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通过鸡鸣狗盗的不义手段，获得意外利益。大食堂、“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都是“鸡贼”。
人类的一切都有规则，花的时间多，就必然有成果；花的时间少，就一文不值。我的意思是掌握了一定的技能、智能之后，运用此技能持续有效劳动的时间越长，创造的物质精神产品就越有价值。花600年盖的科隆大教堂，至少能立600年。盖一个故宫多少年，你知道吗？我看一个资料上说是20年，还是砖木结构。
我特尊敬那样的民族，在下决心造一座教堂的时候，他们知道要花600年才能完成；在奠基的时候，在大多数人忘我劳作的时候，他们明白自己看不到这座建筑物的全貌，却依旧埋头苦干，因为他们是为他们的种群、为他们的民族、为上帝劳作。他们知道他们建造这么宏伟的建筑不是为了扩大居住面积，不是要搞房地产赚钱。他们不会动偷工减料的念头，也不会制定70年使用权的法律……他们相信永恒，他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建造地球上的永恒。这样的民族才能造奔驰，才能造宝马，才能造精准的百年灵（Breitling）。他们发明了共产主义，可是他们从不幻想能跑步进入。
新闻时代的旧事（22）
如果不这样，那就是扯淡了。秀水街卖劳力士（Rolex），快来买，5块钱，10块钱。奇了怪了。有人买，有人卖，有人造，却没人抓，没人管……全世界都知道秀水街是最有名的假表市场。
我第一次看到科隆大教堂时，深受震撼，比长城高大、精致，全部是石头建筑……德意志民族的永恒之心如此强大，感天动地。致使它的邻居偏僻小国奥地利的偏僻小城林茨中的小人物希特勒心怀敬畏，发誓要带领自己的奥地利回归德国，使伟大的德意志复兴。
反对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反对大日耳曼复兴的美国人同样心怀敬畏，他们不敢炸科隆大教堂，担心信仰上帝的虔诚飞行员拒绝执行轰炸科隆大教堂的命令。艾森豪威尔要把科隆大教堂当做推进美国自由生活方式的地标，使这座伟大建筑得以保存下来。
我们都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美国人伊斯特伍德把詹姆斯·布莱德利的《父辈的旗帜》拍成了电影，电影中，除了具有美国的看法，还有世界的看法。一个代表美国自由价值观，另一个代表日本的价值观。这样讲述同一个硫磺岛，才具有世界性。“我要说的不是那些战役，而是那些人。这与输赢无关。”
我，有照片为证
兜了那么大圈子，现在又转到我的“语像”上。
我发明语像是很偶然的，是无意中发明的。说偶然又有必然，因为我是一名摄影记者，是新华社摄影记者，所以有机会接近事发现场，代表12亿中国人，作为十二亿分之一进入现场，作壁上观。我有第一手的接触。
比如卡扎菲穿鳄鱼牌运动衫，戴罗登斯德眼镜，住帐篷，喝百事可乐……这是我亲眼所见。我直接接触了，吃了、喝了，才有发言权。有人批评我介绍的情况很表面，你深入，你深入一个我看看。有人说我让萨达姆签名是沽名钓誉，你钓一个我看看。如何分析一个问题是第二位的，对我来说，如何获得第一手材料，才是问题的焦点。
怎么深入？从电视上听说，从互联网上拷贝？这样的拷贝、拼凑、链接……不算直接接触。我承认我很肤浅、浮躁，但我用手中的照相机讲话，我的武器是“摄影”，摄影是用一只“手”加上三只“耳朵”，是摄取典型空间里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典型瞬间。我是历史的亲历者。我，有照片为证。
直接接触是记者应该做的。但是很可悲，“外事无小事”的传统，加上中国教育的弊端让记者无法直接接触，更无法通过直接接触获得第一手资料。技术发达后，电视屏幕使所有工作都具有了表演性。无须做深入研究、案头工作，就能粉墨登场，发表不负责任的浮躁评论，给人民“指点迷津”。
我不可能擅长一切事物，只有涉及我亲自采访的问题，我才能如此自信，“我到，我见，我征服！”比如军事权威说，就你见过的“爱国者”阵地，有多大。我如实说，以我小跑的速度，以我鸭子的步幅，跑了这么长时间，可能就是这么大……
1991年夏，有部队同志找我了解“爱国者”。这是因为，当时国内普遍采用的“爱国者”都是我拍的“新华社传真照片”。海湾战争爆发后，我第一个进入以色列，使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电头向国内外发稿。由于伊拉克每天都用“飞毛腿”导弹袭击特拉维夫，美国用C…130大力神、C…5银河把爱国者反弹道导弹运到特拉维夫，以减低“飞毛腿”对以色列的破坏。我和几个外国记者靠近“爱国者”阵地，进行偷拍，等警察、宪兵赶来时，就朝不同方向逃跑。我当时年轻，跑得飞快。我们一同去的五名记者三名被抓，我和另外一名外国记者漏网。所以，事后我有资格回答“爱国者”问题。我不是间谍，我是最好的记者。我把一卷胶卷裁成几段，每段十张左右，不停地换胶卷。这样即使被抓住，也可能降低损失。当然，现在就简单多了，一个手机就搞定了，可以边拍边发，就是警察抓住也毫无损失，照片早发走了，手机早格式化了。我曾经出现在事发现场，绝不是道听途说。我是历史的亲历者。我，有照片为证。
新闻时代的旧事（23）
但是光有这些直接接触的一线现场照片不一定能形成“语像”，还要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准备。写了若干本畅销书之后，我已经厌倦了写“畅销书”。我对我的编辑说，我一个字都不想写。我的编辑说不行，那不成了“无字书”了？编辑回家后，仔细研究了我给她的照片，又将照片拿给王文澜看。王文澜是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看完，王文澜说鸭子的照片会说话，可以不写字。
