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民主、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单纯的科学并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民主，片面追求科技就是生产力，就会毁林造田，盲目大修水库，大炼钢铁……毫无疑问，在一定范畴内，以上做法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但是由于缺乏其他保障，“播下的是龙种，而孵出的是跳蚤”。
CCTV－10播出过我拍的《唐师曾走马黄河》。我在河南、山西、陕西黄河大拐弯处跑了很长时间，采访了当地群众。那里有一座巨大的三门峡水库，当时，这座水库严格按照科学计算，可是动工后，中苏因政治分歧决裂，水库蓄水没有达到科学计算的水位，而使数以万计的文化瑰宝遭到破坏，人民迁徙，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日本是典型的科技主义国家，一门心思地“脱亚入欧”，近一个世纪保持科技先进，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在精神层面却空洞单薄。德国肯为谋杀犹太人向全世界谢罪、赔偿，可是日本至今不承认“慰安妇”、“南京大屠杀”……这与科技主义疯狂追逐权力、利益的价值观有直接的关系。
亚洲没有经过欧洲的启蒙运动，政府与国民普遍存在盲目种族优越感，根据功利限制信息来源，领导人为自身政治利益胡乱强调国家意志。在这种环境下，科技主义推动商业社会，必然不尊重生命。士兵一面甘受长官的非人虐待，一面邪恶地蹂躏比自己更弱小的种群。他们缺乏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缺少奥林匹克“费厄泼赖”的体育精神。科技主义造成情感退化，奥运冠军靠兴奋剂出奇制胜。新人类缺乏坦诚交流的能力，缺乏想象力、感受力，把人与人的交流简化为获取信息、获取商业利益。信息消解知识，知识消解智慧，而数字化和互联网，更是助长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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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12）
我们的力量与我们的知识成正比
在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之前，康帕尼拉（Campanella）就说：“我们的力量与我们的知识成正比。”（Tantum possumus quantum scimus。）
培根力主对科学目标和对科学方法的研究同等重要，如果人的本性不改变，那么一个世纪的发明，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制造更大的问题。所以，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教育，应该更普遍、更自由。
刚才用一大堆废话作了铺垫，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新发明的“语像”上。“语像”的发明，源自我以往的日常工作，那就是传真照片。党培养了我的世界观，我以我的科学知识、社会知识指挥自己工作。我确定自己的采访题材，通过技术手段表现我的采访目标。我靠我的体力背长枪短炮，我靠我的牛马劳动四处奔波，“扫大街”，把社会上的鸡毛蒜皮“扫”回来，编辑后交给组织，把满地鸡毛变成一朵朵金蔷薇，这就是新华社每天向全世界播发的传真照片。
拍不拍、拍什么是我的事，发不发、怎么发是党的事。当然，这中间也有我的个人突破，比如卡扎菲、萨达姆都给我签过字。撇开他们的为人、政治生涯不谈，作为记者，我能在一线和他们正面接触是我的手段。有人批评我说，唐老鸭，你除了有他们的签名、与他们合影，其他什么都没干。我认为这么说不公正，我的职业是摄影记者，我已经拍完新华社要求我拍的照片，工作之余，我还能合影，还能写特写，还能写畅销书。我已经超额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了。领导我的历任摄影部主任徐佑珠、徐祖根都称赞我干得好。现在的徐祖根主任甚至当众说：“唐老鸭的拍摄、写作水平比我和我们这些人都高。”难道你们非要我从沙龙嘴里弄出什么情报来？公开使用的信息才叫新闻，秘密使用的那叫情报。我希望我的读者通过我的书“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这是海湾战争后，我在我的第一本书《我从战场归来》前言里写过的一句话。
那天，我把萨达姆的签名贴在网上了。好心人立即跟帖：“老唐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把萨达姆的签名贴出来了。”好像我拿出这个来会引发世界末日似的。因为按照我们的哲学，“识时务者为俊杰”，聪明人是跟风走的。唐老鸭耳不聋，眼不瞎，应该是聪明人，可怎么老干不长眼的事儿啊。言外之意，现在全世界都看审判萨达姆的热闹，该顺着潮流说好话才是。
