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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还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我从十岁就用心学习“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行为准则，可惜除了在照片上看看基辛格及其夫人外，实际生活中一个“外宾”也没有碰到。没有想到，这一套进了北大反而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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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6）
当时北大的留学生，其实都是作为“外宾”管理，集中居住在留学生楼，上课也基本上和中国学生分开。我们只有偶尔在几堂古代汉语或古代文学课上碰到几个留学生。比如20世纪80年代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星期日英语的英籍专家彭文兰女士，就和我们一起上过大课。许多留学生都抱怨，说在中国读书像是被关进了集中营，和中国同学隔绝起来，难以学到中文或了解中国社会。许多人则要求中国同学当他们的室友。学校对这些“外宾”的要求，当然是不敢怠慢的，立即到中国同学中征求“陪住”。也有许多同学对这样的机会趋之若鹜。道理也很简单：第一，一般的学生宿舍六个人一间，狭不容足，公用厕所臭气熏天；留学生宿舍则两个人一间屋，公共厕所也每天打扫得相当干净，条件好得多。第二，和留学生一起住，学习英文非常方便。当时想出国的人，当然要争取这个机会。第三，当时没有托福之类的公开考试，能出国的人经常因为是认识美国人。不少人期望着为留学建立些联系，也许人家可以帮着自己出国，或者有什么其他甜头。至少这是我当时认识到的理由。
这三条，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我不觉得宿舍条件有多差。相反，我十分喜欢自己的室友们，每天的日子非常充实，人越多聊天越热闹。我虽然家在北京，但常常两周才回一次家，对宿舍很留恋。况且，我一不想出国，二无学英语的热念，更是看不起那些“追着留学生屁股后面”、“崇洋媚外”的同学。我当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但主要专注力还是在国内，有一番“改造中国”的豪情壮志。而“陪住”这个名字，则特别难听，仿佛是给人家当小老婆似的。有同学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叫“偏房”呢。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在许多人眼中的美差，居然落到我头上。
现在看来，找到我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当时去“陪住”，等于是肩负着“接待外宾”的任务，选拔起人来非常严格。以我的观察，学校大致有几个标准。一是尽可能挑城里人，特别是北京这种大城市来的人。因为这些地方来的学生“见过些世面”，不那么“土”。一是挑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尽可能在外国人面前树立些形象。另外，还要人品端正，不要到了那里做些不好的事情，损害了国家形象。也许最重要的，是政治上可靠，最好是干部家庭出身。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我猜想的标准。我属于被选拔的人，从来没有问过那些握有选拔权力的人是什么想法，况且我毕竟仅19岁，在那个年月恐怕还有许多不理解的事情。
我对这种所谓“政治上可靠”的势利标准心里很反感。我自以为是政治上最不可靠的。不过，后来班主任找我谈话。他非常了解我的价值观念，很诚恳地说大家觉得我做人端正，生活朴素，比较值得信任，还是希望我去。做人端正、生活朴素，大概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唯一爱听的话。而且班主任一直对我很好，我也就答应了。
应该说，搬进留学生楼，虽然一开始有些顾虑，但毕竟是经过说服后自愿的。刚一进去时，确实享受许多便利。首先，晚自习不用到教室占座儿了。基本可以在宿舍里进行。当时，一般的宿舍有六个学生，只能分到一张晚间到图书馆的阅览卡。大家轮换着拿着这张卡去图书馆指定的座位上读一晚上书。其实也就两个多小时，到晚九点半图书馆就张罗着关门了。没有这张卡的另外五位同学，有一两位在宿舍自习，剩下的大部分则去各教学楼“打游击”，看到没有课的教室就赶紧占个座，这样晚上自习就有地方了。当时学校的设施非常紧张，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教室，即使有地方也都永远处于爆满状态，空气恶浊。而真要去各教学楼“打游击”，常常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串了半小时也找不到地方，有时甚至不得不回到宿舍来。我在留学生楼和两个美国人一个屋，他们平时晚间多出去活动，我基本可以留在屋里不受打扰地自习。这种条件，不仅自己满意，其他同学也都很羡慕。更不用说，这里洗澡方便，本楼层就有浴室，不用去学校澡堂人挤人地排队。看电视的条件也非常好。至少电视间人少，有座位。不像在原来的宿舍，两层楼一个电视间，要自己带椅子去。 。 想看书来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7）
