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定要先跟着名教授学习教学，等成长到一定时期之后再上讲台的事情。既然此事在这里又被提及，我就索性把旧文修改一下，放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我是在耶鲁完成的博士课程，在萨福克大学也教了四年多的书，并开始参与系里招募新教师的工作。根据我的经验和见闻，在美国找教职一般来说新出炉的博士最容易。拿到博士后年头多了，行里就觉得你“太老了”。这当然不是指生理年龄，而是指你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年龄。大家为什么喜欢新博士？理由有几点：第一，新博士刚刚埋头做了几年研究，最接近学术的前沿。博士论文里的学术突破非常多，许多学者一辈子最高的成就就是博士论文。毕业后投入实际工作后，就不可能有读博士时那样的精力和专注了。所以，许多学校把新博士看成自己的学术动力，不愿意要博士毕业几年的人。你博士毕业后，除非专著出版，或有重大成就，一般是工作年头越多，经验越足，找工作反而越不易。第二，新博士精力旺盛，和学生的年龄接近，“代沟”较窄，容易沟通，常能在教学中别开生面。
那么，新博士是否缺乏教学经验呢？比起教了30年书的人，他们当然缺乏教学经验。但是，真看教学上的表现，他们常常比教了三十多年书的教授更出色。这除了他们正处于创造力的盛年的因素外，还在于他们在博士课程中经受了良好的教学训练。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8）
我个人的经验就很说明问题。我28岁时几乎是从零开始学英文，六年后开始在耶鲁读硕士，八年后读了历史系的博士课程。经过两年硕士训练后，我的英文基本能保证写好学期论文，取得像样的成绩；但上课听讲依然很困难，自己开口讲话就更难了。我一直非常担心：像我这样，怎么能教书呢？
所幸的是，学校不仅对我们进行学术训练，而且也进行教学训练。博士课程头两年，我拿的是全额奖学金，万事不操心，集中读书。到了第三第四年，就开始当助教，助教拿的薪水替代一部分奖学金。学校为了我们能胜任助教的工作，还特地给外国学生设计了语言课程，通过考试才能去上课。
助教的工作大致有三部分：一是领导讨论班；二是讲一堂大课；三是给学生改作业，判考卷。领导讨论班最难。本科生说话比教授快得多，很难跟上。而且他们讨论问题，不像训练有素的教授和研究生那样规范。比如讲着讲着中国的事情，他们就把问题扯到美国来了。美国的课堂，鼓励这种跨学科的有时甚至有点不着边际的“瞎扯”。作为讨论班的主持人，你要知道怎样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背景来理解课堂的内容，同时又要在他们扯远了的时候能自然地把话题引回来。我刚刚开始做助教时，压力非常大。记得有一次没讲好，一夜难受得睡不着。这样训练两年，对教学就有底了。还没有念完博士，就找了工作上讲台了。
比较一下，中国的博士教育在教学训练上显然有重大缺失。这种缺失，和本科生教育的问题又联系在一起。美国大学特别注重讨论班。本科生如果上大课，还要分成小班讨论。比如，有的学术明星（比如我的导师史景迁）特别有人气，讲课常常三四百人爆满。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请十几个助教，保证有讨论班，而且规模要很小。一般而言，讨论班只有十几个学生，20以上就算很大了。在耶鲁，历史是最有人气的专业，历史系明星教授也多，所以常有几百人的大课，也常常闹助教危机。而在中国的大学，这样的讨论班少，无法保证本科生能够消化大课的内容，也使博士生们没有地方积累自己的教学经验。
中国大学目前在教学中碰到的问题，一是课堂规模太大，二是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太僵化，缺乏讨论班，教授们也不知道如何主持讨论班。把年轻的博士排斥在讲台之外，教书的人就更少了，课堂也就更大了。另外，老教授们虽然有经验，但也容易僵化，新博士可以给教学带来活力，可塑性强，容易尝试新的东西。让他们跟着老教授学，把锐气磨光了再上讲台，大学教育就更难创新。
显然，*的这一政策，不是没有针对性。新博士不会讲课，没有在教学上受过训练，引起了学生的抱怨。但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我们的博士课程偷工减料，没有教博士生怎么教学，乃至不得不让他们毕业后再回炉。既然大家都明白这是偷工减料，为什么不关掉这些不合格的博士课程？中国的博士教育要保持自己的声誉，就必须证明培养出来的博士一拿到学位就能充任教学和科研的骨干。看看美国的新博士，大部分不都是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吗？不堪此任，就不应该叫博士。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把新博士赶下讲台，而是砍掉泛滥成灾的博士课程。
“陋室”求学（1）
《论语？子罕第九》有这么一段：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段话向有多解，非常复杂。比如，“九夷”在哪里？是不是在今天的朝鲜？“君子居之”是孔子的自许，还是指已经有君子（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那里住过，留下了文化传统，所以孔子也想前往？