可我不这么认为，我有作为一名记者的心得。我是记者，不是演员，需要一个人远行。我应该把我看到的和全国人民分享。当初电视台一致挺萨达姆，等着看美军的笑话，老鸭张开鸭嘴散布异类声音，说美国要做的，基本没做不成的。在2000年，《北京青年报》、《世界博览》、世界知识出版社都收到过“严禁发表唐师曾关于伊拉克言论的文章”的规定，因为我的观点与主旋律严重抵触。
现在大家都声讨萨达姆，老鸭又站出来发怪声，这小子大概脑子进水了。“脑子进水”那是医生说的，是“科学诊断”，我压根就不信“科技主义”。机器打勾判卷子，那是考托福，考驾照。我在美国考驾照，就碰上过判答案的卡板顺序颠倒害我重考的经历。那还是头号超级大国的头号超级机器呢。科技主义培养不出有情感的人，无论给我签名的萨达姆被处死，还是与我合影的沙龙变成植物人，都让我同样难过。随后几天，我又贴了卡扎菲的签名，他们纳闷，这小子要干什么？他们不知道，我这里还有沙龙的呢！我要用我亲历的中东演变，说明世界的多样性、多变性。世界不是毛主席的“我们就是要一边倒”，也不是我们习惯的非黑即白。我承认冷战结束后，科学技术导致世界单极化，但恰恰如此，老鸭才要鼓吹单极政治下的文化多元论。
一个好记者应该客观、公正。我让萨达姆签名的时候，也没耽误我采访拉宾、沙龙……2000年我出版《重返巴格达》一版一印15万册，2002年我还出版《我在美国当农民》，一版一印也是15万册。都说没到过中东的记者不叫记者，我到了中东，严格说也不算记者。区区一个摄影记者，如果仅仅拍照，不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条约等，很难有什么出路。我在中东只是尽了一己之力，设法用各种手段介绍交战各方的不同背景。《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我在美国当农民》……几本书都同样畅销，说明人民有迫切要求，希望了解世界。我不可能永远预测正确，长期离开火热的沙漠，就会变得迟钝。我一直努力用世界记者的标准训练自己，追求新闻的客观公正。可能我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地犯错误，但是大的方向还算基本正确。应该承认，我的中东同行的成就都比我大，进取心也比我强。我前期考试及格，是为党和国家服务，后半期是病休鸭子，靠自己的爱好工作，人单力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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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13）
世界格局优胜劣汰
我认识一个小孩儿，她上学时我就认识。她有一本我1994年版的《我从战场归来》。第一次见她是在三联书店，她从背后用双手蒙住了我的眼睛。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毕业时，她放弃了外交部的工作，进了新华社。我曾经给她一些有用的建议，例如，购买什么型号的照相机，怎么使用反转片，并支持她去中东。我还支持她往社会上投稿，笔名“胡笳”，像曹操碰到的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她有雄心，也很能干，在新华社得到高度表扬，有“战地玫瑰”之称，很有可能成为十七大代表。后来她选择离开了，我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坏的选择。年前，新华社领导还对我说，她走了真可惜。可惜是可惜，可是在巴勒斯坦当一辈子记者，如果不与美国发生关系，即使把事情弄得天大，也不算新闻。因为阿拉伯语仅仅是地域性语言，阿拉伯语的思维方式也是地域性思维方式。这倒不是她业务水平不高，工作不努力。我分析内在原因是她上的是“北二外”，“北二外”的长处在于培养导游或旅游人才，缺乏University的综合背景；外在原因是她的工作没有拓展开，也就是没有与美国发生关系。只有与美国发生关系，包括对抗，才能成为世界新闻。这是海湾战争能让我出名，科索沃战争能让吕岩松出名的原因，我们都和美国发生了某种关系。另外，综合大学的教育背景，可能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吕岩松是北大俄语系的，闾丘露薇是复旦新闻系的。比如我老鸭，如果伊拉克不与美国作战，我就是鸡脑子打出狗脑子来，也没人会看。唐老鸭之所以在中东崛起，是因为老鸭和与美国叫板的卡扎菲、萨达姆链接上了，也和与美国唇齿相依的拉宾、沙龙链接上了。
美国代表了空间上的世界，也代表了时间上的历史潮流。世界格局优胜劣汰，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现在的八国集团，大体上就是当初的八国联军。这既有科技和经济上的问题，也有政治制度、宗教传统、文化上的划分。那会儿，八国联军的瓦德西元帅还说德语呢，现在“G7”、“G8”国家，有一半都说英语了。
我们小时候把一切外国语，德语、日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还有阿拉伯语、塞瓦西里语、乌尔都语、波斯语等都叫外语，但现在我们说的“会外语吗？”却百分之百指的是英语！这可毁了那些留苏学生，一声炮响，算是白干了。
