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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考试成绩下来了，老吴拿了个良，我竟然拿了个优。老吴那几天一直在宿舍里仰天发牢骚：“党呵，我可是一直很信任你的呀！我可是老老实实地上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这小子一学期没有上课，考试抄我的，怎么能让他拿优我拿良呢？”我则反唇相讥：“哈哈，党冤枉你当反革命，下农村那么多年，看来你还是不觉悟呀。仅仅相信党是不够的，关键是要理解党。看看，我理解党，所以党给我了一个优。你光相信有什么用？”老吴还是气不过，他到毕业时还在说：在所有老师中，就是那个党史老师最没有水平。
其实那个党史老师不错，至少是有自知之明。她知道上政治课是难为大家，从来不会和谁过不去。但另一位讲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似乎把不来上课看成是对他个人的不尊重，执意要惩罚一下。我一个学期没有上他的课。一进考场，就觉得他认出我来：“这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那年头过来的人都知道，政治经济学也是从中学就学，不上课不可能什么都答不上来，一般还是能混过去的。要避免的就是被他盯上。对我最大的危险是：我交卷子时他认出我，然后在我卷子上做个记号，那我就彻底完了。所以，我做完题，一直在等待。等到五六个同学都去交卷子时，我迅速跟上去，把自己的卷子和其他同学的一起递过去。我感觉到当时他确实要抓住我，但眼前五六张卷子晃动，他看花了，几乎不可能不搞混。我心情紧张地走出教室，算定自己大概会过这一关。后来听说，我们班的一个和我一起交卷的女生不及格。老师肯定把人和卷子对错号了。当时几乎考试没有不及格的。这实在是件很大的事情。那女生一直是老老实实上课的，事发后心里非常难过委屈，还给老师写信澄清。老师大概也终于明白自己的“阶级敌人”抓错了。后来那女生顺利通过补考，我则一直不清楚她倒霉是否是因为我，心里多少有些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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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和清华
这个题目，我其实没有资格讲。我只在北大读了四年书，并没有上过清华。虽然毕业后频频去清华，和不少清华学生有过接触，但那毕竟是隔一层。以下讲的，不过是北大的偏见，望清华的同学见谅。
刚刚考上北大，就跑到中学的语文老师叶向忠那里报喜。那时才知道他是建国后北大的第一任党组书记，后来被整到了中学。其实我们准备高考时他已经恢复名誉，可以高就了。但他说我们班上有三个有出息的学生他不能放下不管。等我们一考上大学，他也就从中学出来了。
听到我上了北大，他先是恭喜了我，然后就如数家珍地讲北大和清华的区别：北大松，清华严；北大讲自由，清华讲纪律。一个天才，最好到北大发展，因为学校管你的少，你可以自由发展。清华则不同，不管你才分如何，大体都要上学校的课。而这些课不仅时间很多，要求也很高，对付功课会耗尽你的精力，自然也就很少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不过另一个结果是：“清华产品”质量比较整齐，即使最差的清华学生，只要能毕业，那就是靠得住的。北大则没谱儿了。有非常天才的学生，但也有些学生，上了四年白混过去，照样毕业，什么也干不了。
中学教师一般对人一生影响最大，何况叶老师这样一位非凡的老师。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到了北大有机会还问老师是否如此。一位老师说：哈哈，北大清华的对比是有名的。咱们北大的特点就是四个字——“自由散漫”。当年青年节北京高校去天安门*，北大学生如同遛马路一样，大大咧咧，有说有笑，一完事队伍全散了，闹得喇叭里组织者直叫：“北大同学，请你们遵守纪律、保持秩序！”再看清华，一色的白衬衣、蓝裤子、绿球鞋，队伍严整，一丝不乱。这也怪不得为什么北大能折腾了。
我一听心中大喜。因为我上中学时，每次总结优缺点，我的缺点都是“自由散漫”。我当时还挺得意，觉得这样挺“资产阶级”的，有些优越感。我们的教育就是这么奇怪：你越批资产阶级、“小资情调”，这些东西在孩子心目中就越“酷”。我由此相信，在北大，我接受的是自由教育，进而很有些优越感。
北大清华的传统是怎么形成的实在很难说清。大概又需要一个博士论文来讲清楚了。记得当年在北外主编了最通行的英语专业教材的许国璋教授来做过一次讲座。他当年是清华的学生。据他说，1949年以前现在北大的地方是燕京大学，那是洋味十足的私立学校，多是富家子弟，做派自然很潇洒。当时燕京女生的旗袍，领导着时装潮流。清华则以公派生为主力，学生用功，生活简单严谨。可见，北大的精英传统，实在也不全值得那么自豪。
