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么了-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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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长镀金年代（10）　　　　　　　　　

　　保守派的智识统治　　　

　　1923年1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专论《国家税负日增，威胁国民福利》。该文用了头号大标题，还有如下的大吹大擂：〃世界各国增长率公布……美国人均联邦税为战前之六倍……公共开支剧增。〃该文认为，之前十年的支出增长大都是一战造成的，并给出不祥的警告：〃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时，公共开支规模依旧维持高位。其结果是，沉重的税负继续导致各国资源的大举流失。〃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是作为新闻而非评论刊发的。它介绍了〃全美工业会议〃的一份研究成果，展示了过度征税的恶劣影响，但绝口不提该研究结论会否遭人质疑。　　　

　　而大标题掩盖的实际情况是，联邦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从战前的2％上升到战后的4。7％。这一增长基本与战争有关，即便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后，仍有战时债务要还，有退伍军人津贴要付。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的确上升了，但只是从战前占GNP的0。6％上升到战后的0。9％。而且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共和党重新主宰政坛十年之后，与战争无关的开支占GNP的比例又降回战前水平。　　　

　　今天的自由派经常抱怨，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将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植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本书后面的几章将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但在〃长镀金年代〃，反政府意识形态要比现在严重得多，估计今天的保守派也要为之羡慕。在那个时代，正式的评论也都持以下的观点：征税会产生破坏性经济影响；缓解贫困与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是很不负责任的；如有人主张放任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应加以改善，那他一定是个沾染了欧洲理念的危险激进分子。　　　

　　我们不应忽视一点，当时确有不少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具体来说，在〃长镀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们的人数尽管并不足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却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个阻碍改革的理由。1919年，一枚炸弹在检察长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的家门口曝炸，美国政府随即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帕尔默搜捕〃，逮捕了数千名疑似从事激进活动的人。和〃9·11〃后一度笼罩美国的谈虎色变的情绪一样，一战之后的〃红色恐慌〃也导致普通的自由主义者遭到怀疑和恫吓。普通自由派认为，可以使资本主义更为公正，而不至于将其废除。并且无论如何，当时这派的人数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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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长镀金年代（11）　　　　　　　　　

　　当时，这只是美国人的视觉盲点。早在1881年，俾斯麦便描述了一套我们今天称之为福利国家的体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可用这套体制来安抚社会下层，巩固德皇的统治。他说，政府〃也应在国民中为数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无产阶层里培育这一理念……国家不只是个不得已而建的机构，还是个福利机构。必须通过明显而直接的利益来引导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即国家不是一个单为保护社会上层而构建的机构，也是一个为他们的需求与利益服务的机构。以俾斯麦的德国为先驱，欧洲人早就开始实施类似〃新政〃的政策，而美国政界当时对此还毫无准备、毫无概念。具体而言，英国于1908年建立了一个有限的养老保险体系，1911年又建立了一个医疗保险体系。法国实施了独具特色的初步的国家福利制度。一战之前，英德法三国社会计划开支占GDP的比例便高于美国，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改变。　　　

　　当时的美国仍是自由企业信条一统天下，其优势地位甚为明显，这成为不利于民主党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1928的失败与他的顽固关系甚大，但民主党内的民粹分子对他感到灰心失望还有另一个重大理由：史密斯获提名后的第一个举动，其实就是对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表忠心。他选择约翰·拉斯科布（John　J。　Raskob）做竞选主管。此人是一位共和党人、工业家，与自由派唯一明显的共同立场就是都反对禁酒令。史密斯还任命另外四位百万富翁出任竞选班子的领导。事实上，史密斯在选战中将胡佛描绘为一个准备向商界强加政府管制的危险人物，希望以此博得商界的支持。本质上史密斯是作为一个〃波旁民主党人〃竞选的。同之前的〃波旁派〃一样，他有可堪匹敌的财力：民主党人花费了530万美元，共和党是630万美元。但史密斯的政纲毫无独特之处，终遭惨败。随着时光的流逝，史密斯越加沉溺于保守主义的教条。在1932年的民主党提名战中，他为商界代言，反对变革，从一开始就注定自己的了失败。门肯（H。　L。　Mencken）的评述最为一针见血：〃结交富人明显动摇、改变了他。他已成为一个高尔夫球手。〃　　　