不过，这些歧解并非本文讨论的主题。我想到这段话，是因为最近不时收到大学生们的来信。他们因我对中国大学的批判而产生共鸣，说自己在学校受到了垃圾般的教育，纯属浪费青春，问我上大学还有什么意义。这使我突然意识到：这几年，我在教育方面出的几本书中，讨论体制方面的内容很多；但从人生的角度，从大学生的角度讨论如何度过这四年时光的文字很少。我批判中国高等教育的原初目的之一，本是让我们的大学更公平，更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不想让大家绝望，更不是鼓励自暴自弃。孔子这段话，正好帮助我回答了这些牢骚满腹的大学生们。只是理解孔子的话，需要一些生活的经历和体验，需要一些对教育的领悟。这是我要细谈的。
“陋。如之何？”
简单归纳，这些大学生对自己学校的抱怨其实就是：“陋。如之何？”——我们的学校太垃圾，太不像个学校了。我们还怎么享受教育？若是孔子，则会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你要是个君子，你在哪里读书，哪里就不垃圾了。是人改变境遇，而不是境遇限制人。
无疑，我这里对这段话采取的是最“通俗版”的解释：即孔子以君子自许，自信自己的人格能够改变环境。这一通俗解法，也素有传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中学读到过的唐人刘禹锡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这段传世美文，无疑是《论语》的读书笔记。不过，其文辞虽然华丽，比起《论语》中那粗朴的21个字来，还是显得肤浅了。刘禹锡的所谓“陋室”，其实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看来他过得相当舒适风雅，优越而不自知。这也透露出，刘氏的时代，读书人已经形成了圈子，颇受优遇，即使没有官当，“陋室”中照样高朋满座，生活颇为精致，显然没有经过孔子那样的灵魂考验。
在《论语》中，孔子对物质上的困顿从不以为意，让他哀叹和绝望的，是很难碰到仁者和君子，梦不到周公，甚至连自己最好的学生，能引以为知己的颜回，也不幸早逝。孔子心灵的孤绝已达极点，哪里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派对动物”所能领会！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孤绝中，孔子豪迈地说“何陋之有”，根本不介意到蛮夷之地去生活，彰显了一个超凡绝俗的独立的文化和道德人格。也难怪颜渊对他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第九）了。刘禹锡家里鸿儒满座，全无寂寞，却引这四个字以孔子自比，未免轻浮了些。
如果现在的大学生们有刘禹锡那种“陋室”的环境，他们中大部分也许就不抱怨了。他们的牢骚是：我们哪里去找那些鸿儒来侃大山？我们的教授一天到晚就想着赚钱，甚至赶着我们帮他们做生意，根本无心上课。这还叫大学吗？
“陋室”求学（2）
这样的状态，当然可哀。我写一系列大学教育的书，也是希望改变这样的现实。但是，一个人不能等到大学都改革好了以后再接受高等教育。况且完美的高等教育永远也不会有。那么，我们能不能秉承孔子那样的精神，在孤绝的环境中，依然保持自己的志向，自己教育自己？在这方面，我希望和后辈分享自己的经验。
当年北大之“陋”
我1979年进的北大。之后的四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段之一，大概仅次于后来在耶鲁的九年吧。上名校，听起来浪漫。其实，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学术上，1979年时大学之简陋，很难为现在的大学生所体会。但是，我们很快乐。
有一年除夕，哈佛费正清中心宴请当地研究东亚的学者，我有幸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郑炯文先生邻席。他听说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读书，马上翘起大拇指：“你们北大还是一流。”我赶忙说：“哪里，哪里，北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老觉得自己是一流。”他马上反驳说：“那时我去你们学校，晚上图书馆和教室都占满了，路灯底下到处是专心致志地读书的学生。一看这场面我就服了。我当时别的名校也走了不少，见不到在路灯下看书的。这种事情，可只有在你们北大才看得见。就凭这个，你们就是一流。”
听了这话，我两眼竟有些发热。当年北大的情景，顿时活灵活现地浮出来。那时图书馆才让借五本书；而且除了教科书外，基本上是1949—1965年这17年出版的。因为以后十年“*”几乎没有出过书。1949年以前的书，学生基本上借不出来。记得当时有位学生鬼使神差地借出一本1949年以前出版的《爱情心理学》，如获至宝，立即决定不还了。他声称，按当时的制度，怎么罚也抵不上这本书的市场价值。也不知这老兄日后是否成了书商。
