楼下的新闻车间立即开始调底片，放大，显影，定影，水洗，烘干，粘贴说明。最后，发稿组则把照片分发给不同的报社、杂志。小的报刊派一辆摩托车来，比如《工人日报》；《人民日报》是一辆“上海”，《解放军报》是一辆“伏尔加”。
其中最讲时效的一类照片会采用传真的方式传送给新华社各地分社，再由各地分社用普通照相机翻拍，再把翻拍的底片复制放大，提供给当地报纸使用。
这类照片要冠以“新华社传真照片，北京××××年××月××日”的抬头，下面是图片说明，最后是“新华社记者×××摄”。
英文把图片说明叫caption，意思是标题、字幕、说明，从表面看这个词与cap（帽子）有关。这是因为以往的图片传真都是模拟传真，不是数据传真，无法压缩，很费时间。比如当时路透社的标准传真照片是8×10英寸，根据1英寸/分钟的速率，传一张普通黑白照片至少需要10分钟。为了节省时间、节约金钱，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的标准传真照片都要求将图片说明贴在照片上端，像“帽子”一样。这样做可以让接收方最先收到图片说明，知道10分钟后将收到的全部内容，由此决定取舍，安排版面，提高新闻时效性。不过新华社似乎不在乎传真费，而且基本是根据图片画面决定这张照片的去留，所以要求记者把图片说明贴在照片下面，失去了帽子的作用。但我在海湾战争期间为了节省电话费，不得不把图片说明贴在照片上端，这样我老板就能预先知道我要传的内容—唐老鸭要传真这个破内容，让他别浪费钱了，或者说这个内容太重要，再来几张深入报道的。由于海湾战争期间照片每张必用，所以贴在上和贴在下也没有本质区别。但是我左右的外国记者都是先发说明，后发图片，我入乡随俗，也受到了与国际接轨的影响。
新闻时代的旧事（6）
现在图像获取、传输都是数字，可以无限制地压缩，大大节省了时间空间，图片说明在上在下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2006年秋天，“索爱”造出了320万像素的手机，用它拍摄的数码照片可以黑白印刷《人民日报》的一个整版。假如我在危险中拍摄一张照片，拍完之后可以立即用短信方式发走，成本只有几块钱。所以说在今天，警察如果想封锁现场，没收相机，曝光胶卷，已经变得很困难。早在警察干预之前，记者就有足够的时间把已经获取的影像简单、轻易地传走。即使警察没收这部手机，手机也已经完成了拍摄、传真功能，被没收了也不在乎，两三千块钱嘛。
影像的获取和传输，廉价得超出想象。
没有思想的照片没有任何意义
10天前，我去中国摄影家协会，给李前光送《一个人的远行》。李前光是摄影家协会秘书长、党组书记。他认为“语像”的提法很有新意，照片也好。我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越我们的思想。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傻瓜”数码相机的技术就足以应付我们日常的新闻发稿。然而任何事物都必须有思想。就像大学一旦没有思想就是一堆建筑物，最重要的教育是培养学生有价值的思想能力。同样，没有思想的照片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堆图形。
我们小时候国家穷，把人当机器教育，老师总拿“螺丝钉精神”说事儿。我们的榜样是苏联老大哥，只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就能用上“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我们的理想是机器社会。
我刚进新华社的时候，机器比人值钱，只有安放昂贵机器的图片传真室才有空调。盛夏酷暑，想找地方凉快一下，只有趁发传真之际才能享受片刻。
那时候一台苹果电脑轻易卖几十万元，现在一台专业的苹果笔记本，只需2万元人民币就能搞定。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是45元，当时尼康F…3一个光屁股机身就卖5800元，需要不吃不喝11年。现在最贵的日本相机，也没多少钱了，可见机器没有人值钱。
我还有一个谬论，我把劳动分成五个层次：首先是牛马劳动，这种劳动不需要体能，也不需要训练，天生就会，很可惜，我们最常见的都是牛马劳动；第二是体能劳动，年轻力壮，具有人类最强健的体魄、体能，需要足够的体力；第三是技能劳动，需要特殊的培训和练习；第四是智能劳动，需要复杂的培训、实践，还需要拓展思维；第五是德能劳动，囊括了前几种劳动，且更具有战斗力，某些时候，即使什么也不干，照样创造价值。
可惜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这么清醒地认识到摄影记者是一个正在衰亡的职业。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记者》上发表过《我为我的传真线玩儿命》，没过几年，数字技术的发明宣告我为之玩儿命的传真照片死亡。我没上过新闻系，没受过新闻的系统教育。我当摄影记者，完全靠新华社大环境的磨炼，逐步培养起新闻记者的本能直觉。成功的摄影记者不是事情发生后跑到事发现场留此存照，而是事先潜伏于事件之中，与新闻一同发展，一鸣惊人。
到现在我写了7本书，本本畅销，这主要是我的编辑都是新闻科班出身。我前4本书的责任编辑任幼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77级，是《世界博览》的开创者，有丰富的国际编辑经验，她主编的杂志为我提供了学习写作的场地。最近一本书《一个人的远行》的主编江林，也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的，曾任《解放军报》记者。她们都自谦她们上过的新闻专业不好玩儿，我的胡言乱语好玩儿，不同于国家通讯社的“新华体”。我本来就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根本达不到新华社文字记者的专业水平。我所说、所写不过是我照片说明的延伸，是“鸭眼”看世界。