不过，1949年以后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高等教育走向极端专业化的道路。清华的文科被取消，变成了一个纯理工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这就不是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了。没有文科的存在，清华就变得非常枯燥乏味。特别是理工科基本是男生的领地，社会也有女孩子不宜学理工的偏见。结果清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后来清华男生向我抱怨：为了追某个寝室里的一个女孩子，男生有时不得不每天为那个寝室六个女生打热水！我当时还很奇怪：难道另外五位稀缺的女孩子就没人追吗？如今在美国，女孩子读书超过男孩子一头，结果大学也男女比例失调，许多大学不得不降低对男生的录取标准。有些女权主义者抗议，说女性刚有成就就被压制。但她们很快也哑了：如果一个学校男生太少、女生太多，男生女生就都不报那个学校。毕竟大学不仅仅是读书，也是谈情说爱的地方。学校的教育必须考虑这一面向。特别是一对男女在大学恋爱最后结婚，就会把大学当成自己的感情故乡，或自己的家，以后拼命捐款回来。美国的大学，自然非常注意学生们的感情环境。中国大学则基本不考虑这些。大学是培养工具的地方。当时清华在这方面，自然也走得比北大更极端了。看看美国的几所理工大学，如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都有良好的文科课程。几年前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抗议学校的一个描绘甲午战争日本版画展览，说人家辱华。那些版画当然是辱华的，但展览的目的是展示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是如何建立的，展览者对这些版画当然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在美国学术界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可惜，受了这么好的教育，乃至能上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理解，无理取闹，自取其辱。也可见我们那种培养工具或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理工教育，有时培养出来的人竟是精神残疾。也正是如此，我对清华恢复文科非常欢迎。只是希望校方不要觉得文科仅是几个专业而已，而是把文科当成学生人格形成的重要条件。话说回来，虽然我自己觉得接受北大的教育更优越，我从北大的“自由”中，还是有得有失。关于这个问题，还是下篇再谈。
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
我说北大的自由式教育优越，其实还是应该就事论事。北大教育是否成功，还要取决于每个人对这种教育环境的利用。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我不妨先讲得，再讲失。当然，这些个人经验，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个人偏见。
北大最大好处是管理比较松。比如政治学习、班级会议，搞得非常少。说是一周一次，其实根本没有。班主任也很少介入学生事务。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是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曹文轩老师。1979年我们进校时，他28岁，大我10岁。而我们班最大的老吴是32岁，另外同是我室友的“二老吴”，乃至班长老贺、高考状元王友琴，大致都和他是同龄人。他和这几个同学，基本是平等相处，不会摆老师的架子。对我们全班，他也明言：“我作为班主任，职责就是上传下达。你们有什么要求，告诉我，我就向上面反映一下。上面有什么事情，也通过我向你们传达一下。除此以外，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不必管。你们都是大人了，应该能自己管理自己。”可见，比起那些动不动就政治学习的大学，我们是够逍遥的了。这种环境虽然离西方大学中那种学生自治还差很远，但就中国的大学而言，北大学生大概是最有自主权利的。
另一点就是文科课松，比较好混。我这个“逃课大王”，自然也比较容易生存。如果换在清华，我的大学时代肯定就是另外一种过法了。如前文所述，我本来是按自己的第一志愿上了中文系文学专业，但一年后就转念想学历史。再后来，则开始挑战整个专业教育的概念，宣布自己不属于任何专业。
达成这样的认识，是源于自己对教育哲学不断的思考。当过了高考关、进了大学门后，我对自己最大的庆贺是：此生不必再为考试而读书、不必再为别人而读书了！以后读书，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可是，读了一年多，发现即使在北大也并非如此，必须对付许多自己觉得很无聊的课。而自己真正想学的东西，又没有机会去学。为什么“自由教育”并不自由呢？我开始对这种教育背后的哲学进行思索。
我的发现是：即使在最开明的北大，教育还是追求专业的目标。各系老师对教育都有一套见解，许多见解在当时还是很与众不同的。但是，他们的这些见解，基本是以本专业为中心。再往深一想，追求这种专业目标就不可避免地使教育偏离了人的目标。我渐渐发展出这么一套理论：专业教育就是对人的奴役。比如，政府中的官僚决定国家需要100名计算机人才，50名笔杆子，于是就在计算机系招100人，在文学专业招50人。这些人的培养目标，全是官僚机器中的螺丝钉，只懂得上面让你做的那点事情，甚至只对上面需要你感兴趣的事情感兴趣。你越接受这样的教育，就越丧失了自我。最后，“理想”的计算机人才，几乎就变成了一台计算机，别人给他输入什么程序他就按什么运行，不懂得喜悦，不懂得哭泣。搞文学的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上面需要表达某种情感，他们就被训练出来去书写这种情感。最可笑的事情还是指导我毕业论文的陈贻煟淌诟嫠呶业摹Ｋ担晃桓愎诺湮难У闹д撸涫蹈径敛怀瞿氖坠攀美础Ｎ椅仕阍趺此的呈资谩Ｋ碇逼车鼗卮穑骸拔也欢馐呛纹浞纪靖嫠呶业摹！彼鸭甘资玫健昂纹浞纪尽蹦抢锴胧竟竦檬卓希约夯乩淳退枷胄浴⒁帐跣缘匦闯鲂矶嗦畚睦矗衷谝菜闶钦庑欣锏娜ㄍ恕６饣故窍嗟逼毡榈南窒蟆？杉难д庵肿罡鋈恕⒆钚枰杂傻亩鳎尤灰脖惶自诩苹奶逯浦卸侨诵曰恕�
我自以为看透了这些，发誓要做一个活生生的人。自己拥有着唯一一次生命，绝不能接受这种计划体制的教育的切割。上大学就是追寻我心灵的声音，而非国家意志。我必须先建立自己不属于任何专业的自我认同，然后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超越系和学科的限制，在全北大自由选课。后来还读了一本翻译过来的《教育哲学》，上面赫然写道：“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我当时兴奋得几乎叫出来：这不就是我的教育目标吗？！“成为自己”，实在是我最大的教育启蒙。后来到了美国，看到这里人们从小就教育孩子在面临各种人生选择或考验时要be yourself，即“成为自己”。甚至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辩论，选民们也要看候选人们是否有be yourself的能力。反省自己的经验，“成为自己”实在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前面讲的，在毛泽东、周恩来逝世时，大家都哭，你哭不出来就心理害怕、自卑，于是真心诚意地努力去哭。在这种压力下，你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我现在48岁，生活在自由社会，但回顾38岁时的许多情感，也经常会发现那些情感有时不是自己的，而是顺应社会、同伴的压力去感受。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把人给异化了，让人迷失了什么是自己。教育的功能则是要把这种丧失的自我找回来。
应该说，松松散散的北大，在当时为我追寻这样的教育目标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通才教育可能吗？（1）
还是继续上节的话题。我读大学时期怀抱着通才教育理念。对我来说，本科教育的第一使命是人格的完成，而非具体技能的培养。人要首先成为人，而不是个专业工具。当时中国还非常闭塞，很少有外面的东西可以参照，我更不知道所谓“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人或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说法。达到这样的理念，自然经历了长期的独立思考。从今天的角度回顾，当时的这些理念，和现在我所了解的西方大学的主流教育理念也颇为相合。为此，我还是很自豪的。不过，把这种理念运用在自己身上，则会产生种种问题。
通才教育并非兴之所致地读书，自由之上还必须有一个架构。在美国的大学，一般选专业到了三年级也不晚，而且选了还可以换，确实非常灵活。不过，这种教育还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大部分大学，选课也不能乱选。比如文科的学生必须修一定的理科课程，理科则需要修基本的文科课程。外语上也有相当的要求。哈佛的本科生核心课程的改革，在几年前就被前校长萨默斯当作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之一，但到他辞职时仍无结果，现在虽然已经经过了许多教授和学生代表的审核，仍没有达成共识。可见自由的框架是多么难建立。
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和当时中国大学的普遍情况差不多。大学恢复高考招生不久，教授们陆续恢复正常教学。但是，什么是正常教学呢？实际上就是“*”前受苏联影响的那一套。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用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框架；只不过一些“思想解放”的老师，试图在这些旧框架中装一些新内容而已。特别是“*”刚过，老师们都觉得自己在专业上“被耽误了十年”，一恢复正常就更强调专业了。所谓通才教育，根本不可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家最多说一说交叉学科的优势。我基本上是“*”中上的中小学，上了高中后才算是开始用功读书。而那时候的读书，与其说是求知，不如说是准备高考。这样进了大学，很少有先期的教育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能自己意识到专业教育的缺失，立志用大学来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按说已经不容易了。可是，具体怎么往前走？我毕竟是个20岁上下无甚学养和经验的青年，需要过来人指导。可惜能够提供这种指导的老师，当时是很难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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