我所在的中文系是个热门系，作家和未来的作家乃至高考状元云集。不过，教授们许多是刚刚恢复工作，知识结构已经很陈旧。“马列文论”，“文艺理论”，再加上三大斧头“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还是铺天盖地。古文课本来应该是实打实的，教授也颇为出色。但他发现文学青年们喜欢赶时髦后，就频频从《左传》、《史记》跳跃到别林斯基和批判现实主义上来，上课成了个“秀”。俄罗斯文学课的教授搞来个内部的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大家已经如醉如痴了。
那时的宿舍，六个人十几平米一小间。三张双层床和两张小桌子再加两个简陋的书架摆上，几无立锥之地，就像一个火车的卧铺车厢，全无隐私。一个宿舍能分到一张图书馆座位证，凭证到图书馆在固定的座位上看书，六个人轮流。平时没有证的五个人，一个人留守，剩下的则多是打游击到教室碰运气。但教室也非常拥挤，经常找不到座位，于是有了郑先生所说的路灯底下用功的情景。
我从来没有那样用功过，不过夏天宿舍的酷热还记得真切。有时热得实在睡不着，就跑到厕所外的洗手间一桶一桶地往身上浇凉水，全身冷透后赶紧回房间睡觉。可惜有时还没睡着，热劲儿又反上来了，于是又得重新浇冷水。当然，每日还要到食堂三次，吃我们所谓的“猪食”。那时早晨进食堂先到一个大桶那里舀一碗玉米粥，情景如同喂猪，并在边上放一分钱饭票。玉米粥不时洒到身上，许多学生（主要是男生），一天到晚高高兴兴地挂着一身粥干巴走来走去，人们戏称是校徽。我便是一直戴这种校徽的人之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陋室”求学（3）
这就是我们的乐园。以今天的标准，也许可以用一个“陋”字概括。但是，当时大家都有一种“何陋之有”的心态。这倒不是因为以孔子自居（当然北大人的自负也是有名的），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所能有的最好条件。同时，从大学里也真正学到了东西。这些东西，对帮助现在的一代理解什么是大学教育很有关系。
在北大学当“君子”
我说从北大学到了东西，并不是说当时北大的学术比现在强。老实说，除了旁听张广达教授的通史和朱龙华教授的古希腊史外，北大在学术上并没有给我什么。不过，在我看来，大学对学生最大的训练是教他或她怎么当一个“君子”。在这方面，我至少是碰到了皮毛。这也恰恰是被现在的大学教育所遗忘的一个最根本的使命。
我对这里讲的“君子”，有一个自己的定义，那就是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全面发展的人格）。我用英文来定义，是因为中文世界的教育早忘了这一点，没有相应的现代词汇；美国人则天天把这个well…rounded person挂在嘴边。这样的君子所指的，其实就是一种人生的品格：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和意志，有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知道怎么应付挑战，怎么自我发展，怎么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
这样说也许还是太抽象。我不妨举个例子。我最大的幸运，是因为“*”中断了高等教育，等恢复高考招生后，一些在“*”中下过乡的大龄学生成了我的同学。比如我们宿舍六个学生，老大老二都姓吴。入学那年“大老吴”32，“二老吴”28，我则不到18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大老吴”的经历最奇。他“*”前就考上北大，但因为才气太冒，*的书读得太多，对当时批判“毒草”电影《北国江南》的运动看不过去，于是参照着自己熟读的马恩选集给上海的《解放日报》投稿进行辩论。结果，不但没有给人家马列一场，反而被定为反革命，北大的录取资格被取消，并被告之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根据他的事后回忆，听到消息后，从没有碰过酒的他，跑到一家小酒店，买了一杯最便宜的烈性白干儿，一饮而尽。酒如一团火从喉头坠到胃里，像个小炸弹一样翻腾起来，忽地一下顶到了头上——他就这么下乡了。生活失去了任何希望。记得一次我们室友几人出去吃饭，有个要饭的跑到桌子边来。好容易打发走后，我嘟囔一句：“这种人很多都是装的。”谁知“大老吴”一下子火了：“你不想给钱可以，别这么说。告诉你，我要是不被及时*，说不定就变成这个要饭的了！”我看着他羞愧万分，说不出一句话，也上了人生最大的一课。
不过，他们这些人的故事，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东西还是敬佩后的恐惧。当他们被踢到乡下时，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结束，想不到他们还有机会上大学。大部分人都丧失了希望，过一天算一天。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要死要活地干完农活后，饿着肚子继续看书！也正是这些人最后抓住机会回来上大学了。看看他们，再掂量掂量自己，我心里比谁都明白：我要是到了那种环境，肯定完了。我的人格中，根本不具备他们身上有的那种东西。我现在在北大，和他们这些老知青在北大完全不同。他们是凭自己的人格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