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歉�20岁上下无甚学养和经验的青年，需要过来人指导。可惜能够提供这种指导的老师，当时是很难找到的。
另外，当时的文科教育非常意识形态化。北大在文史方面有些老底子，中文系、历史系的古典训练，还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但社会科学几乎不存在。哲学、经济学、法律等，都镶嵌在“*”前的社会和教育结构中，和政治课差别不大。政治学、社会学等还未建立。这些学科的许多教授，除了政治教条外，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知识。如果追求通才教育、跨出专业选课，可选的东西实际上非常之少。用鲁迅的话来说，我反叛了专业教育，却遇到“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除了一个大的架构和内容外，通才教育还必须有具体的手段。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师生互动的讨论班，多元性的观点的撞击。比如美国大学招生，追求各种阶层、种族、文化、国家的学生的融合，上课也是各专业的人都有；因为选课也不受年级的限制，一般的课常常是四个年级的学生，甚至研究生聚集一堂。这样，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阅历不同，术业亦有专攻，讨论起来兴味盎然。再有，美国大学生上课除了讨论外还有两大件：课堂报告（presentation），学期读书报告或论文。两者强调的都是表达，要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惜，我们那时在北大上课，文学专业的学生最多和汉语专业一起上些系内的公共课，如古代汉语；偶尔也和外系同学一起上几节政治课，好像是大家一起*。年级之间的界线更是森严，很少有不同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的事情，除非是讲座和非常少的几门选修课。即使像张广达先生的课，也是阶梯教室爆满，面对五六十人，也只好满堂灌地讲大课了。课堂提问是非常罕见的，更不用说是讨论、辩驳了。同学的自我表达能力也相对比较低。记得有一次有位台湾出身的外籍教授来做讲座。他虽然通场都用中文，但带来了外面的习惯，要留时间回答问题。一位同学站起来提问，因为过度紧张，竟说不出个完整的句子，乃至谁也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想问什么。可见我们在这方面的训练是多么欠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通才教育可能吗？（2）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特别要为大学生涯感谢我的几位室友。那时六个人一间宿舍，非常拥挤。学生生活也很单纯，没有什么校外活动。宿舍就是生活和学习的中心。我们六个人，32岁的老吴来自上海，下过农村，属于老反革命，给了我许多人生的教训；28岁的“二老吴”来自广州，口口声声“我们广州人把广东以北的人都叫北方人”，今天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又听古典音乐，又听邓丽君，学过许多年油画，是班里西方艺术史的权威，还曾经“乘机离开北京”（就是乘飞机回过一次广州。那时坐飞机实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把新闻中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时用的千篇一律的话“乘机离开北京”来开他的玩笑），是很洋派的；剩下三个基本同龄，其中高远东来自山西城乡之间（好像他父亲属于城里的户口，母亲是农村户口），王达敏来自河南农村，郭东胜来自内蒙，我则来自北京，可以说是五湖四海，比起现在北京人主宰校园的景象也许略有不同，虽然当时北京学生的比例还是太高。因为背景、年龄、经历不同，大家聊起来就比较有意思，互相能学到的东西也很多。当时上课没有讨论班，但在宿舍几乎每天都开“讨论班”，特别是晚上9点半下了自习到11点熄灯那段时间，宿舍里异常兴奋。记得有一次大家晚上本来该出去自习或者在宿舍看书，但因聊得投机而欲罢不能，一直聊到9点。我表示我们是否浪费了太多学习的时间，高远东则说这样聊聊实在难得。他本来就比我用功，学得也好。既然他都觉得聊天好，我心里就更踏实了。只可惜，我们六个人全是文学专业的，天天上同样的课，在学术上所谈的内容就未免狭隘了一些。
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单枪匹马地追求通才教育自然会有营养不良的危机。当然，摆脱了系里的专业课程自己去闯，总是比在系里当个乖学生要好。我一逃课，系里一些课的成绩就有所下降。不过我振振有词，称“一个全优的学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对自己所受的教育毫无反省的学生”。这话看上去很酷，多少有些给自己壮胆的味道。把系里的要求不放在眼里没有关系，问题是到外系听课能有目标，能够努力学到东西。可惜，那时自己实在太年轻，性格不成熟。比如，自己当时非常理解文科学生要学理科课程的道理，曾经制定了学习高等数学的目标。我读高中时，班里的数学老师非常喜欢我，高考时我数学考了80，而许多上了重点的文科生数学都不及格。按说能力还是有的。但是，制定这个目标时已经是大二，数学彻底放下了两年。况且重新捡起来，也要旁听理科的公共课（肯定不能去数学系听，那里水平太高了）。按说，这时学校如果有教学咨询，我可以得到些帮助。但那时学校根本没有这些服务。我自己坚持这一目标也不够坚决，最后不了了之。现在回想，没有大学的数学训练，对我日后的事业有相当大的影响。另外，对历史我也没有全力深造，听的专业课不够多，除了和张广达教授课后聊了一两次外，和历史系教授基本没有过接触。最糟糕的是我不好好学英语。出了大学，实际上在英语上是个文盲。关于这一点，就得另文再述了。