按照中国摄影界存在的普遍观点，照片是美术品，说不说话不重要。中国文联下面有11个协会，曲艺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唯有作家协会另属一个系列。因为在中国现有的体制里，这十多个协会加在一起，抵不上一个作家协会。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巴金，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中国人一直看不起照相的，觉得就一个照相的，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有一个同事姓王，拍过一张获奖照片，题目叫《谁说中国的月亮，没有外国的圆》。拍的是邓小平参观亚运村，小个子领导人站在偌大的田径场上，抬头，伸着手指。晌晴薄日，画面上没有月亮，也看不出圆不圆。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并得了大奖，据老王说，是他摁下快门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了这句话。可是这张照片并没有月亮，需要很强的文字说明才能阐明主题。否则单从照片本身看，看不出“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圆”，因为照片不会说话。照片本身具有的形象价值符号不能说明主题。
老王得了大奖回家，一副班师回朝的样子。老王儿子不好好念书，学习不上进。老王端起得大奖的架势，修理儿子：“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不上进，一辈子没出息，没前途。”儿子一直不说话，最后被训急了，开始顶嘴，说：“再没前途，也不会当你这样照大相的！”
老王气得半死，吃不下饭，回摄影部大骂儿子不肖。办公室里的老革命们群情激愤，个个义愤填膺。我这才明白，我们活在自以为是的怪圈里，我们都是假话王国里的皇帝新衣，我们坚信“一图胜千言”的普遍真理，其实照片本身是不会说话的，需要形象符号说话。如果形象符号不反映主题，就得有人替它说话，照片仅仅是话语权的一个支点。
新华社传真照片必须依赖传真体制的保障，教育人民“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圆”，具有极强的党性立场。但是单从照片本身看，并不具备高屋建瓴的宣传效果。现有体制下，不仅发出的传真一个规格，而且文字说明也千篇一律。这就形成固定的新华社风格。这种“新华体”是客观需要，也是大工业时代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是生产方式的必然。过去，只有新华社，才有经济能力集中纳税人的财富，装备一支超强的摄影队伍，批量生产传真照片并与全国人民分享。
照片具有极强的说服力，1936年创刊的《生活》杂志发刊词说：“看生活，放眼世界，目击大事。看穷人的面孔和骄傲人的姿态。看人类的创造。高坝和月球上的阴影。赏心悦目地看，骄傲赞叹地看。看！从看中得收益。”
与美国自由生活方式对立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强调照片的作用，他们创办了《信号》杂志，类似《生活》，以图片故事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国社党宣传部部长戈培尔还送给隆美尔元帅一台徕卡相机，隆美尔宣称：“我永远不会拍撤退！”（Never shoot my retreat。）与此同时，美国出现一批背徕卡上前线的将军，从被汽车撞死的巴顿将军，到在冲绳战死的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
但是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社会需求已经发生改变，不但电视、互联网加入新闻竞争，传统平面媒体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数码技术使图片获取、传递的成本急速降低，即使最小的新闻媒体，如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说的一个人的媒体公司，也能廉价获取并传输数字图像。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新华社为主体的传真照片必然瓦解。因此，我的工作性质使我具有接近“语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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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24）
什么是“传真照片”？就是在第一时间拿照片说事儿。作为新华社传真编辑，我已经这么做了。现在，我把自己亲手拍的照片当做“语像”的支点，然后在这个支点之上行使“话语权”。。
有同学问我：西方有没有“语像”？没有。他们肯定没有，他们不需要语像。首先，西方是科学的民族，常年泡在古希腊的哲学里、古罗马的法学里、犹太人的《圣经》里，已经形成了周密的社会规则。其次，西方社会发展相对平稳，各种艺术门类登峰造极，很难有新的突破。
英国早就发明了《大宪章》，美国有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我们不同。我们过去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领域不许说，不能碰。如今科技发展，读图时代降临，互联网博客、手机短信……国家开始给人民说话的机会，这是“四人帮”时代做梦也不敢想的。“语像”，犹如小孩子的看图说话，可以练习我们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逐渐摆脱林彪、“四人帮”时期的冷战思维。