我对留学生楼印象最好的，还是礼让的文明。这对我而言是非常新奇的经验。比如，我进楼门时，前面有位留学生，他即使两手都提着东西，也会把门打开，用脚把门顶住，等我过去后再关门进去。我第一次受此“礼遇”实在受宠若惊，以后自己也马上学会：进楼门时，只要意识到后面还有人来，就把门打开让人家先走进去。这是留学生楼里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到了美国生活，也知道这是美国社会从小就培养的规矩。不久前系里的秘书还跟我说，她要求自己十岁的儿子在公共场所进出时注意身后有没有人，如果有就必须给人家开门。小孩子有时候大大咧咧地忘了，她就会动火。可见这种文化的草根是多么深。我当时觉得这实在是个良好的习俗，希望能在中国推广。周末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也试图给人家开门礼让，结果发现这样下去我一天也别想进去。北大如何呢？许多我们这代北大人都有这样一个信念：要改造中国，就从北大开始。如果北大也改造不了，就别想改造中国了。于是，我去图书馆时，就开始试行给后面的人开门礼让。可惜，大家行色匆匆，你一开门人家赶紧就抢先进去，连句谢谢也不会说。有的人还奇怪地看看你，好像你的行为有什么问题。这也使我对北大人感到有些失望：小小的校园，存在着两种文化。留学生楼就在校园的中心地带，和中国学生宿舍仅一两个楼之隔。可是，大家到留学生楼时就成了礼让的君子，回到中国同学的领地则马上又当仁不让起来。也许大多数同学平日不去留学生楼，眼不见心不烦。而我住在里面，每天要面对这两种不同文明的对比，并且无力改造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这当然有些令人沮丧了。
我和留学生交流最多的，就是住在隔壁的澳大利亚留学生。他的中文名字叫雷金庆，也是华裔，三十多岁，当时在研究中国思想史，在北大算是汤一介先生的交流研究生。他不去上课，就是要把书给写完，每天在宿舍打字。我只要留在宿舍，几乎就能听到隔壁的打字机的声音（那时还是前电脑时代，打字机也是在他那里第一次见）。
可以说，在北大四年，雷是对我的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我现在在中国提倡“反智主义”，应该说最早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思想启蒙。当时“*”刚刚结束，知识分子摆脱了“臭老九”的地位，全社会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信奉“知识就是力量”，“提高知识分子地位”成了当务之急。我则更是受五四启蒙主义的影响，认为知识分子在知识上、思想上、道德上都是先知先觉，负有唤醒和教育整个民族的使命。怀有这样的救世使命的知识分子，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超越个人利益、为全社会的福祉而奋斗的阶层。鲁迅就是这样一个道德榜样。上述这些信念，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见了雷，我也大谈自己未来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先是参与塑造北大的精神；大约十几年，我们这些北大人就会不断占据社会重要的岗位。那时，我们就具有启发和改造国民的权力。中国会由此变个样子。
我自以为我把握着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雷则非常不以为然。他从来不注重理论，观点非常平白：“你怎么觉得知识分子就那么靠得住呢？知识分子和一般人一样呀。他们一有机会，就会为自己谋利益。如果他们比其他阶层得到了最不受节制的信任，他们就会比其他阶层都*。看看中国古代通过科举上来的知识分子，难道他们不贪污、不*吗？他们恐怕比其他阶层更*吧。”我急忙争辩：“知识分子如果具有独立人格，就会摆脱现实的利益而追求知识和真理。古代中国是个专制社会，知识分子不具有独立人格。而现代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有独立人格，就会不断为社会生产先进的思想，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这就好像你以后到了大学当教授，难道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吗？”他听了我的话又摇头又叹气：“我毕业到大学去首先是找工作，不是什么追求真理。你说的那些西方的知识分子，那些在大学教书的人，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职位首先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工作。看看，大学的职位稳定，不会失业，每年只需要工作九个月，假期比谁都长。西方大学的教授，大部分还不是图这些？他们都想少干事多拿钱，而且为此也会做许多不地道的事情。怎么人多读了几天书，就在道德上和其他人不一样了呢？你这种话真要到西方去说，让人听了会笑死。这实在太天真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8）