说英语的人是给世界制定规则的人，2004年6月6日，我在诺曼底给伊丽莎白女王、小布什、希拉克、普京等拍合影时恍然大悟—“历史由人民群众创造，但只许英雄豪杰署名”。 我还有一个瞎编的理论，把政治领袖分成四个等级：制定规则的“爷级”人物，执行规则的“爹级”人物，遵守规则的“儿级”人物，破坏规则的“孙子们”。
巴顿将军的贵族祖宗，因参与签署1215年的《大宪章》而名列“爷级”，规定了“人权至上、法律第一”的基础条款。英国首相丘吉尔将其发挥，后来居上成为爷中老大。“爹级”人物首推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 至于阿登纳、吉田茂这些忠臣良将基本都是“儿级”段位；圣将山本五十六、近卫公爵、萨达姆则属于破坏规则的“孙子们”，玩好了一声炮响，轰轰烈烈瞎闹一场；玩砸了割地赔款、亡党亡国。
北京胡同里边也说“爷”，特指德高望重，有一把年纪，有一定事业基础，在某一领域里说了算的大哥大。我这里说的“爷级”人物是给世界制定规则者。玩弹弓、玩斗蛐蛐也能玩出“爷”来，他制定规则。好的弹弓用柳木，好的蛐蛐罐用“澄浆罐”，用澄浆泥制成。你们知道什么叫澄浆罐吗？不知道。
CCTV－10有个节目叫《大腕儿》？《大师》？都不对，叫什么来着？对，对对，叫《大家》。里边有一集是采访朱家的，谈的是什么“保护胡同”。朱家，首屈一指的故宫专家，在故宫里上班，住在地安门板场胡同里，祖宅老屋是蒙古王僧格林沁的王府。女主持人问朱家，您认为应该怎么保护北京？朱家说不用保护。女主持人又问，老爷子不理她。女主持人接着问，老爷子烦了，假寐，仍不理她。还问，还不理，继续假寐。心想，你们什么都不懂，也配谈保护北京城？老北京说北京城，绝不说北京市。“北京城”有古道侠肠的文化意味，萧乾在《北京城杂记》里边特别讲“城”与“市”的区别。新政府废城设市，拆了北京城，可北京城仍然活在萧乾、朱家等老北京的心坎儿里。现在的小妖精主持人，没斗过蛐蛐，不知道澄浆罐，哪里知道澄浆泥？不知道澄浆泥，怎么知道澄浆砖？不知道澄浆砖，还奢谈什么保护北京城？都改了北京市了。气死老爷子了。最后，老爷子被问急了，睁开眼睛：“你们凭什么保护？砖，你知道澄浆砖吗？” 就像古希腊的犬儒学派鼻祖狄奥根尼，在回答亚历山大大帝问他需要什么帮助时说：“你挡我晒太阳了！”这就是中国的爷。不过，我这里说的爷，是世界的政治领袖，是制定规则的人。一个人、一句话就能开创一门学问。
新闻时代的旧事（14）
北京师范大学有个国宝级的老爷子，住在启功的隔壁，差不多活了100岁。某超级电视台的王牌人物给老爷子做了一期节目，不仅把人折腾个半死，还顺走了老爷子年轻时恋爱的珍贵照片。“老麻雀”的智慧还是被“小鸡贼”的技术给玩了。老爷子的智慧、德行在现代技术面前不堪一击。
说到电视，这些年，电视拜科技之赐疯狂发展，最能体现科技主义。他们都有类似工业社会的自我节目的“板块”，以科技主义为主旨，而不是人性。他们到你那里采访你，就是要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挖一个坑，拴一个套，把你搞定，变成一个工业产品，把各个环节间起码的“人”情省掉，就像福特汽车泰罗制的流水线。他们也会给你的生活环境增加毫无有机联系的东西，比如莫名其妙的喷涂背景，用颜料画的假书、假书架，桌子上摆的一瓶矿泉水，一束塑料花，声光电气，推拉摇移，飞沙走石。这些机械的增减，完全以商业功利的标准为基础，充满了科技主义。
老外当记者，都要对采访对象做大量的人文准备。这种准备不是科技主义，更不是商业功利主义，而是对人性的理解、沟通、崇拜、憎恶，或人性探索。一言以蔽之，是人写的东西，而不是机器写的东西。现在都说板块，板块就是机器，是没有人性的东西。
我微服出访，旁听过一些学院的课程。电视采访课不仅凸显科技主义，还融会了中国的《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百分百地故意设计、码墙、挖坑、拴套……用最短的时间，请君入瓮，把被采访人糊弄到编导预设的陷阱里去。已经不是往坑里带，而是往坑里推。如果你不进去，就推你进去。如果推不进去，就通过后期的技术手段，颠倒次序，运用骇人听闻的剪辑手段，把你弄进去。整个过程不讲人情，绝不手软。如果是20分钟的节目，绝不跟你瞎耽误工夫到25分钟。
这种以电视为主导的科技主义采访方式已经波及平面媒体，一种录音机式的采访迅速蔓延，吞噬文化和人性。所以我对那些一进门就打开录音机的记者十分仇视，我还是怀念20世纪优雅的英美记者，他们从棉布长裤里掏出有汗渍的笔记本，害羞而腼腆地捏着铅笔、钢笔，胆战心惊地跟随被采访者，随着心领神会的微笑、咖啡，通过大脑和人性，把被采访者从心底流露出来的直接引语变成间接引语。由此，记者也成为被采访者的朋友。他们彼此建立的信任和友谊成为动人的浪漫故事，代代相传。
连顶帽子都有人愿意合影
2006年11月30日，这个好记的日子，我在我的“喀琅施塔特”—中国政法大学，向我的水兵们宣传“语像”理论。我希望借助你们的力量完善我的语像理论，帮助我制定规则。
这种规则也可以延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近让我给一本书写序，书名叫《锅盖头》，或者《盖儿头》。就是把头剃得像秃瓢儿，只在头顶上留一个“锅盖”。美国海军陆战队都留这种头。
第一类人，制定规则。第二类人，强力保证已经制定的规则得以实现。第三类人，只能遵守规则。第四类人，仅仅破坏规则，而且这种破坏毫无建设性，仅仅停留在破坏层面而已。
丘吉尔，丘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