《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这么认为：鸭子干出许多惊世骇俗的壮举得益于他的眼睛和嘴。倒不是因为这两个“零件”长得好，而是因为它们的结构与众不同。鸭子眼球的轴突与其他动物不一样。别的动物看到的什么都比自己大，所以第一反应通常是恐惧。而鸭子正相反，看什么都比自己小，故总是勇往直前，所以高速公路上总是轧死鸭子，轧不着鸡。她说：“不是鸭子比别人勇敢，而是他眼睛有毛病。”至于鸭子的嘴，之所以怎么整治都不烂，是因为材料特殊，耐得高温也忍得高压，全身都零落成泥，至少还有铲子般的大嘴。
新闻时代的旧事（7）
我猜多年前她说的鸭眼、鸭嘴，就是我今天发明的“语像”。今天我在这里解读“语像”，觉得有特殊的意义。
我在中东海湾战争炮火下过30岁生日
1983—1987年，我在这里当了四年正规老师。1979年到1989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扩充为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进步最大的一所学校。伴随着中国的法制建设，政法大学一直以最低成本创造最高价值，在重大历史关头，审时度势，你们一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1983年我扛着自行车，钻过漏了大洞的铁丝网，从北大来政法报到。我们的马列教研室就在简易木板房里。那时候这片楼归几个单位共有，其中响动最大的得算北京歌舞团了，崔健他们每天早晨在这儿练吹号。以后学校使用手段把他们一家家地赶了出去，还到昌平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这里毕业的学生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深入浅出，毛发无损。北京大学最高学府式的骄傲与社会潮流难以适应，我最初的碰壁和融入社会就是政法大学教我的。我以摄影干预社会，也是从这个学校开始的。1986年，在正式调入新华社以前，我一年见报的照片已经有80多张，都是我在政法当老师的副产品。
进入新华社后，我每天发稿，到1989年，一年千张以上，这是“数量”；一个月三次上《人民日报》头版，《人民日报》是党报，这是“质量”。当时“电视时代”还没到来，新华社绝对是传媒界的“实际老大”，而不是今天的“名义老大”。至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我党宣传序列里属于正部级编制，此外还有衰落的《解放军报》和更衰落的《红旗》杂志，一个是枪，一个是党。中央电视台至今大概仅相当“副部级”。“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1989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电视登上历史舞台的转折点。我在电视时代来临前的最后一刻，从天安门广场飞往巴格达。
1990年8月2日，我在可可西里听到“###”说“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立即用“小八一”电台发报，经格尔木地震局、新华社青海分社向北京请战。我认为中东肯定要打一场大仗，开战应在不太热的时候。我要当打大仗的唯一记者。
我们现在研究问题，总习惯寻找伟大的历史原因。其实很多扭转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都极具人性魅力，或者说都是极具自然属性的自然之举，是自然规律，而不是人为决策。
1990年12月，新华社摄影记者队列中共有182人。我年轻、不怕死，无妻子家小，连女朋友都没有。通过考试、考核，我作为唯一“上帝的选民”—代表12亿中国人民潜往巴格达。海湾打仗，我不是自己去的，是中国政府选派去的，我是真正的十二亿分之一。
那时摄影记者能用英语工作的凤毛麟角，我毕业于英国人办的汤姆森培训中心，并多年做向外国记者推销照片的传真编辑，与美联社、路透社关系密切，被领导看做李鸿章式的“洋务大臣”。我能吃苦，从天安门到可可西里，传真发稿无人匹敌。我还受过国际政治训练，从北大国政系四年学生到中国政法大学四年老师。之所以派我一个人去，是当时还拿不稳战争是否爆发。国家改革开放不久，对国际规则不了解。全国普遍沉浸在冷战思维里面，与美帝为敌，却不知道美帝的强大，认为美国不敢发动战争。
海湾战争爆发后，国内在很长时间里只把我的稿子“留资”，不公开发表，担心引起恐美情绪。直到20世纪末，南联盟挨炸在即，好多人还看不清形势，鼓动民族情绪，在电视屏幕上瞎预测。我当时写了《戏说南斯拉夫》，表达和群情激愤不同的想法。被写《唐山大地震》的《解放军报》前辈钱钢登到《南方周末》上，拐弯抹角地表达了第三种声音。
直到今年（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布什战争内阁史》，从另一角度睁开眼睛看世界。该书一版一印一上市就脱销。给中南海讲课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宗良教授专门请我给这本纵观美国外交政策的巨著作序，这说明当今中国开明到空前程度，这种现实主义的做法有利于中华民族融入世界，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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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8）
1979年，我在北大历史系听讲座，第一次听哈佛教授讲“韩战”，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拉美问题专家、“右派”罗荣渠教授亲自现场口译，我才知道“抗美援朝”还另有说法。1950年，是金日成先用苏联的“喀秋莎”、T34解放了除釜山外的整个朝鲜，“才爆发联合国军的维和行动”。以后我选修了美国教授李（Lee）博士的“国家间的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 among the countries），沈仁道教授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沈仁道学而优则仕，后来任北京市委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