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尚如此，“儿子”太保亦未能“免俗”。有数据显示，至1998年前后，只有20亿元资本金的太保，却背负着沉重的不良资产，实际坏账已达35亿元。
属虎的王国良上台之后，强势推行“三集中”——资金、财务、业务集中，积极改造太保，使之成为“一个法人”。公司计财部门对全公司进行了全面的清产核资，从每一幢办公楼、每一辆车，到每一张办公桌和每一台电脑，件件都被详细登记在案。
这些“斩立决”的举措迅速遏制了风险，使得太保各地公司从胡来乱做，到相对有序。
一位当年分公司的一把手回忆，1998年之前，基本“听不到总公司的声音”，但1998年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998年至2002年之间，王国良协同另外一位猛人洪涛（时任太保纪委书记和人力资源总经理），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闪电般更换干部，彻底打破了分公司的独立王国。
这其中，“胡萝卜”就是王国良的豪饮，无茅台不欢的王，镇住了各地军人习气甚重的分公司一把手；而“大棒”则彰显王国良的强人本色，诉诸司法，将部分无良干部送进高墙之内。
“我曾经免过东北一家省级公司的总经理。他拿着一个本子来给我汇报，我一看就很烦，说你把本子丢掉，结果，他就乱了套。我一问问题，他就傻了。那些本子上的东西都是秘书写好的。后来我很快免掉他的工作，像这样的素质怎么行呢！”
王国良的强势可见一斑。
而王也自言，“刚进入太保的那三年，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真不知，这对于当时的分公司一把手而言，是福，还是祸？
不仅如此，王国良主政的前几年，太保壮士断腕，暴风骤雨式地推进业务整改。
“严格整顿机构网点，对保源不足、管理不善、连年亏损的机构网点坚决予以撤并”；“清理整顿保险中介机构，坚决停止与非法中介机构的业务往来”；“果断停办了一批质量差、风险高的业务，同时积极开发万能寿险、安居家财保险等有效益的产品”。
同时，1997年起，太保每年均花费不菲从全球再保险公司购买巨灾超赔保险，这使得太保的财务趋于稳健。例如1998年夏天，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太保的赔付额虽然高达6000万元，但是得益于该保险，太保能够从海外摊回了300万美元的分保。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亦因为购买巨灾超赔保险，太保独立支持了当地最大的一笔保险赔案。
不过，业务的整改的确从负面影响了太保的保费规模，1998年太保保费收入124。71亿元，比1997年有所下降，但是利润达到3。8亿元，比上年增长60％，成为当年保险行业的一匹“黑马”。
仅过3年左右，太保的面貌焕然一新。
2000年末，太保规模与利润比翼。这一年，保费收入达到了152。5亿元，同比增长22。06％，实现利润5。4亿元。其中资产收益率超过1。7％，资本回报率达26％。
不能否认，王国良的“强人政治”以及“快刀斩乱麻式”的改革，于危险之时拯救了太保。同样不能忽略的是，这样的做派后来亦成为太保精耕细作的桎梏。
例如，王国良“花费了和IPO一般的精力”，日后是非不断的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简称“太保学院”），居然是在一次饭局中谈及，并最终实施的。
言及太保学院，一个人就不能忽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号称“红顶商人”的尹衍梁。尹衍梁，1950年8月出生，祖籍山东日照。润泰早年以纺织业起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金融服务业开始对内外开放，而尹衍梁也正由此时涉足金融业。尹氏最为内地民众熟悉的就是，尹经与其老师南怀瑾商量之后设计的光华教育基金会，以及遍及全国30所重点大学的光华奖学金。1994年，尹衍梁捐赠1000万美元兴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997年，尹衍梁捐赠200万美元，参与兴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正是在与尹衍梁的饭局中，王与尹明确了投资教育一事。
不过，这并不能简单地断言，王就是一个莽撞之人。例如，王国良有三句话流传甚广，“保险公司不是冒险公司”，“每张保单都要出利润”，“稳健经营就是利润”。话虽然直白，但是却直击保险公司经营的要害。
对于太保学院的决策，或许只能说生性豪爽的王国良，还不完全懂得商业的圆滑与拒绝的艺术。2006年年初，其时的王国良已经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他坦言：“公司的第一代领导者已经不太适应了，需要腾出来给年轻人坐。”
其思路是，“为了防止出现大的人事波动，我们准备专门设一个‘高级专务系统’，不算领导班子成员，但工资一分钱不少他的，一直干到退休。这样即使多花1000万元的成本，年轻人形成的新竞争能力所创造的利润远高于他。”