提到这些旧事，是想指出当年在北大追求通才教育的目标是多么困难。如今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北大号称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平心而论，各方面的条件也确实比过去好许多。比如社会科学各系的教授多少有一定的阵容，主流不是靠背政治教条吃饭。一个有我当年那样想法的学生，如今跨系旁听也好，选课也好，内容就丰富多了。但是，通才教育是否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核心课程的框架又应当是什么样子？讨论班在教学中的比重是多少？北大如果不辜负其学子，在这方面就必须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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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座胜过听课（1）
如前所述，*后的北大，精神上新，学术上浅，思想框架则旧。一般老师在干校、大批判中已经把盛年耽误了，有的回来拣起十几年前的旧货，照本宣科，算是“恢复正常”了；有的精力充沛，希望跟上时代步伐，大讲新诗、美学等等，可惜底气不足，流于赶时髦。比如美学课，场场都爆满，好像不听这种课就错过了北大经验似的。可是现在回想一下从那里学了什么，恐怕大家都说不出来。我是希腊史迷，逢有关古希腊的课就听。那时有门“古希腊罗马美学”很时髦，外号“古希罗”。但跑去听听，除了放几张幻灯片外，空空如也，十分败兴。所幸北大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讲座成风。最热的讲座，一般在办公楼礼堂或者大饭厅，常常要提前半个多小时占座，还有为此打架的。比如赵复三来讲基督教，过道、台上都坐满了人，他几乎都走不进来。再有就是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来讲交响乐，什么“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等等。每周大家要是不听讲座心里就难受。
当然，这些讲座大多也是追时髦，很难深入。不过，我在北大听过的印象最深的一课，就是个讲座。
那是中文系内的一个小讲座，在普通教室中，听众也就三、四十人。来主讲的是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他时年已过了九十，思想依然非常敏捷。我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小川环树是谁，只是跟着讲座的时髦凑热闹而已。后来才知道，小川环树兄弟几人，是明治时代出生的一代文化豪杰。其父地质学家小川琢治的四男中，老大小川芳树，是著名的冶金学家；老二贝塚茂树，是顶尖的汉学家；老三汤川秀树，是物理学家，194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小川环树是老四，主攻中国古典文学，是那一代日本研究唐诗的第一人。你看看当今的世界，谁家能一下子养出这么四个孩子来？
小川环树主讲的题目是《敕勒歌》的语源问题。此歌最早见录于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按通说约产生于429～449年，作者为无名氏。辞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读中文系的人，大抵对此都很熟悉，属于千古绝唱。小川所讲的细节，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我的记忆已经不敢说很靠得住，好在他的文章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读者可以参考。不过，他的基本要义则让我终身难忘。
小川开讲很平淡：这首《敕勒歌》原文不是汉语，本为鲜卑语，北齐时译成汉文。不过，最初的语言究竟是什么？由于当时中亚诸民族的互动变化无穷，很难追寻。小川则作了一番考证，一个语言一个语言地追下去，证明此歌是经过许多语言连环翻译，最后成为汉文的。按说到此讲座就可以结束了。可他最后加上了点睛之笔：此歌最原初的那一中亚语言，我完全不懂。不过，我查了该语言的辞典，并检视了该语言在那个时代诗歌的格式，发现其诗大抵是两行，每行十四个音节，每行中间有一顿。这和唐代的七绝的形式，就非常相似了。我的这番研究不敢说解答了任何问题。我只是希望能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理解唐文化，总强调唐对周边文化的辐射式影响。这是大唐中心的观点。但是，唐文化的形成，是否也是周边文化影响的产物呢？我们是否也应该把唐作为文化互动的接受一方来讨论呢？讲座就这么结束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听讲座胜过听课（2）
这在现在，也许平淡无奇。但是在当时，足以引起我的思想地震。这种地震之所以发生，也多亏前述张广达教授给我开阔的视野。张教授上课反复强调：唐王朝是在中亚诸民族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唐王朝的发展，也必须要在中亚民族的动向中才能理解。比如土蕃的压力，西域各族的消长，乃至安禄山的崛起等等，全都联系在一起，切不可仅仅从宫廷政治的角度解读。事实上，唐朝非常依赖西域的商路，长安是丝绸之路的终端，大量中亚商人由此进入，使长安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后来，*等地的商人又从海路造访广州，刺激了南方的贸易。而大运河把南北接通，唐王朝成了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枢纽。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开三郎等，作了大量研究，证明中亚商人的活动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是他们掌握的铜钱数量远超过国库，对贸易影响甚巨。宫崎市定甚至怀疑中亚或穆斯林商人向中国输入了远程贸易的技巧。其实，欧洲史学家们，也很早提出意大利商人远程贸易的技巧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假设。既然在政治经济上是如此，在文化上如唐诗等等，怎么可能和外部世界全无关系？