我没有出过国，也不懂任何外语，在这方面自然说不过他，于是把话题转到中国：“中国的问题，不靠知识分子靠谁呢？如果不靠知识分子，你说该怎么办？”他摊摊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以后怎么办我怎么会知道？我只不过读了几年书，研究过几个中国人而已。我看，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恐怕是知识分子太具有垄断地位了。古代知识分子靠科举，有了许多特权，也产生了许多*。你说“*”知识分子受*。其实那时谁不受*？主要是知识分子垄断了舆论，吃同样的苦但叫得比别人凶。现在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你看着吧，他们首先会给自己谋利益，把自己的日子弄好的。”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似乎都很讨厌对方的观点。但是，我们彼此不但很尊重，而且特别喜欢交流。毕业后，他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先后拿了教职，回来访问了几次，我们还都见面叙旧。后来我还采访了他，把他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总结了一下，以对话的形式刊登在《文汇月刊》上。那时他已经转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了，其中还写过几篇批判刘心武的文章。我在《北京晚报》当编辑期间就认识刘心武，关系算比较熟，曾表示可以介绍他们认识一下。他则谢绝了。他说：“我从来都回避和被研究的对象见面。大家见面一吃饭，成了朋友，以后还怎么研究呀？那只能说好话了。”我说学者恐怕可以超越这些吧？他则说学者和一般的人一样，根本不会超越这些。知识分子圈子小，平常见面，吃吃喝喝，都是朋友。所以他们早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则尽量待在这个集团的外面，希望由此获得一些客观性。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越来越被他说服，开始对知识分子有了些反省，思考知识背后的利益。到了美国以后，我则更切实地体会到*社会中一直有反智主义的传统，而这些传统虽在许多时候会有祸害，但没有这种传统则祸害更大。这也最终导致了我现在在中国提倡反智主义。和雷后来偶有通信，最终则基本断了联系。他现在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教授。在澳大利亚应该是相当有地位的中国学家了。
可惜，虽然我在留学生楼学到了不少东西，也交了朋友。但是，我和两个美国同屋的关系则很快恶化了。
当时留学生宿舍的规矩是一个外国学生和一个中国学生一个屋。我进去时，因为房间少，成了唯一一个和两个留学生共用一个屋的学生。两位同屋都是美籍华人，一个姓刘，一个姓陆，和我大致同年。我来时他们很热情。不过宿舍的格局他们已经占好了。两个人都在靠里的位置一人占据房间的一端，中间用书柜、衣柜隔开，很有隐私性；屋子一进门的地方漫无遮拦，成为我唯一可占的地方。我当然并不介意。因为我在原来的宿舍床就摆在门口，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多了。
不过，这三个人的局面，从一开始就出现问题。老实说，现在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4年，这样的美国人还真是没有碰到过。也许是因为和人家的生活距离从来没有这么近过吧。比如，我一搬进去，那姓刘的就对我说姓陆的坏话，甚至陆的女友是黑人也成了攻击的对象。姓陆的也不含糊，说姓刘的如何不成器、姓刘的哥哥太傲慢，等等。我当时是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正读五四一代“改造国民性”的高论。可是在这里一对比就明白，在中国同学的宿舍里，尽管条件非常差，人要厚道多了。这两位“老美”，一上来就钩心斗角。那姓刘的还教我：他们在美国大学的宿舍中，一旦发现同屋不合意，就装出神经兮兮的样子，把同屋给吓走。因为在美国买枪很容易。大家一想到校园凶杀就吓破了胆。做人如此下作，实在也算我倒霉了。
本来，他们彼此之间钩心斗角与我无关。但是，马上我和他们的冲突就变得更大，使他们联手来对付我。三个人分享一个屋，本应该尊重大家的生活习惯。可是，他们半夜12点在我睡觉以后仍然不停地有客人。特别是夏天很热，屋里没有空调，睡在床上几乎是赤条条的，突然西语系的女生进来，这有多么狼狈！我提出抗议，慢慢矛盾越来越大。他们想把我请走，采取了各种手段。比如，刘开始装神经病。我不在时，他们把我台灯的电线切断，当然还有在我睡觉后带更多的朋友来宿舍，在我没有醒时大声放音乐，等等。闹得隔壁的雷金庆也和我说：你那两个同屋很热闹呀！
这样下去，我当然无法支持，找到留学生办公室要求调整宿舍。办公室的老师告诉我，这两个同屋的问题他们早就知道，许多邻居都抱怨。但是，调宿舍不可能，我适应不了只能搬出留学生楼。我说我并不想在留学生楼住。但是，这是他们不对，而且相当出圈儿，为什么他们不走？那位老师无奈地说：“小薛呀，你也太不实际了。”接着，她希望我配合他们的工作，观察一下这两位同屋平时都喜欢和谁交往。这对我来说，等于是当间谍了，要我报告哪些中国同学和这两个人打交道。不管我怎么恨那些半夜闯进我宿舍的人，我是干不出这种事情的。我可以无愧地说，在中国活了33年，错事做过不少，但从来没有打过小报告。到此时，我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再拖下去，打小报告的压力就上来了，于是马上找了几个同学帮忙，立即搬出了留学生楼。一年多以后，那位姓刘的好像是马上要回国了。他把我约到他住的宾馆，郑重其事地向我道歉，承认他们当时确实很欺负人。他说这本是美国的游戏规则，在美国这么做他大概不会内疚，因为大家是平等的，别人也会这么对他。但在中国大家是不平等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