不过，命运不再施予时间。这年8月2日，声言“搞保险的人也是经常准备跳黄浦江的”的王国良，从浦东的太保转任浦西的上海仪电控股集团，身隔一条黄浦江。当时震惊全国的上海社保案正如火如荼，外界“双规”传言沸沸扬扬，这成为王一生中最困难之时。
不过，王并不改其强人本色，回击称：“太保和福禧（投资）没有任何的经济关系”，不仅如此，“太保没有一分钱假账”。
困难之时，一些最熟悉的朋友、下属、客户纷纷电话至王国良家中问候，其中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当年的第一任秘书。风暴过后，所有的传言化为无形。王国良开始独守一份宁静，甚至买好宣纸，准备重操青年时的中文学业。
【注释】
（1）确定寿险产品的价格有四个重要因素，分别为预定利率、费用率、死亡率（健康保险为疾病发生率）和退保率。通俗而言，预定利率为保险公司提供给投保人或者消费者的回报率，预定利率越高，投保人获得的回报越大，但是相对的，保险公司则要承担更多的利率风险。
（2）2006年6月，新华人寿公开的股东信息显示，新华人寿股东分别是苏黎世、隆鑫集团、宝钢集团、亚创、东方集团、北亚、海南格林岛投资公司、神华公司等15家股东。
（3）AIG在台湾的寿险公司称为“南山人寿”。
（4）按照泰康筹备时候的分工，陈东升、任道德、徐徐主要负责人民银行审批的材料，寻找股东，落实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建设等，韩堃跑具体的联络和事务方面的事情。第二路是王恩韶、欧阳天娜、马云、郭德生，负责业务计划。陈东升主要精力是募股，招聘更是亲自过问。
（5）《保险管理暂行规定》（1996）第五条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办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在特定区域内开办业务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
（6）罗健：《永安保险二次创业》，《中国保险报》，1998年11月27日。
第六章 壳公司困局（2000）
2000年，借力投连险，平安步步紧逼，攻城拔寨；而竞争对手中国人寿连连败退，上海等多个重镇先后失手。
平安兵临城下，国寿内部则引发了一场要不要推投连险的大争论。对于饱受降息折磨的寿险行业而言，投资型保险好像一剂补药，不仅解“利差损”之毒，而且可于短时间做大资产管理规模。
不过，投资型保险却是一把双刃剑。一年之后，领跑的平安不得不自饮苦酒，并酿成一次危机。而国寿由于采取更为保守的分红险策略，侥幸躲过一劫。
这一年，成立逾一年的保监会四处“开机构”。4月25日、26日、28日，保监会上海、广州和北京办公室分别挂牌成立。到年末，保监会已在13个中心城市设立了办公室、办公处或特派员办事处。和保监会呼应，11月16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北京成立。时任人保总经理的唐运祥当选为首届协会会长。
这一年还有第一诞生。
6月16日，我国第一家保险经纪公司——江泰保险经纪在北京揭牌。之后，6月29日、7月26日，长城保险经纪和东大保险经纪分别在广州和上海成立。至年底，有30多家保险代理公司、5家保险经纪公司获准筹建。
不过，相当长的时间内，中介都未能成为主力军，更和其承担保险营销转型的期望相去甚远。保险中介的真正价值要等待一家名为“泛华”的中介公司上市，以及数家PE资本投资另外几家保险中介之后，才被市场于蓦然间发现。
10月，面对脚步声越来越近的WTO，保监会一口气批准了四张有“瑕疵”，只能合资的寿险牌照——民生人寿、东方人寿、生命人寿和恒安人寿。
围绕这四家公司，中国寿险市场又一次上演了激烈的资本暗战。东方人寿更因为深陷金融巨鳄德隆，至今尚未开业，几乎成为“牌照标本”；更使得坚持其中的职业经理人，“出师未捷身先死”。
与资本同舞的还有北京的同城“德比”兄弟，新华和泰康。8月30日，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向苏黎世保险公司、国际金融公司、日本明治生命保险公司等外资机构招募24。9％股份的协议在上海签署。
泰康不甘落后，11月21日，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宣布其海外募股落幕，海外股东包括瑞士丰泰人寿保险公司、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有限公司等，泰康人寿的资本金因此达到20亿元，超过新华的16亿元。
中资保险公司引入外资，表面“三得利”：资金、技术和公司治理。但是为话语权和分配权的博弈，可致三种可能结局：上局，众股平等，和谐治理；中局，一股独大，稳定向前；下局，祸起萧墙，纷争不断。
引入外资之后的泰康，取上中局；而同城的新华，却得下中局。颇有意趣的是，这两家同时开业公司之间的“德比”，跨过20世纪，至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才彻底分出高下——泰康胜出。
胜出的泰康，宛如小乔初嫁。