通过第一手的直接接触拍摄到的令人震撼的影像，不一定就能转变成“语像”。我已经写了很多本书：《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我在美国当农民》、《重返巴格达》、《我第三个愿望》、《我的诺曼底》，一本一本地重复自己。我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早已对这种写作深恶痛绝。他们骂我重度抑郁，可我脑子清醒得像刚擦过的一块玻璃。我就是不写，我一个字也不写，就不写。编辑没有办法，回家仔细研究我发给她的照片，最终同意“一个字也不写”。
我的编辑是写体制内宣传文章起家的。大概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吧，第四军医大学有一位学员，救了一个掉在粪坑里的农民老大爷，自己却淹死了。这名烈士叫张华。大学生因救一个掉进茅坑的老农民而被淹死，不具有多么大的新闻性，肯定没人看，可是解放军能妙笔生花，把这个提升成“生命的价值”，一下子到了形而上的层面，张华升华了。
作为《解放军报》老记者、《华人》杂志总编，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她知道什么具有潜在的价值。她陪我到王文澜家，王文澜请我吃驴肉火烧，让我把照片收起来，不要进行任何剪裁，也不要再给别人看：“锁起来，等着它们升值。”我一直把王文澜尊为“老佛爷”，老佛爷这么说，那我的照片肯定是能说话了。王文澜说你要不信，去让贺延光看一眼。于是我立即开车，从王文澜门头沟的家，开到南五环贺延光的家。贺延光看了后，也说，这些照片能说话。既然能说话，我就更不说话了。于是，我的编辑同意我出一本“一个字也不写”的“语像”。这就是《一个人的远行》，标志着“语像”的诞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版一印6000册在三个星期内销售一空后，再版加印。《世界是平的》全黑白，卖56元一本，没图；《一个人的远行》全彩印、108克亚光铜、进口荷兰板、韩国油墨……100元一本，同类图书没有这么便宜的。此书雄踞卓越网畅销书排行榜。
“语像”最突出特点是“跨界”
我是职业摄影记者，不务正业，出了一堆畅销书。由于身体问题，我日益厌倦写字，甚至仇恨写字，一提写字脑袋就要爆炸。这本《一个人的远行》最初我没写一个字，这200多张照片甚至不是我选出来的。2003年，我一个人开车从北京出发，经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从红其拉甫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从喜马拉雅山南坡，经樟木回到西藏。我反对集体活动，认为只有一个人独自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自己时，才能显示出超凡脱俗的本性。这种感觉最初是在采访海湾战争时出现的，我在《我从战场归来》的自序中写过：“一个人只有面对死亡时，才能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品质和能力。”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国人最多，最聪明伶俐。洋人普遍傻，简单，一本《圣经》、一本《古兰经》笼罩一生。而中国人个个精明，国家政权推动全民熟读《三国演义》、《红楼梦》……把大量精力用在尔虞我诈上。可世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规则，《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不适用于国际交往。不仅不适用，而且走向世界时可能还会找揍。
新闻时代的旧事（25）
2001年，我的一位朋友，《中国民航报》的刘建峰，到乌兰巴托参加民航开航十周年纪念，一下飞机就惨遭暴打，整个代表团都惨遭暴打。刘建峰被打得到处跑，后边蒙古人紧追不舍。逃进一个小饭馆，里面的人叫他赶紧说“不是中国人”，这才逃脱。原来有人把《三十六计》的原则用于商业，倒腾假冒伪劣羽绒衣、二锅头。他是赚到钱了，可冻坏、喝死不少蒙古人，在乌兰巴托犯了众怒。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却连累所有中国人跟着挨揍。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日本故事。侩垣直治是剑道高手，身挎长剑在街头昂首阔步，迎面碰到坂本龙马。坂本龙马对侩垣直治说，现在室内缠斗越来越多，所以短刀要比长剑更有用。侩垣直治觉得坂本龙马说的有道理，回家换了短刀，再去见坂本龙马。坂本龙马什么话都没说，掏出手枪开了一枪，吓得侩垣直治大惊失色。过了一段时间，侩垣直治带着手枪拜见坂本龙马。这次，坂本龙马掏出一本书给侩垣直治看，说你那个已经过时了，现在统治世界靠的是这个—《万国公法》。
殖民时代早已过去，跑马占地、画地为营的浪漫日子已成历史。毛主席时代研制的原子弹、氢弹，是否能打中克里姆林宫、白宫很难说。由于冷战格局，世界政治发展不成熟，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做也就做了。冷战以后，以“革命和科学”为基础的萨达姆宪法遭人质疑。萨达姆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