　　〃新政〃之根　　　

　　1928年美国大选之后，似乎保守派已打遍天下无敌手，自由主义已无力回天，在一位现代的观察家看来，这样的政治气氛与不久前的记忆相仿：2004年大选之后，评论家迫不及待地宣布自由主义的死亡与共和党永掌多数局面的诞生。事实上，1928年的评论家似乎有更充足的理由：胡佛在普选中以58％对41％的优势大败史密斯。连纽约州都为胡佛夺走，仅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勉强赢得克萨斯州长选举，在220万张选票中以2。5万张的微弱优势险胜。似乎〃长镀金时代〃要千秋万代延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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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长镀金年代（12）　　　　　　　　　

　　扭转乾坤的当然是〃大萧条〃，否则〃新政〃绝无可能。但回首过往，我们也可看到，早在萧条爆发之前，就已有了一些促进社会平等化的温和举动……不是在联邦层面，而是在州层面。早在1901年，马里兰州就通过了一项劳工补偿法，规定雇主应交出一些资金，负工伤的工人有权从中获得补偿，但该法被宣布违宪。纽约州1910年的立法也被法院以同样的方式扫地出门。但1911～1913年，有十三个州成功地建立了基本的劳工补偿体系；同期还有几个州为寡妇及其子女设立了基本的救助计划。　　　

　　接着是养老福利。1923年蒙大拿、宾夕法尼亚和内华达三州通过了《养老金法》。但在后面两个州，该法很快便被法院扼杀。不过，到1928年已有十一个州建立了一定形式的退休金计划，这可谓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某种先声。20年代末，当萧条的冲击来临时，失业保险得到推动，而威斯康星州于1932年创立了最早的失业保险计划。这些计划资金不多，覆盖人数很少，但尽管如此，它们的确树立了社会保险的准则，其也为〃新政〃积累了经验。　　　

　　有些令人奇怪的是，联邦政府到大萧条爆发后许多年，才着手采取类似的行动。胡佛以在欧洲的战后救济工作得享盛名，但面临举国性的危机，他却坚持绝不采取任何重大举动来提供国内救助。　　　

　　但最终，推动真正自由主义计划的政治意愿与领导力都具备了。布莱安政治生涯中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在斯科普斯（Scopes）审判中痛斥进化论。要挑战〃镀金年代〃的美国，布莱安是个错误的人选，而恰在他失败的地方，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生逢其时的正确人选。在他领导下，美国社会的性质大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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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大压缩（1）　　　　　　　　　

　　第三章　大压缩　　　

　　1953年，《时代》杂志称，〃唯有从鲜与记者谋面的民众那里，才能获得有关本国政治未来与经济方向的真实资讯〃，并在这样的口号下派出一位特约编辑Alvin　Josephy做一次全国旅行。他的使命就是感受美国。　　　

　　他描绘的画面与1929年的美国大相径庭。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个两级分化的国家，少数人极为富有，而大众生活困苦；50年代的美国则焕然一新。《时代》报道的开头如下：〃就算在最小的城镇、最偏远的地域，美国都穿着一套非常繁荣的、中产阶级的衣饰……人们并没有变得富裕，但能维持生计的人从未有如此之多。〃2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政治两极对立的国家，占优势的右翼与做困兽之斗的左翼剧烈分化，而50年代的美国是个政治中庸的国家：〃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见解与政治思维惊人地一致。〃工会已成为上层建筑中的稳定机构。农夫快活地告诉这位从《时代》杂志来的人，如果农业补贴是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就是社会主义者。　　　

　　这位《时代》编辑的印象……美国已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奉行中庸之道的国家……并没有坚实的证据做支撑，但尽管如此，许多人都有这种类似的印象。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为）其批判战后美国价值观的著作取名为《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固然是讥讽之言，但其出发点仍然是肯定美国人大都能维持生计。几年之后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创作了《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一书，以提醒人们，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中产阶级。但他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很大的原因就是，贫困已不再是多数人的处境，并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之势。　　　

　　我们将要看到，有数据可以支撑这些观察家的观感。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个中产阶级社会，这一色彩要比20年代的美国要强烈得多，也要比今天强烈得多。尽管社会不公正仍无处不在（南方仍是隔离制度的天下，而且在全国，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与歧视妇女是普遍现象），但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他们正在分享这个国家的繁荣成果，而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与前一代人相比，富人的富裕程度大大降低了。　　　