2008年，泰康挟2006、2007年A股市场的“暴利”，以雷霆万钧之气势，喊出了“越洋计划”，即规模上超过一直稳居第三的太平洋人寿，成为中国第三大的寿险公司。但是，功败垂成，2008年8月之时，年轻气盛的泰康却因为投资型产品的规模与结构失衡，而被监管部门“轻轻地”敲打。
年轻的投资型保险，对于中国保险行业而言，或许是饮鸩止渴。
投资型保险，饮鸩止渴？
1999年开始，面对降息之痛，以及巨额利差损，三大公司各自寻找突围方向。
不约而同地，三大公司都推出了“保险保障偏低，投资风险部分或者全部由投保人承担”的投资型产品，成为各家公司“上规模、冲保费”的利器。同是投资型产品，三巨头的偏好不同：国寿最保守，选择分红（1）；平安最激进，借助投连；太保则居于中游，启用万能。
不同的风险选择，亦选择了各自的命运。长远而言，这类产品，尤其是一次性缴费的趸缴产品，成为保险行业可持续增长的一剂毒药。
表6…1 投资型寿险产品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无一例外，投资型产品都以火爆开头。
2000年，太保开发了国内第一款万能寿险——“太平盛世·长发两全保险”，该产品以其缴费方便、保障灵活、投资保底等卖点，切中市场的需求，仅四个多月，保费收入就达5。3亿元。截至2006年，该万能账户累计资金已超过30亿，2006年平均结算利率达到6。5％。而参与开发首款万能险的陈尉华，后来成为党的十七大代表（2007年），上海金融系统的唯一奥运火炬手（2008年）。
但是，中庸的万能并不是最火爆的创新产品。
1999年10月，平安推出国内第一个投资连结保险，其热销情况一度让竞争对手中国人寿各省市场频频告急。
根据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的统计，从1999年起，平安（市场份额42％）就超过中国人寿（37％）成为上海市场的霸主。到2001年，中国人寿的份额更是惨跌至23％，而平安寿险的市场份额已经升为51％。
面对平安的压力，中国人寿何去何从？
中国人寿内部争论激烈。有亲历者称，当时任中国人寿产品开发部总经理李良温（李后来成为中国人寿主管精算和产品开发的副总经理），坚决反对推出投连险。
中国人寿产品开发部副总经理彰井泉曾吐露选择分红险的缘由：“1999年寿险经营形势严峻，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七次下调，保监会出台了寿险产品预定利率的规定，中国人寿也推出了系列保障型产品，但市场不认可。经过市场调研，中国人寿将产品创新的重点定位于分红保险。”
2000年年中，国寿个险渠道开卖第一款分红险——国寿千禧理财，拉开国寿著名的“分红险风暴”。其风头远远胜过了传统型的保险产品而成为新宠。
本质上，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将上一会计年度该类分红保险的可分配盈余，按一定的比例，以现金红利或增值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的一种保险。
全国市场看，2001年分红保险实现保费163。03亿元，占全年业务保费收入的46。57％。保监会亦专门点到：“寿险分红险产品已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再接再厉，2001年7月，国寿开发了银行渠道销售的国寿鸿泰两全分红保险，并于当年9月份推向市场。在到年底不满3个月的时间里，便成功实现保费收入49。4亿元的好成绩。
部分国寿分公司更是迭创神话。例如，山东省仅鸿泰产品一项就创下10天创收保费10。5亿元纪录，而经济相对落后，位于西部的陕西省也在短短的7天时间实现收入保费7。5亿元的奇迹。
事后统计，2002年上半年，国寿鸿泰实现保费收入340。8亿元，而当时中国人寿的全部保费收入不过733亿元，该险种实现的保费收入占公司全部保费收入比例接近一半，成为有据可查的销售最多的单一寿险产品之一。
国寿鸿泰的卖点突出，迎合了当时的市场需求——保本，免税（免交利息税），红利回报，上不封顶，保险保障（死亡风险保障），等等。
分红险极大地放大了国寿的规模。2002会计年度，中国人寿分红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共计人民币666。8亿元；截至2007年10月底，七成业务为分红险的中国人寿总资产已突破1。23万亿元，可运用投资资金已超过1万亿元。
继国寿鸿泰之后，中国人寿先后推出国寿鸿祥、国寿鸿鑫、国寿鸿瑞等系列分红保险，业内称之为国寿“鸿系列”。通过“鸿系列”分红保险，中国人寿一举扭转了节节败退的颓势，并小胜平安一筹。
从2001年下半年起，资本市场低迷、保险资金投资收益下降，误导行为终于导致投连险的退保风波，平安备受挫折。到2004年2月份，根据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的统计，在上海寿险市场上，中国人寿的份额重新上升为32。3％，平安降为28。75％。
不过，中国人寿并没有获得全胜。这批主要以五年期为主的分红险，将导致2007、2008年中国人寿面对最大的支付洪峰。
另外一面，分红险的分红难言满意。一位网友于网络上“晒”的数据称，2002年2月，该网友购买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应为“中国人寿”）营销员推荐“只赚不亏的好产品——