这些在学界也许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在我们的历史意识中却不是。最近我和一位海外留学生朋友讨论问题时还提到，在中国受的教育，即使像我这一搞历史的人，也认为唐朝是世界第一，长安是世界的中心。直到最近教世界史、眼光放开后，才知道我们的教育是如何培养井底之蛙。看看唐王朝时的世界版图，*的Umayyad Caliphate帝国比唐帝国大一倍还多，覆盖了从现在的伊朗、中东地区，到北非、西班牙，横跨欧亚，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在文化上，这一帝国则吸收了从印度到欧洲古典世界的遗产：印度数字变成了*数字，成为日后欧洲科学进步的基础；古希腊、罗马的典籍成了*的典籍，后来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要从*人手中再学过来；贸易上，*人更是沟通世界的使者。这一点，你想想从广州到地中海的*商人，想想没有*数字如何算账，就明白*商人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了。几乎从各方面说，这个*帝国对世界的影响都不在唐帝国之下。可是，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这样的事实？我们封闭的民族主义史学，把人都教育成了什么样子？
大中华的意识形态，塑造了这种井底之蛙式的历史意识，最终会导致我们心灵的锁闭。以这样的视野，中国是无法在全球化的时代成功的。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不仅要从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更要学会用世界的眼光看自己。中国的文化并不置身于世界之外。而世界的文化当然也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读读唐史就应该明白。听小川环树的讲座之前，我还很信许多老师的话：日本人就会考证，考得很细，但缺乏意义。小川环树打破了我的成见。他考证确实很细致，但心里装着大问题，只不过他对这些大问题点到为止，不会夸夸其谈，许多人（特别是知识框架比较旧的人）因此也就不会注意。其实，许多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都带有这种国际视野，只是多从小处着手而已。日后我相当注意日本学者的研究，和这次的经历也相当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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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1）
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北大读书时单枪匹马地探索通才教育。这种尝试可谓成败兼半。成功的地方在于我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教育目标，打破了专业教育狭隘的框架。我日后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在文学之外（我们当年文学79级的同学，现在仍然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是绝对少数），能够适应得比较快，也在于大学期间学得比较宽，做了相当的准备。失败的地方，则主要在操作方面。比如，我明明知道数学应该学，却没有执著地去旁听。其实在这方面，我最大的损失还是英语。
我的英语，在当时是典型的“北大中文系英语”。这里首先声明，我这么说不是在诬蔑中文系同学的英文水平。我已经说过，中文系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在美国已经成为终身教授的有一大堆。他们的英语当然是不错的了。不过，在我们那个年月，也就是77级、78级、79级三个年级，中文系同学的英语一般而言比起其他系的同学来弱得多。一来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大家上大学前都没有学过什么英文。二来则是刚刚进大学门，想学的东西太多了，必须有个选择。中文系的同学多是文学青年，即使做文学研究，对象也是中国文学，很少有人觉得英文有多重要。不像其他系的同学，把英文当成求学的基本工具。例外是有，比如78级的商伟，人不声不响，毕业后很快出国读书，现在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一般而言，理工科同学英语比较好。文科中西语系不用说了，英语好的多是带“国”字好的系和专业，如国政系、国际关系专业等。另外，不管在哪个系，“出国派”的同学英语自然也好得多。等我毕业，中文系的后辈英语好的则多的是。毕竟他们中小学受了正常的教育。高考也要考英语。英语不好，很难考进来。
英语白卷上北大
我的英语，则即使在1980年前后的中文系中也算很差的；乃至大学毕业，英语几乎就和没有学过一样，后来对英语甚至有了心理障碍。这说来话长了。我是在1974年升初中。那时正赶上小学从六年制改成五年制。1960年出生的人，六年级毕业就到中学读初一。我们这些1961年生的，如果按五年制小学毕业，正好和上一年级一起进入中学。当时的中学无法容纳突然增加了一倍的新生，所以我们读完小学就留在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