　　经济史学家戈丁与马戈将20～50年代期间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大压缩〃（Great　pression），这表现为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他们故意用这个提法，以与〃大萧条〃相呼应，这也很合适的：与大萧条类似，这场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美国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使我们的社会与政治发生质变。然而，〃大萧条〃虽至今仍被我们铭记，〃大压缩〃却已基本被遗忘。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曾像是虚无飘渺的幻梦，但随后就被视为理所应当、不足为奇。　　　

　　现在我们生活在第二个〃镀金年代〃，战后时代的中产阶级社会在快速消亡。传统智慧认为，这虽不是好事，但却是由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带来的。然而，〃大压缩〃的经历却有力地反驳了这种宿命论的看法，它证明了政治改革能带来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并在此过程中为民主创造更健康的氛围。　　　

　　让我就此再多言几句。在30年代，与今天一样，针对采取措施缓解不平等的呼声，保守派的一条主要反对论据是，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政策可以明显提高劳工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或者即便可以这么做，也势必会破坏经济。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杜鲁门却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从而使美国社会比之前要平等得多。并且，经济不但没有因为这场再分配而遭到破坏，〃大压缩〃还奠定了一场延续一代人的经济大繁荣的基础。如果他们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也应该可以再现他们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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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大压缩（2）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稍后我将探讨几种可能的解释。现在，先让我们对〃大压缩〃之后，即1955年左右的美国景象做一番更细致的审视。　　　

　　中产阶级国家的画像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曾是〃长镀金年代〃的〃北岸〃富人区、共和党的金融枢纽，已然胜景不再。一些大厦或是早已被贱卖；或已被推平，为中产阶级的标准化住宅区腾出地盘；或已被改造，供各种机构使用（乡间俱乐部、疗养院、宗教静修所至今仍占据那里的很多大地产）。其他大厦已被送给非营利机构或政府，以免于缴纳房地产遗产税。　　　

　　〃那些传奇地产死于谁手？〃长岛的报纸《纽约日报》（Newsday）在剩余建筑的指南手册中问道。该报的回答大体正确：〃三个沉重打击：联邦所得税的出现；〃大萧条〃的经济损失；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家仆工作的吸引力降低……维持这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原本需要大量佣人。〃　　　

　　如果〃黄金海岸〃的大厦代表了〃长镀金年代〃的长岛，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代表长岛的，无疑是1947年动工的Levittown这一典型的战后郊区。　　　

　　以今天豪宅的标准看，威廉·莱维特（William　Levitt）当年修的房子都很小：最早的双卧室户型只有750平方英尺的生活面积，没有地下室。但这些都是私人的、单栋的住房，配好了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对美国的劳工阶层而言，这些住房所提供的生活水准在过去是遥不可及的。而且这些房子建在郊区，说明普通家庭必定拥有私家车……1929年未毕如此，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莱维特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将战争期间用于修造兵营的建筑技术应用到民房上。但莱维特之所以认定他修的房子会有大众市场，就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重心急剧下移，而事实上，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富人在1929年拥有的购买力一去不返，普通工人的购买力却远胜过以往的任何时期。　　　

　　比较20年代与50年代的统计数字，是有些靠不住的，因为在福利国家出现之前，美国政府觉得没有必要收集多少有关人们收入与开支状况的数据。当罗斯福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住房恶劣、衣衫褴褛、营养不良〃时，他是在猜测，而不是宣读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上，美国一直没有对贫困做出正式的官方定义，更不用说对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数目进行官方估算了。直到1964年，美国才给出了一个定义，以帮助林登·约翰逊总统确定〃伟大社会〃的目标。不过，尽管存在数据方面的局限，从20～50年代，美国前所未有地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确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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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大压缩（3）　　　　　　　　　

　　20年代与50年代之间收入差异的剧烈缩小，部分是由于平均化的缘故：50年代的富人要比20年代的富人穷得多。我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变穷：我们不是在谈论相对贫穷，即越来越跟不上收入增长的步伐，而是在谈论购买力的大幅绝对下滑。50年代中期美国最富的1％人口的实际税后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人之前的水平低20％～30％。而占总人口0。1％的极富人群的实际收入要比20年代的水平低一半多。50年代中期1％最富者的实际税前收入约与1929年相同，而0。1％极富者的税前收入下降了约40％，同时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税率剧增。　　　

　　同时，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自1929年以来大体上翻了一番，大多数家庭不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雇主提供各种新型的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战前只有极少数美国人享有医疗保险，但到1955年，多于60多的人至少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即偿付住院治疗开销的保险。并且，由于联邦政府为失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